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分权与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的治理

中国式分权是指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下,对地方事务拥有较大的行政权力,同时这种权力又受到上级政府的约束与控制,体现着一种垂直方向的强有力的控制.它与西方的分权制度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激励结构的差异.本文通过对中国式分权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自洽的制度分析框架,并在此视角内探讨了导致中国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的原因,给出了相关的治理措施.     

结构性嵌入: 下派干部扶贫的制度演进与实践逻辑——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扶贫实践为例

当前对扶贫干部问题的研究多聚焦于村庄截面,未考虑对基层政府的嵌入及其关系互动。文章基于凉山扶贫实践和政策分析提出：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变迁是由单维嵌入向结构性嵌入的演进。国家通过建构定点扶贫（“条－块”）、对口帮扶（“块－块”）、综合帮扶（“面－块”）等扶贫模式以及挂职扶贫、驻村扶贫、包联式扶贫等实践机制,实现了扶贫力量在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中的“反科层制”嵌入。嵌入性机制与本土结构的耦合协同,缓解了压力型体制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促进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整合和文明建设,但也会诱致权力惰性替代、村庄自治性消解、村民自主性弱化等负效应。同时,囿于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条件制约,嵌入性机制还面临协调困境、责任困境和效率困境。后精准扶贫时期,应结合国家战略衔接,推动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创新;结合系统协同性,推动下派干部扶贫体系机制优化;结合贫困治理“在地化”,“寓扶于育”,推进“本地人的建设”。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政治生态分析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实践,缘起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取得了长足发展,充分显现出自身的优越性.同时,由于中国区域治理处于发展阶段,决定了它本身尚有不足之处,存在诸多问题.针对当代中国区域治理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政治生态加以改善.首先,以立法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现有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格局,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职能关系法律化和制度化.其次,通过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间关系,减少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过多行政干预,为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提供法治环境.再次,进一步完善公民社会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促使正在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以及非政府组织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最后,探寻区域公共治理中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途径,实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科学化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优化结合.     

中央、地方与社会：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

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上,西方传统重权力横向分立,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分立;中国传统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此种中国传统之形成,与历史上早期中国的规模就已非常巨大有关;因国家规模巨大,在治理上不得不分出中央、地方与社会三个层面,因而不得不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治理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处理和协调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应对三者之间的冲突问题。与这种治理传统相对应,中国治理研究也有一种理论视角,就是以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为理论分析的主线,发展解释理论或提出国家体制改革方案。这种理论视角已成为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思想传统,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理论流派,从历史上一直延续到当代。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思考--从国家权力看我国国家结构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是一个国家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基础,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本文试图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来划分和分析国家结构及其本质特征.结合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可以看出,我国国家结构与典型单一制或联邦制都有很大区别.我国在本质上是单一制,不过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可称之为复合式单一制.准确地把握我国国家结构的本质和特色,对于我们更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指导性案例制度形成中的权力互动机理研究

伴随着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实施,中国司法场域中的案例指导行为如火如荼.制度形成及其影响力发挥的关键在于制度形成背后的权力主体及其权力关系,其中权力主体及其分布关系到制度内部的权利义务结构和制度运行的逻辑,而权力关系及其配置则关系着制度的运行机理与效能.从司法判例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它受到来自国家、地方与社会三方主体及其力量的影响,这些权力主体及其权力关系不仅影响制度的实施效果,也推动着制度从略带松散型悄然走向严整规范型.     

调适性治理：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制度逻辑

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作为一项保障地方政策权力规范运作的党内监督制度形式,在强化中央政策统一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扮演关键角色。本文尝试从中国政党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中提出一个“调适性治理”理论框架,用以分析与解释当前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现象及其实践,包括由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常规治理与动员治理、技术治理与政治治理共同形塑的制度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机制互动与深层次制度逻辑。调适性治理的稳定存在与机制生产既是法规部门组织结构及其所处制度环境,以及对环境不断适应与塑造的产物,也是法规部门保持工作灵活变通与政治能动,缓解治理紧张所导致的结果。这可以从工作通报、审查标准、指导案例、问题处理等制度调适过程得到具体呈现。然而,调适性治理在为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带来有效性的同时,也存在目标替代、制度变通、政治偏好、法治张力等制度局限。这为我们全面客观评价调适性治理的制度过程及其对地方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影响提供了资源。     

美国联邦与州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启示

美国联邦的权力在与其各州权力的对抗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出现集权化的趋势.这种依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发展二者关系的历史进程,对于我们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认真研究和把握中国现实情况,在不断巩固和加强中央权威的同时,循序渐进地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营造出健康协调、良性互动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试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发展与演进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划分及其引起的财力财权的划分.财权是政治权力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财政制度也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与变革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多个角度、相互配套的综合性改革.     

地方法制研究的理论框架

地方法制的研究正在展开,地方法制相关理论需要加强研究.目前可以从四个视角来认识地方法制建设:中央与地方视角,突出地方作为法治国家组成部分的基础性地位;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视角,强调在立法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地方法制建设在新历史阶段的战略性角色:领导与合作视角,是对上级与下级视角的一种改造,强调中央在实现治理方式转型中对地方的依赖与互动关系;普遍与特殊视角,强调地方在遵守中央统一规范的同时,承担制度创新的使命.     

基层治理新格局中的界面化整合与机制探析

技术嵌入治理不仅改变了效率,而且影响了结构。作为科层结构中的夹层,界面是技术整合与制度整合有效叠加的治理新平台。从权力、资源与认同三个维度来建构界面治理的分析框架,从治理整合的流变分析界面化整合的特征,发现治理界面能够有效整合纵横部门权力、强化资源利用效率以及提升受众的治理认同。实践中的治理界面因其权力的可视化机制、资源的菜单化机制以及认同的精准化机制,实现了治理中的有效整合,成为技术嵌入治理的关键场域。     

集权与分权的均衡:国家管理模式的机制创新

合理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是大国治理的根本问题.作为体现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两种基本形态,单一制和联邦制具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和不足,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国家管理模式.在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持续的改革,但仍存在着高度集权、权责不明晰、差异性分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推进我国国家管理模式创新,应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分权格局、适度扩大地方分权、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推进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走向法治化.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这一视角,考察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实践,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3个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案例,来把握以公共参与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参与对于地方政府改革和治理创新的重要作用.通过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使公众参与地方治理的过程实现程序化、常态化的目标,对于推动我国基层治理创新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压力即动力：纵向权力关系与地方政府回应性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基础,回应性政府的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方式之一,在地方治理实践中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既有研究多是对政府回应性的“社会中心论”解释,亟需进一步从国家中心论视角考察政府内部纵向权力关系如何影响政府回应性。从“诉求—回应”政民互动过程的“输出端”入手,基于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的海量政民互动数据,考察纵向权力关系的回应性生产机制,可以发现下级政府在回应上级政府转交的诉求时回应质量更优,上级权威、回访、考核、激励等制度因素是纵向权力关系促进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关键动力。     

从弹性化走向刚性化：压力型体制运作变化的表现、影响与优化

压力型体制从弹性化走向刚性化的运作变化是对随着当代政治实践发展而衍生的新的地方政府运作特征的总结概括,它的变化集中体现为运作过程技术化、硬性指标过密化、考核方式综合化和监督问责跨级化。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是中央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产物,职责同构、属地管理、党政体制和政治伦理作为支撑结构构成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生成的具体实践进路。尽管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有利于增强上级组织动员能力、提升基层治理规范程度、提高基层政策执行成效,但是这一变化也导致乡镇权责失衡不断加重、拼凑应对逻辑日益盛行、干部避责行为滋生蔓延。对此,需要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目标引领下,构建"常规事情常规做""、上级责任上级担"与"公共事务公共督"的优化路径,不断调试横向党政关系、纵向府际关系与外部政社关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继续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转变。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四个人群:乡村基层干部、财富型能人、知识型能人、地方拳头势力,此四个群体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塑造出不同的乡村类型;但其共同的"四种人结构"是稳定的,而且其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点,即乡村社会权力的离散化和公共权威的虚拟化.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已深陷于"权力异化"的处境,并且失去了自我塑造公共权威的能力,"整合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核心话题;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乡绅治理"方式予以实现,而更加依靠宏观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完善.     

论我国特别行政区政府权力配置体系的特殊性及其启示

特别行政区自回归后保持了繁荣与稳定,通过对特别行政区政府权力配置体系的透视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政府之间是一种新型中央一地方府际关系,这种和谐关系的原因是在"一国两制"下中央政府赋予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高度自治权.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权力配置上的特殊性,试图总结出在特殊环境背景下的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治理的多元化格局的规律和趋势,从而为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探寻出一些新的思路与走向.     

当代中国国家权力纵向配置:制度困境与变革思路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涉及一国权力配置的原则、制度、方式等一系列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所呈现的不规范性、非制度化,迫切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找到中央与地方间集权、分权的合理均衡点,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民主、高效、充满活力的国家权力纵向配置体系。     

权力结构与权力制衡：新时期中国政府优化公共权力结构的政策理路

从公共权力的嵌入性结构和实体性结构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决策和执行权与监督权力、中央与地方权力、政府职能与政府部门的失衡是清晰可见的。实现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的制度均衡、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的制度均衡、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和制约、实现政府职能与政府机构职能的契合、构建新型的政府实体性权力结构是应对权力失衡的政策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