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自律演进与多向度发展--论徐复观、余英时"汉学"之争

徐复观和余英时对清代汉学具有明显不同的解释方向徐复观认为,清代汉学逃避对现实人生的责任,以"汉学"为名,攻击宋学,失去了儒学的根本生命,而且对近现代学术贻害甚烈,因而发愤研究两汉思想史,重塑汉代学术的精神面目.余英时则认为,清代汉学由"尊德性"转进到"道问学",代表了儒学智识主义的新阶段.他遵循其师钱穆晚年的学术方向,试图在儒学与现代科学之间找出通道,进献新解.徐复观和余英时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个案研究,在历史的平台上能见出高下;而从当代儒学的发展来看,皆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化的自觉,具有深切的现实感受,展示出儒学自律演进的内在生命机制.他们以儒学开进中人文精神与客观认知精神的不同方向,提示了当代新儒学在内部张力下多向度发展的可能性.     

北美汉学中国文论研究的文化批评视角

北美汉学的中国文论研究保持了一种比较宏阔的文化批评理论视野以及"新历史主义"的话语倾向。受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影响的汉学研究不再强调从文本中获取什么经验、启示和教训,更不像传统的批评方法那样去发掘文本中存在的道德镜鉴、政治得失,而是突出显示来自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启示,有意识地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加以交融汇通。     

误解的对话与汉学三期——解读“顾彬现象”的一种历史思路

以解释学的"理解就是误解的对话"理论来梳理西方汉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出"汉学三期说":传教期、译介期和批评期。在解释学的视野下,这三个时期,并不是一个编年断代史的划分,而是汉学对于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的历史逻辑的展开。在"汉学三期"背景下,具体地解读第三期代表人物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中国学界产生的"顾彬现象"。可以发现,基于解释学立场的汉学家顾彬,因为坚持他对中国文学的"偏见的批评",使他和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展示出西方汉学史空前的冲突张力,而顾彬则在当代中国文坛和媒体,成为了一个"西方批评"的符号。     

偏执的女性表达——从《大长今》看中国当代女性文学

《大长今》塑造的女性形象反映了一种新"女性价值观",相比之下,在对待爱情、传统文化、女性自身价值实现方面,中国女性文学的表达有些偏执,而超越这种"偏执"无疑是中国女性文学取得更大突破的必由之路。     

汉学文化理论:一个有待开发的学术领域——“汉学文化理论研究栏目”代序

新世纪以来有两股强劲的学术新潮:一是文化理论研究,二是国际汉学研究,它们各擅胜场,各有读者,但彼此少有沟通,这对于两者来说,都将是莫大的损失。本文以汉学之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和他者为例,试图证明,汉学与文化理论具有本质性的联系,或者说,汉学天生就是一种文化理论。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以及必然跟进的中国文化的全球化,汉学家的目光将扫荡中国文化资源的方方面面,以解决当代文化理论的种种疑难,那时汉学将是全方位、全时间的文化理论。目前我们需要沟通汉学和文化理论,开辟"汉学文化理论"这样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错位的尴尬——美国汉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汉学心态"

美国汉学源于欧洲汉学传统,虽然没有深厚的根源,却在1950年之后发展出自身注重文本解读、资料和理论阐发的特点.一部分华裔学者将这种美国汉学的特点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得出了一些具有解构性和颠覆性的观点,对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冲击.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与美国汉学在学术中立、如何对待传统、现代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错位,需要我们对其中的得失进行认真反思.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汉学和汉学研究

汉学是国外学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门独特的学科 ,而汉学研究则是中国学者对汉学成果进行再研究的反馈行为。二者都是在跨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而应具有自觉的比较文化视野。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 ,由于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 ,汉学、汉学研究、比较文学这三个原来互不相关的学术领域正在不断地靠拢 ,相互借鉴 ,并将为新世纪的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考

虽然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一语为中国文史学界熟知,但却是"耳熟"而不"能详",甚至出现一些不正确说法。在陈垣自己并未留下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借助北大国学门的相关记载,可推断出陈垣此一言论,当出自1923年9月30日下午1时于"城南龙树寺之抱冰堂"召开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一次恳亲会谈话。这一出处的确定,为研究中国文史研究在1920年代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西方汉学研究——以鲁惟一为个案的考察

西方汉学经历了从传统汉学到当代中国学的转变。考察这种转变,必须将西方汉学置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做出客观的、理性的评价。鲁惟一是西方著名的秦汉史研究专家和简牍学家,是英国传统汉学的代表性学者,是西方汉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为西方汉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鲁惟一的学问,既有其鲜明的个性特色,也深刻地打上了时代烙印。当今西方汉学,出现了传统汉学和当代中国学合流的趋势,要引起重视并注意保持警惕。     

德克·卜德与中国文化

德克·卜德是美国汉学摆脱欧洲汉学的影响,谋求独立发展时期的著名汉学家,一生与中国结缘,而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又有别于他所处时代的西方整体。其汉学研究著述多达一百余篇(部),从中可以见出20世纪美国汉学研究领域及其方法的整体变化,其中所表述的不少观点至今仍然是国际汉学界关于中国文化的经典看法。     

1949年以来传教士与汉学研究评述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最早步入全球化进程的是宗教。基督宗教四次来华,在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历程中,传教士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和认识而形成的"汉学",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图像"的构建、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中国人的自省认识至关重要。文章从四个方面,即汉籍研究与中学西传、西学东渐与社会变迁、传教士汉学著述、传教士汉学家为主题,对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对传教士与汉学之间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概述。     

宋元明经学的兴起与治经旨趣

宋元明经学或曰宋学的兴起,是经学史上一大标志性事件。宋学批评和否定汉学,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是深入经典内部进行的经学变革。宋儒治经的重心,既在"依经立义",又坚持"以理义去推索",以便进达"圣贤藩墙",凸显了道统论意义的经学主旨。宋明诸儒虽多自出"新义",但实际也吸收了汉学的成果,是"尊经"而重道,为完善经典体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体现了所在时代的经学发展水平。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

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异质文化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在汉学发展史上,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是两种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而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以上这两种汉学形态既在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己,又在日趋融合中创造着能够融通两种模式的汉学形态,这就是21世纪汉学发展的前景。     

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汉学主义概念的出现与汉学或中国学以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有关,因为中西现存的少数涉及该词语的资料都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征,认为它是汉学研究中的一种东方主义形式。因此,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和汉学都有关联。这种双重关系必然会导致两个问题:汉学主义是等同于或者近似于汉学或中国学的一种形式,汉学主义是另一种东方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汉学主义不是汉学,也不是东方主义或其他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汉学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带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范畴,是关于知识生产的研究。确切地说,汉学主义是对相对于西方和世界的中国及其文明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批判性研究。     

当异质性冲击成为历史——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学曾对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但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便捷和频繁,汉学的异质性力量已经衰减,有必要在学术逻辑的层面上对其进行客观检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起,是汉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而它在国内引发的学术焦虑.则与20世纪末中国的文化反思和学术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尽管在今天看来,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追随西方学术热点、受制流行理论之嫌,但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仍显示了活跃的学术创造力,而且它与国内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我们面对的学术新传统的一部分.     

美国汉学界区域史、地方史研究的兴起——以学术地缘化研究为例

随着世界近代体系的形成,西方学界普遍兴起运用民族国家等概念和地方性经验来分析社会构成和历史发展特色。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反对以往的"欧洲中心论",尝试进入中国的细部,从而使区域史、地方史研究开始流行。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来看,普世性原则与文化相对论一直是纠缠不清的两极,而海外汉学始终不得不在这两极间寻求危险的平衡,毕竟西方的理论框架进入中国研究中既有它可资借鉴之处,又可能会产生隔靴搔痒、挂一漏万的尴尬。"学术地缘化研究"现象在思想文化研究中的利弊得失,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研究的复杂性并促使我们对引进海外汉学成果时的态度进行深刻反思。     

俄国汉学家B.M.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

俄国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瓦·米·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51)是前苏联汉学的重要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研究首先建立在其卓越的比较文化思想之上。他指出东方的心灵也是我们的心灵。人类共同的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创造着共同的文化,它们乃是世界性的思想的一部分,"在欧洲的诗学中间,也有着中国诗学的地位。"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中国文化、文学视为世界文化、文学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而奠定其破除欧洲中心论、尊重中国历史文化独特性的汉学研究立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研究建立在自己对中国文化多年的实际考察、译介实践的真知基础之上的,从而形成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其发展特征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阿列克谢耶夫不仅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步独特性的独到见解,而且具有难能可贵的虚心探索的精神。     

西方汉学著作对中国版图的误解与曲解

西方国家经常在中国边疆、边界问题上寻衅滋事,这与西方汉学著作在西方构建的中国版图形象密切相关。这些汉学著作囿于客观局限和主观偏见,对中国版图的描述存在诸多误解和曲解。西方汉学著作在误解传承的基础上演绎出"中国本部"一词,用以指代明朝中后期行省管辖的区域,继而又从西方殖民者的角度,套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曲解"中国本部"与中国其他疆域的关系,在西方刻意塑造了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的中国版图形象。由于缺乏来自中国学界客观有力的批驳,致使这些错误观念在国际上广泛流传,对中国领土、疆域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因此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一方面,中国学者应促进相关学术成果国际化,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疆域的正确信息,批驳和纠正西方先前的错误观念;另一方面,还应揭露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性,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观念的合理因素,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     

略论美国汉学的成功之道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

20世纪初的美国汉学,还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到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已成为汉学重镇,发展到今天更是世界汉学引领者。美国汉学之所以能够由蛮荒之地发展为无可否认的世界汉学重镇,与基于现实需要转变汉学模式、雄厚资金的注入及其合理利用、重视知识移民所带来的汉学知识及方法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汉学的这些成功经验和举措,对于今天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深刻而现实的启示意义。     

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

西方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今天,讨论这样的冲击必须首先追问:我们所讨论的对象在西方学术话语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作为中国学人的我们,在面对这些"异质"话语之时,又该持有怎样的心态.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最终保证中外学术对话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