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多民族社区族群关系模式探析——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基于对湘西多个土家族、苗族、汉族多民族聚居区、多元文化区的田野调查,来总结和归纳我国多民族社区族群文化互动与族际关系模式及其走向.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的文化互动与族群关系表现为"和谐与共生"、"竞争与冲突"并存的多维族际关系模式.同时,基于汉文化和汉族在两族文化互动和族群关系中的独特作用,对湘西族群关系从"团体多元主义"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走向作了展望.     

滇藏川毗连地区族际文化互动的空间特性研究

族际文化交往的空间特性分析是认识滇藏川毗连地区这一多民族交错聚居区文化互动历程的一个全新而重要的视角。在梳理区内族际文化交往事例的基础上,从地理空间层面分析此区域内族际文化的互动发展,并概括出该地区交往空间的特性,包括交往空间的时空分异性、同一空间内多条文化带的叠加和文化因子传播的地域差异性,进而通过对地理环境因素的分析初步阐释这些空间特性的形成及其与这一地区特定地理环境间的耦合机理,完善了滇藏川毗连地区族际文化互动的空间层面的研究。     

明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发展策略

明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背倚明王朝,采取开放的、吸纳周围多元文化的态度来统治多民族交错的滇西北。纳西族历史发展的脉络,多元文化在丽江纳西族地区的相互影响、融合以及传播,在我国的民族发展史上留下了卓有特色的一页     

少数民族聚居区双语传播发展研究--以媒介情地论为分析视野?

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传播是事关民族身份认知、文化认同以及中华民族生态多样性的重要实践。以媒介情地论为理论基础,将情感嵌入空间、时间、社会维度作为分析路径,考察双语传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情况,指导当前双语传播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实现双语传播的有效达到,目的是增进少数民族聚居区多元民族文化繁荣稳定。     

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视界中的族际交往

新疆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对其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深入访谈,揭示了少数民族大学生族际交往的现状及其对族际交往影响因素的态度,从而为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参考。在他们看来,民族属性不是影响因素,他们很乐意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同学交往,但是由于环境、宗教等原因的影响,在族际婚恋的问题上则比较谨慎。他们积极支持有利于族际交往的各种措施,反对不利于族际交往的阻碍因素。     

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具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     

齐齐哈尔地区蒙古族、朝鲜族和达斡尔族网络语言使用状况调查

通过对齐齐哈尔地区蒙古族、朝鲜族和达斡尔族网络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了解这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网络传播的现状和网络语言的使用状况,通过对比分析找出网络媒介使用存在的相关性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思路与对策.     

论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育已势在必行

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育 ,是提高民族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开展双语教育 ,是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是实施多元文化教育 ,保存与传递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必要手段 ,是少数民族地域分布的客观要求。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教育 ;重视族际语汉语的学习 ;开展双语教育已势在必行     

民族特点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民族地区经济的起飞、改变落后面貌，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然而总的来看，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尚处于低层次状态。如何发展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广大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对民族自身的特点和商品经济发展关系的讨论却极为鲜见。显然，民族特点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直接而显著的。所以，研究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研究少数民族的特点。贵州少数民族的特点少数民族的特点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传统、民族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是民族特点的…     

西北少数民族的族际交流

族际交流有多种表现形式 ,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各民族之间的族际交流以一种或多种形式显现着。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 ,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也在进行着调整。在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调整当中 ,一个十分显著的要素就是族际交流加强了。西北少数民族的族际交流突破了以往的空间和时间的界线 ,无论在内容和形式、广度和深度、频度和强度方面 ,还是在互动的维度和互动的情境与方式方面 ,都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本文通过对西北地区的回族、撒拉族、藏族等民族个案的研究 ,探讨了西北各民族族际交流的形式与族际交流过程中的文化涵化现象。     

苗疆边墙与清代湘西民族事务的深层对话

本文把清代苗疆边墙放在明清数百年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对话中详加检讨,形成一个对今天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基本结论:与明代边墙不一样,清代边墙已不再纯粹是一道军事工程,而是国家为解决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族矛盾,在长期的民族政策对话中实现的一项民族制度创新;它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是基于军事安全基础之上的,国家权力在多民族社区的成功运作,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对多民族社区的近代化重构目的。     

明清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的分布与变迁

在明代及清初,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分布存在土蛮集中分布的土司区和汉蛮杂居区两大区域;土司区内民族构成中土蛮占绝大多数,汉蛮杂居区内汉人、土蛮间比例几乎相等。清代改土归流后,部分土蛮人口外迁,同时又接纳大量的汉、苗等族流民,形成土蛮大分散小聚居分布,汉、苗等兄弟民族插花般镶嵌分布的格局;民族构成转变为以汉族人居多、以土蛮为少数民族主体的构成格局。明清时期导致该地区民族分布与构成及其变化的因素有自然和人文两方面,自然因素提供变化的可能,人为因素决定变化的方向。当前该地区的发展还得多从人文方面着手。     

家西蕃及其春节习俗--关于民俗变异、融合的思考

通过对青海河湟地区的家西蕃人春节习俗进行实地考察 ,可以看出边缘文化背景下杂居村落中习俗文化变异及融合的某种规律 ,即融合是杂居社区中不同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     

历史上河湟地区回汉民族的社会交往

历史上由于河湟地区回汉民族在居住空间上的杂居特点，因而使回汉两族在文化、经济等方面有着广泛的交流。从而使回汉民族不仅在思想文化上有许多共通之处，而且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形成了一种比较亲密的主流关系。回汉关系是我国民族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族际关系。探讨这一关系形成的原因及特点，不仅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稳定边疆，而且对各民族共同发展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红二、六军团长征期间民族工作述略

红二、六军团（1936年7月改称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西南、西北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所到之处,广泛开展民族工作,宣传民族团结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和歧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加强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执行严格的群众纪律,切实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得到了各族人民的理解、欢迎和支持,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     

20世纪上半叶西南多民族杂居区域的农业改良--以新桂系与广西农业改良为释例

本文以20世纪上半叶新桂系在广西这个多民族的杂居区域推行的农业改良为研究对象,分别论述了新桂系的各项改良举措对广西各族农业经济的影响,从宏观上揭示出这场农业改良的得与失,并从中归纳出对现今各族农业发展的若干条历史经验.     

宗教与少数民族自我发展

我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各种宗教源远流长,西部各少数民族大都信仰宗教,如何克服宗教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是宗教改革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湖南杂散居区城市民族关系影响因素探析

本文对湖南民族关系,特别是城市民族关系的不和谐因素作了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归纳了调节当前民族关系应该注意的问题.     

"打工"生产方式对中、东部散杂居地区的影响--以山界回族乡民族村、司前镇左溪村为例

"打工"已成为中、东部散杂居地区重要的生产方式,人们脱贫致富的基本手段,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本文以湖南隆回山界回族乡民族村、浙江温州泰顺县司前镇左溪村为例,分析了"打工"生产方式对中、东部散杂居地区的影响,研究了打工生产方式影响下中、东部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提出了促进中、东部散杂居地区发展的建议.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