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辩证关系

近几年来,我国民族理论界,学术空气十分活跃,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其中围绕民族问题及其实质,许多同志发表了很好的见解。长时期以来,在我国有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即一种不分时间地点和条件的笼统含混的提法,被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广为流传,遗害不浅。但当人们批判了这种错误提法之后,有的同志又因噎废食,在分析阶级社会里的民族问题时,根本不敢触及它与阶级问题的关系,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如何正确认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辩证关系;如何看待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本文想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教于同志们。     

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

"族群"与"民族"一样,很难进行准确定义.但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该如何认识、如何评价的重大问题.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本身就属于"政治"的范畴;将民族问题"政治化"或"去政治化",都是一种国家支配的"政治"的行为,故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中做不到,也不能这样做.根据中国的的具体国情,搭建民族政策平台来解决民族问题是无法绕过的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提法值得反思,中国古代实际存在着的主要现象是"非强制同化"或"隐性的强制同化".所谓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打断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民族融合进程"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在1939年《益世报》的《边疆周刊》上,顾颉刚先生在他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学者中引发了一场争论,特别是费孝通先生明确表示不赞成,认为中国内部存在许多"民族"。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也出现了对于56个民族是应当继续称为"民族"还是改称"族群"的争论,甚至有人提出废弃"中华民族"的提法。通过简略地回溯20世纪30年代末的这场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认为这场讨论对于当前关于"民族"定义和是否保留"中华民族"提法的讨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继承发展和开拓创新

胡锦涛同志2005年5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继承中发展,开拓中创新",这主要包括:对民族工作的战略地位做出了两个"始终是"的新的界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进行了新的概括;提出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认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论证了我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表现为四个"交织在一起";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必须把两个"共同"作为主题的新的提法;阐述了现阶段做好民族工作的五项指导原则和主要任务:突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民族工作领导的四个方面和造就民族工作干部队伍的四条标准.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探索与反思

文章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文章认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并未机械地生搬硬套斯大林民族理论,并不赞成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和民族四个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的理论,而是结合我国历史和民族问题实际,构建了"民族形成于古代"的中国民族理论,开启了斯大林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一时期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最大不足之处是没有注意区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概念,从而混淆了华夏民族、汉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区别,这些问题值得今后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论跨界民族问题与跨境民族问题的区别

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跨界",而在于主动和被动的区别,跨界民族是被国家主权政治分割的产物,而跨境民族是民族主动跨境即移民的结果。有人把民族理解为政治实体,有人理解为文化实体。跨界民族必然否认跨界民族的成立而用跨界人民来代替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则证实跨界民族的成立。一般来讲,跨界民族问题远比跨境民族问题要严重得多,但不排除特殊例外,如"9·11"事件。"9·11"事件是跨境民族问题而不是跨界民族问题。引发跨境民族问题的主要条件是跨境民族与所在国的文明的不兼容或不相容。     

从田间乡野到国家舞台——民族国家视野中的原生态唱法

2006年中央电视台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首次新增了原生态唱法，很多少数民族选手在比赛中大放异彩，这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透过青年歌手大赛，通过追溯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分析了国家如何通过主流媒体以宣传民族文化来强化民族认同，同时又以主流文化对他们进行规训以培育他们对于国家的认同，这与几十年前吴文藻先生民族与国家两分但多民族共同整合于一个国家体系的提法可谓不谋而合。．     

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民族问题在许多国家都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重要的问题,无论是政府部门、知识阶层还是普通民众,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性都有了新的认识。要解决中国民族关系问题,就要淡化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国民意识、公民意识。真正要加强的政治认同的对象应当是"中华民族",而不是各自所属的"民族",对于56个"民族"这一层面的群体的认同,应该逐步"去政治化",保留各自传统的文化认同,尊重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     

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民族问题研究

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问题是主体民族摩尔多瓦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矛盾问题,是摩尔多瓦政府解决民族问题的现实课题,也是摩尔多瓦民族国家建设和国族一体化构建的阻滞因素。梳理"德左"民族问题产生的历史渊源、武装冲突的爆发及解决过程,分析"德左"民族问题的治理困境与前景,并对"德左"民族问题产生的影响进行反思,对多民族国家有效治理民族问题、防止民族冲突具有借鉴意义。     

苏联民族问题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及其启示

苏联的解体之所以被称为覆亡，就是因为各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标志着苏联的终结，而苏联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错误的民族政策，是导致各民族离开联盟的重要原因，这些民族政策导致了大规模的民族冲突，破坏了社会生产和国家机器的运转，撕裂了苏联社会。苏联的这些经验教训，为我国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     

论建国以来"文学概论"教材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

《文学概论》教材在建国以来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 5 0、6 0年代 ,这是在苏联模式下的草创时期 ,这一时期是“文概”政治化的时期 ;二是 70、80年代 ,这是停滞后的恢复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是“文概”确立审美论的时期 ;三是 90年代至今 ,这是开拓发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是“文概”的学科化阶段。《文学概论》在发展中除了简单化、政治化那些不足以外 ,还存在着三个主要的问题 :一是个人创造少 ,多人合编多 ;二是教材内容的定性有一定的两难性 ;三是不关心或疏离了当前的文学实践     

中俄两党采取不同形式解决民族问题的原因探析

中国共产党和俄国共产党(联共党)在解决本国民族问题方面,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俄国共产党采用了以民族自决为核心的联邦制,而中国共产党采用了以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民族区域自治,这都是由两个国家不同的民族历史特点和当时的革命条件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对各自的国家来说都是从有利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出发,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国情特点解决民族问题的形式。     

论社会主义改造的遗留问题及其解决

社会主义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成果斐然,但也遗留下不少问题。主要有:非公有经济在生产关系中强制超前、公有经济内部经营管理方式单一以及忽视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与不平衡性。而这些问题出现及较长时间存在的原因,则主要是由于未能较清楚地认识国情与我国社会的发展方位、在理论上一定程度地混淆了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认识失重以及建设中普遍存在急切心理。遗留问题的存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进行改革的重要依据,党在实践中解决这些问题则是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毛泽东"结合"思想研究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成功实现了这一"结合",取得了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受过挫折,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总结了革命时期"结合"的经验,吸取了经济建设中遭受挫折的教训,又成功地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无疑,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的胜利成果.     

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的宏观经济问题研究

城市规划是一门科学,是专门研究城市建设用地空间布局艺术的一门科学。自古至今,城市规划在城市的建设发展中,始终处于龙头地位,规范并驾驭城市建设的全局和全过程。建国以来,新北京城市规划的核心成果,或者代表作,就是城市规划的总体规划方案,为了确保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科学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宏观经济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新北京共颁布实施了5个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新北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这些方案的编制完成,都包含了大量的经济工作与宏观经济问题研究的成果,从而确保了方案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1995-2005年延安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史学界对延安时期的民族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以及延安时期的民族学院、民族工作者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普遍认为延安时期不仅是党的民族理论的成熟期,而且也是民族政策的初步实践期,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对建国后党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华岗“政治大课”简论

为了贯彻《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使山东大学顺利实现向新民主主义大学的转变，在建国初期山东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校长华岗为全校师生所授政治大课，采取理论联系实际和以理服人的方针，系统地给山大师生讲授了党的政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高了山大师生的觉悟，为20世纪50年代山大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从中心到边缘——“英雄人物”批评话语的源流及考量

“英雄人物”成为共和国初期文学的中心话语，这一话语的提出与实践，至始至终就不是一个纯正的文学命题，而是一个带有时代性、方向性、政策性的理论导引，其预设之初就偏离了戈学的轨道。在之后的文学实践中，“英雄人物”与政治密切相关，致使其每一次的“净化”之路都指向神化、僵化之旅，钻进了人物塑造的死胡同。     

也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 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 是相通的。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认 识已经成熟。     

干部选拔过程中必须着重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干部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振兴的大业.笔者认为:在当前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必须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德"为先的问题,必须把"重德"放在首位;二是制度选人的问题,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三是年轻干部的培养问题,必须真正是"靠得住,有本事";四是选人部门的表率问题,必须在作风上展示表率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