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仁者得位”思想发微

关于"德性"与"位"的关系,孔子主要强调德性修养对"位"的前提性和先决性。孟子的"仁者得位"的政治主张则认为,由于"德性"与"位"的关系只是一种应然而非必然的关系,"德性"修养也即"内圣"并不必然开出"位"的"外王"实践。因此,在孟子"仁者得位"的理论架构中,对德行修养的关注让位于对"位"的重视,"位"成为德性修养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德性修养自我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方式和途径。进一步看,孟子认为,要实现"仁者得位"这一理境,唯有"王"位才是最根本的方式和手段。而"内圣"与"外王"的高度统一成为孟子"仁者得位"思想的理想之境。     

落实“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搞好“以德治校”

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本文试图通过对"以德治国"基本方略提出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的论述,探讨高校如何抓好以德治党、以德治师、以德育人,从而更好地用"以德治国"的思想搞好以德治校.     

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到以德治校的思考

加快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需要德治和法治紧密结合，需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 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对于高等学校而言，加强以德治校和以德育人，将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的完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从以天论德看儒家道德的宗教作用

现在很多学者均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儒学不是典型的宗教,却有着宗教的作用。儒学之所以有如此奇特的现象,奥秘在于儒学有一个独特的天论传统。自西周初期统治者为寻求政治合法性而“以德论天”以来,春秋战国之际的天仍然具有伦理宗教的余韵,当儒家沿着思维的惯性“以天论德”即将道德的终极根源推给上天之后,其道德便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宗教的色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宗教性是通过儒家心性之学中仁性一层实现的,将仁性的根源归给上天,仁性因为天的超越性而赋予了类似宗教的作用和力量,具有了强大的动能,进而保证理性自身就是实践的。     

论“以德治党”

"以德治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之中虽未曾明确提出过,但在中共党的领导人从严治党的论述中已包含着这一思想.可以从其存在的必然性、内在结构、与法的关系等诸方面,认识这一思想.     

试论思孟学派的“性—天思想”模式

"性天思想"是一个以"天—命—性—道—教"为心性论基调的思想模式,重点在"性"与"天"。它所要讲的是"性"的起源,所要解释的,是心性问题,以及如何"存养省察"的修养功夫。它系统地解释了宇宙道德生命是上天降命、赋予人性而衍化的原理。人们通过诚、敬之道,尽心、知性、知天,而能以天之德为法则,致力于使道德生命与"天"合而为一,达到形上与形下的超越性统合,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人人成圣成贤的社会终极目标。这也是思孟学派建构道德圆满形态之理想社会的重要实践途径。     

关于“以德治国”的党建思考

在当代,"以德治国"的重心在于"以德治党".推行"以德治党",要加强党员干部的严格自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当前干部选任方式,坚决反对腐败.     

论唐代取士中的“文”、“德”道路之争

唐代代宗宝应二年 ,科举制度出现了向孝廉举回归的现象。唐代孝廉举来源于汉代的孝廉举 ,在唐代还表现为制举的形式。唐代孝廉举的出现原因在于科举中的以文取士方向在中唐后受到士大夫的普遍怀疑 ,而以德取士方针被重新认可并融入具体操作方式中 ,但这必然是短暂的 ,从长远来看 ,以文取士与以德取士必将融合     

从孟子的“义利之辨”看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传承孟子“义利之辨”思想,推进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应注重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确立义在利先、舍利取义的义利理念;处理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处理好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为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筑牢双重防线;处理好工作、学习与生活的关系,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试论以德治党与依法执政

以德治党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依法执政是共产党领导方略和执政方略的完善和发展。     

“爵”“齿”的抑扬：儒家礼法秩序的两难境地——以孟子与晚明管志道为例

先秦儒家在界定社会活动的秩序原则时构造了爵位、年齿、德行三个衡量标准,即三达尊。孟子首次阐释了三者统一且共存的交互关系,但同时赋予其不同的管辖范围,从而为其适用于差异化的礼法情境辩护,并基于分封制的状况对这一连续体构造了分权与抗衡的逻辑,意在防止统摄性权力的出现,通过反对爵权独尊而护卫德权、齿权。晚明思想家管志道针对政治秩序和社会道德的衰败,意图以自身方式重构孟子的学说,高扬了爵的重要性,有意将“道统”从政教分离的“儒者之学”恢复到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提出“君师道合”的主张,并在地方社会树立应有的身份制度。这种看似守旧的理学观点,实则是对科举异化后身份制度的反思调和：一方面提倡对不同层次的人应行不同方式之教化;另一方面则顺应了平民社会发展的趋势,彰显了公共理论的突破。孟、管两人的观点,恰恰是周秦之变格局下儒家的两个互补面向,这种在经典与王朝、圣人与帝王之权威的摇摆不定,构成了新旧儒学的两难。     

“友道”的精神呈现——孟子“知人论世”说的新探讨

孟子"知人论世"说蕴含着深广的文化元素和思想底蕴,充分彰显了先秦文化中的"友道"精神.通过对孟子"知人论世"的论析,可以看出孟子处理诗学问题的具体理论和操作方法既沿袭了先秦文化系统内部的历史性与脉络性,又与个人的学术理念,特别是与其"性善说"密切相关,从而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问题域和独创性.这也说明今人以纯文学化的"诗学"观念去解读"经学化"的诗学关键词,往往淡忘或遮蔽了这些诗学观念里面所蕴涵的丰厚的思想资源,故此应该将两大阐释进路(纯诗学进路、经学化进路)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这将是一种既富于历史厚重感又极具现代性色泽的阐释路径.     

以德行政:对官僚制的超越

江泽民同志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以德治国",具体落实到公共行政中,就是以德行政.以德行政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模式,我们把它称作为服务行政,它将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以德行政"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使我们找到了超越官僚制的出路.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努力构建以德行政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模式.在构建以德行政的公共行政模式的过程中,公共权力的道德化是最为基本的内容.而做到这一点,又需要通过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建设,通过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观念的重塑,才能取得积极的成效.     

孟子“仁义”伦理思想略论

从孟子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看,性善论、仁政思想、义利观和道德修养论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这几个方面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以“内圣外王”为主线,以道德修养论为实现“内圣”的基本路径,以仁政为实现“外王”的方略,突显“仁义”伦理的思想特质,构建了一个系统性很强的思想理论体系。     

以德为本:孟子"和合"思想的特质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之一,可以理解为事物和谐、协调、平衡发展的状态.孟子学说中包含丰富的"和合"思想,可以概括为"天人和合""身心和合"和"人伦和合"."天人和合"是通过对天赋之德的体认,而达到的天人融洽之境;"身心和合"是将本心贯注于身,而达到的身心融贯之境;"人伦和合"是将内在之德扩充至社会人生,而达到的人伦和睦之境.孟子"和合"思想的特点是以德为枢纽,贯彻天人、身心和人伦各个方面.     

孟子与“孔孟之道”的形成

“孔孟之道”作为强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最具象征意义的精神价值。作为固定说法，“孔孟”最早见于东汉马融的《长笛赋》,“孔孟之道”最早见于《二程集》。孟子为“孔孟之道”做出了四大贡献：一是温故知新，重在“仁”的发挥；二是推陈出新，重在“仁义”的发展；三是破旧立新，重在性善论、养浩然之气、孔子作《春秋》、距杨墨的发明；四是综合创新，重在道统论的发端。孟子以继承、创新的方式推进并发展孔子之道与“孔孟之道”,汉唐时期得到司马迁、扬雄、赵岐、韩愈、皮日休等思想家的推崇。唐宋后的孟子升格运动包括孟子其人圣人化、《孟子》其书圣经化、孟子故里圣地化的具体内涵，同时将“孔孟之道”置入文庙祭祀、科举教育两个系统。“孔孟之道”的精神内涵是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是人文主义的内在超越，将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守成主义集于一身，契合当代社会的人文文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孟子的“仁政”思想

“仁政”是孟子政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仁政”思想非常丰富。“仁政”思想的提出反映了孟子制止野蛮战争和暴政、追求安定社会的美好愿望;虽有空想成分,但其进步性也是不容否认的。     

高等院校以德育人论要

以德育人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高校要贯彻德育为首的方针,抓住以德育人的关键环节,构建新时期以德育人的工作格局、工作平台、运行机制,将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任务落到实处。     

从《孟子正义》看焦循的义理之学

焦循对汉学名之为"考据学"特别反感,多次指陈"考据"之无据,认为纯粹的考据只能被视之为"补苴掇拾"之学,务碎琐,难识大体。基于这样的认识,焦循返躬自身,尝试以义理之学去弥补汉学的不足。文章以《孟子正义》为焦点,从义理学之途径、义理之学的旨归、义理之学的局限等角度,对焦循的义理之学做个较为客观的观照。     

"以德行政"关键在于培养契约精神--读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

张康之教授在《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中从对官僚制的人文救治立场出发,提出"以德行政"的主张,具有深远意义。但对于如何实现"以德行政",没有作深入展开,在当前的条件下,实现"以德行政"的关键在于契约精神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