尚"气"、明"志"和凝于"神"--论韩、柳"古文"理论的实践品格

为文尚"气"古已有之,但"文气"在散文创作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至韩、柳等古文家出始广为人知.韩愈因"气盛言宜"而遍悟文体,将诗赋之情趣风神纳于应用文之中,创造出名为"古文"的各种成体的短篇散文.柳宗元主张"凡为文以神志为主",以"志"为气之帅,"神"为气之精,运用比喻和寓言写了大量书愤明志的杂文,以及不少令人读之悠然神远的山水游记.他们的"古文"创作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欧阳修与朝鲜朝正祖"文体反正"运动——以正祖与馆阁文人的接受情况为主

朝鲜朝正祖主张文章应做到"意顺"和"辞达",并试图掀起"文体反正"的文学运动以巩固其统治体制,同时还渴望朝鲜朝能够出现欧阳修似的人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公辙、洪奭周、金迈淳等馆阁文人大力提倡和推崇欧阳修的文章.朝鲜朝正祖时期的馆阁文人认为,欧阳修的文章是具有纠正世道功能的、最纯正文体的"治世之文",他们以欧阳修的文章为标准,主张文章应该突显风骨和风韵,而其关键则在于文章应修身养性以近于"道",使"道"的内容和内心的形象统一,进而达到"文道合一"的境界.     

文以明道的现实情怀:唐代韩柳古文论略

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唐代散文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韩、柳古文可以看作是隋唐五代散文的分水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一方面阐明了"道"的内涵,对事物的认识更富于独立精神,与现实相关联,使古文具有了活力;在"道"与文学性的关系问题上充分体现了他们文学家、思想家的观点和远见卓识,确立了文学的独立性。一方面他们主张"文以明道",但不否认文学自身的价值与美感,并在古文创作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感慨、不平之鸣。韩、柳在文体上的贡献对唐代古文和后世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勰“宗经”观念下的文学“通变”论

<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具有严密的体系性,"通变"论是全书的一条论文主线.刘勰从文体规格立论,提出了遵循文体名理和驰骋文变之术的原则和方法,同时他站在尊崇儒家经典的立场上,以经书为"群言之祖",故以"宗经"言"通变",本于经而求乎变."通变"以宗经法古为本,以革新创造为用.     

论李翱对古文文体的拓新

李翱作为韩愈的亲密盟友和唐代古文运动中的核心成员,用自己的创作实绩对古文文体的开拓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议论性质的"说""解""书",还是以记事为主的"志""录",李翱皆涉笔成文且求新求变。李翱于"经说"文和"寓说"文皆有佳篇,他的"解"与"志"则善于将议论与记事相融会进行变体,而创辟"书"体文和作为日记体的"录",尤能显出他不拘一格、勇于革新的精神。     

论中国古代"杂文"的文体特征

杂文名称内涵复杂,这不但表现在杂文之"杂"上,而且杂文之"文"也义域广泛.杂文从文类泛称到文体专称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使得其命名方式和分类特征都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矛盾和困惑.作为文体专称意义上的杂文是在宋明总集的编纂过程中定型的,基础是以唐宋八大家为主的古文杂文创作,而编选体例和文类设置上则与<文选>和<文心雕龙>有很深的渊源.中唐以降,古文中杂文在内容功能、语言风格、表现方式以及题目篇幅上都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     

从韩愈古文运动的失败看唐代骈文的文体地位

韩愈的古文改革,乃是一场对儒家精神进行重新建构的文化运动。但唐朝总体的时代文化和政治精神对这一思潮持消极态度,在唐人心目中,骈文已转化为一种时代文化的心理,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和稳定性。国家公文、科举取士,皆以骈文为本。凡此种种,皆使古文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事实上,经由六朝的全面振兴和初盛唐的进一步发展,骈文已充分显示出其作为一种文体不断充实发展、及时进行价值转换的优势,而在整个唐代长盛不衰。但从长远看,古文运动虽然"失败",但这种对骈文的文体霸权地位挑战的努力却始终存在。唐以后的中国散文史,即转化为古文与骈文此消彼长的历史。     

欧阳修双重文学观评议

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宗,曾领导北宋古文革新运动,取得了震烁古今的成就。无论是在创作实绩上,还是在理论主张上,都体现出大家气度,既受到当时士子的尊重,也博得后人的赞许。但是,考察欧阳修的文学主张,却发现它有相当的复杂性。对于不同的文体,欧阳修的创作态度、主张都不一样。最主要的是表现在他的诗文主张跟词学主张的殊异。本文即想对他在不同文体上所表现出来的迥异的文学观作一探讨。     

论韩柳之前的“古文”沿革

"古文"创作不始于韩、柳,"古文"论亦不始于韩、柳。韩柳之前的古文学家们提出的改革文体的理论,在有关新文体的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技巧等重大问题上,已有了逐渐明确的答案,对流行的骈体文作了较深刻、全面的批判和清理,为古文运动的深入发展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简论训诂的释与译

常有人将"训诂"理解为对古文的解释和翻译,即"释"与"译"。这种理解不能说是不对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把"释"与"译"等量齐观。事实上,训诂学的生命力在于"释"而不在于"译"。因为只有"释"能够使我们对古文理解到信、雅、达,即原汁原味地理解古人的文章。有时,"释"之著,本身就是一部优秀的古典文献,比如《水经注》。而这些,"译",是做不到的。     

论梁启超“文界革命”与汉语书面体系变革

面对科举中使用的八股文和颇具文学色彩的桐城派的古文,在"欧西文思"的启发下,梁启超提出了"文界革命"的主张。通过实践,"新文体"与现代报章相结合,注重"言文一致"的语言学命题,从而造就了一种适合于启蒙功用、具有开放精神和文体弹性的浅近、变异的文言书写方式,在近代以来汉语书面体系转换的进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清”是最上之物——明末清初“清言”散论

"清言"作为自先秦以降小品文形态之一,被称为是"小品中的小品"。从文体发展的角度讲,"清言"似可成为明末清初代表性文体之一。"清言"有双重要旨,一是"言",揭示了文体特质,一是"清",揭示了思想本质。王思任"清"是"最上之物"的论断,可以说是当时士人求"清"之典型心态。概而言之,"清"是明清之际士人追求的理想,"清"是晚明"清言"的主旨,"清"是作者的价值诉求,"清"决定了"清言"的审美底色。当然,"清"也有其局限。     

“义”“事”之别的历史美学探析

今、古文经学对孔子的定位不同,治学方法各异且各有长短。今文经学视孔子为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并据此将"六经"理解成孔子为实现政治理想而设计的蓝图,从中衍生出其治学方法论即"《春秋》重义不重事";古文经学则认孔子为史学家,以"述而不作"的态度和方法作"六经",撰《春秋》,缘此形成了古文经学重"事"亦即重"史",带有考据色彩的治学特点。至近代,今文经学兴盛,大有取代汉学之势。康有为进一步引申"《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春秋》在义不在事",其疑古学首先予古文经学以致命的否定;同时又对今文经学釜底抽薪,扮演了传统经学掘墓人的角色,对中国史学乃至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今""古"之争的焦点在于对待"义""事"的态度,"义""事"在历史学中即为史论与史实,中国传统经学"义""事"之分的治学特色与西方历史美学不无契合之处。     

古代文章"法古"思潮下的创变取向

古代文章一禀宗经法古之宗旨,但基于中国文化本身蕴涵的创新通变基因,历代文章家致力于文法创新.唐宋时期,主要着眼于文辞创新,韩愈明确提出"师其意不师其辞",要求创作时"惟陈言之务去";针对自铸伟辞所导致的艰深奥涩流弊,黄庭坚提出融化前人陈言的"点铁成金"之法.明清时期,文法理论由文辞创新转入篇章行文之法的求变,明代秦汉派对秦汉文章创作内在规律有所关注,唐宋派则师法偏重篇章布置之法的唐宋古文,唐顺之"本色论"从"心源"上寻求文法来源,在破除死法的同时也隐藏着师心自任的危险;清代则多以识量破死法,在熟稔古法的基础上,以异识卓见融古法于自我,在创作时实现我与法之间的融通无碍.     

“宫体”缘起考辨——兼论徐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史载徐"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但此"宫体",非宫体诗,而是广义的"宫体"之文。其一,从"徐庾体"可知徐的文学才华在文不在诗。其二,永明文体之"新变"既是诗又是文,可证徐"文体既别"不见得一定是诗。其三,梁武帝闻徐"宫体"而怒的原因,不在其为描摹女色之艳曲,因梁武帝本人就多有艳曲,而在其讲求音韵声律,在于"教命军书"之类文字以艳丽且局促音律出之,也可能"怒"以"宫体"在政治上的"立朋党"。因此,"宫体"起初之义为广义之"文",然后在萧纲的提倡下才是狭义之"诗",徐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儒、道哲学生态观之比较

儒、道对哲学生态问题有诸多相通之处,然其相异点也是明显的。从哲学生态本体观上说,儒家之根本点是"生","生"体现了儒家对生命本源性的理解;而道家则突出道的实在性、本原性和万物生成过程的自然性。从生态价值观上说,二者都认识到自然的价值,尊重自然的价值,然其相异之处在于:儒家主张"人为天下贵",人能"参天地,赞化育";强调"和谐",认为"万物并育"而"皆得其宜";主张"仁民爱物",强调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的原则处理人际关系。而道家则在自然为本的基础上看待自然的绝对价值,主张"与道合一"、"人与天一",强调"道法自然"。     

"宫体"缘起考辨——兼论徐擒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吏载徐摘"文体既刚,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但此"官体",非官体诗,而是广义的"宫体"之文.其一,从"徐度体"可知徐摛的文学才华在文不在诗.其二,永明文体之"新变"既是诗又是文,可证徐摘"文体既别"不见得一定是诗.其三,梁武帝闻徐摛"宫体"而怒的原因,不在其为描摹女色之艳曲,因梁武帝本人就多有艳曲,而在其讲求音韵声律,在于"教命军书"之类文字以艳丽且局促音律出之,也可能"怒"以"宫体"在政治上的"立朋党".因此,"宫体"起初之义为广义之"文",然后在萧纲的提倡下才是狭义之"诗",徐搞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刘宗周“慎独”说与经学相结合的思想

刘宗周提出"四书"、"六经"之道慎独而已的思想,把"慎独"说与经学结合起来.认为"人心有独体",主张读经书以求吾心,强调"六经"之教皆以阐发人心之蕴.其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不良的学风、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慎读修养,使人人从善去恶,以解救世道之弊.刘宗周批评了朱熹和王阳明不讲慎独的弊端,认为"四书"、"六经"之道即是慎独,把经学与慎独说结合起来,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特色.他融会经学、理学及心学,对宋明理学加以系统的总结和融会贯通,体现出其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孟子的“人禽之辨”、“圣我之辨”与人格价值

孟子首开先秦儒家重视"人禽之辨"的先河,他在继承和发展孔子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人禽之辨"突出强调人类的伦理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并且使人"最为天下贵也";进而在"圣我之辨"中,主张"圣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重新诠释了关于人类的最高的人格价值标准。千百年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成为激励人们不断实现道德升华的内在动力。     

"笙诗"性质的几种解说再辨析

<诗经>小雅中的六篇"笙诗",自汉代以来就有"有其义而亡其辞"说、"本无文辞"说以及汉代古文家之伪造说等多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有其义而亡其辞"说,虽是毛诗序之作者的杜撰,但其历经自汉至宋众多学者的反复增益,虽不可全信却也有其合理之处;宋人反复张扬的"本无文辞"说,因为与<诗经>作品命名的一般规律明显不符,其臆断之嫌也是一目了然的;汉代古文家之伪造篇名之说,也因为与<仪礼·乡饮酒礼><燕礼>明确记载了六篇"笙诗"名称的现实不符,所以,也难以取信.因此,"文辞亡逸"说才是真正的可信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