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立法的思考

几乎所有的法学教材和论文认为 ,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特殊类型 ,二者关系是种属关系 ,笔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并对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比较 ,得出了见义勇为具有公法性质 ,在保障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权益时 ,应体现国家和政府的相应责任 ,并论证适用民法中无因管理制度无法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不利于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因此 ,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相应责任 ,完善社会救助立法来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思考

见义勇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 ,其行为人应具有非义务性、正义性、直接面临本人遭受重大损害的危险和实施了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抢险救灾的行为的法律特征。当前 ,对见义勇为的社会控制应在充分发挥道德作用的基础上 ,强化对见义勇为的法律控制。在坚持对见义勇为人员保护为先、保护见义勇为的责任应由国家和社会承担、正确处理见义勇为不当造成侵权 (或者防卫过当 )、区分特定主体的见义勇为和见义不为的原则基础上 ,从立法理由、立法形式、框架设计方面加强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构想     

见义勇为的损害救济问题探究

在现实生活中，见义勇为者在为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付出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时，自身的损失却往往不能得到社会有效的救济和保障。而造成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国家立法的缺失，损害救济机制的不健全。要保障见义勇为损害得以救济，须在认清见义勇为的多层属性的基础上，将见义勇为的保护纳入法律范畴，进行统一立法、完善见义勇为损害救济机制。立法中应着重关注救济资金来源的明确与保障，规范、协调一致的各级见义勇为基金组织的建立以及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及其损害救济的程序等问题。     

见义勇为的法律分析

见义勇为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崇尚的美德,反之,见危不救则遭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总结我国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情况,现行立法鼓励见义勇为,但并没有将其规定为法律的强制义务.与美国相比较,我国立法中未涉及见义勇为者因过失造成受害人状况进一步恶化时能否享受豁免权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积极性.提出借鉴美国的“好撒玛利亚人法”,赋予见义勇为者有限豁免权,提出见义勇为不应当成为法律义务.通过赋予见义勇为者有限豁免权,完善见义勇为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是法律助力见义勇为做出的正确回应.     

论见义勇为的法律性质--兼论专门立法的不必要性

见义勇为事例的不断涌现给法律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困惑,有些学者呼吁对见义勇为进行专门立法.实际上,现行法律中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无因管理制度足以调整见义勇为问题,当前各地纷纷成立的见义勇为基金会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法律在实践中的欠缺.解决见义勇为,不需要专门立法,而需要大力普法.     

关于完善我国见义勇为立法的思考

见义勇为既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我们对见义勇为行为在道德上给予高度评价,却很少从法律角度加以观察。本文通过对现行法中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模式的评析,提出了发挥道德和法律的互动作用,完善见义勇为立法的设想,以期对相关立法及管理机关有所借鉴。     

对见义勇为道德评价的不足及其法律完善

对见义勇为仅作道德评价是不够的 ,应强化对见义勇为的法律评价。然而 ,尽管我国目前的法律对见义勇为作出了积极、肯定的评价 ,但仍存在着不足 ,所以 ,应完善立法 ,提高对见义勇为的物质性控制     

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机制的检讨与完善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立法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和保护做出明确规定,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偿义务也处于法律缺失状态,致使见义勇为者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完善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机制必须进行专门立法,准确界定见义勇为行为及其民事法律后果,明确国家补偿义务,完善见义勇为基金制度。     

见义勇为权益保障的地方立法完善

我国至今尚未出台全国性的见义勇为法律,见义勇为的权益保障主要依赖于法律层级较低、制度尚不规范的地方性法规与规章。见义勇为地方立法作为国家法律的补充,应以解决见义勇为权益保障的现实问题为归依,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不断完善,实行政府先行补偿、落实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救助联动机制、妥善运用救助基金,为见义勇为权益保障提供全面的法律支撑。     

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机制的检讨与完善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立法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和保护做出明确规定，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偿义务也处于法律缺失状态，致使见义勇为者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完善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机制必须进行专门立法，准确界定见义勇为行为及其民事法律后果，明确国家补偿义务，完善见义勇为基金制度。     

我国恶意软件法律规制相关问题探析

鉴于互联网络中恶意软件日益猖獗的情况，着重从刑法、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互联网相关法规等几方面，评析了我国恶意软件的法律规制现状，并提出了广泛参与国际合作、加强基础性立法及修订现有法律法规等建议，较深入地探讨了我国恶意软件法律规制的若干重要问题。     

法律与道德——法律合法性的三种论证路向

时至近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凸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论证法律的合法性问题的过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一般而言,对法律合法性的证明主要有两种路径:其一认为法律的合法性植根于道德的合理性,法律与道德是一种模仿关系;其二主张法律与道德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律的合法性或者在于法律的合法律性,或者在于国家强制。但哈贝马斯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关系,所以法律的合法性应该从基于商谈伦理学的程序主义角度进行论证,从而实现了对传统论证方法的超越。     

我国现代商法实践中的民间法、习惯法问题

从民间法、习惯法对中外法制建设的影响及其后果,以及它对我国商法实践及发展历程上理解,商法与民间法、习惯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和促进关系,如果以民间法、习惯法思维介入现实经济活动,并从国家法、成文法的反面即民间法、习惯法视角,理性地分析我国现代商法实践中客观、普遍存在且被国家法、成文法否定的几个具体问题如民间金融组织、民间金融业务、民间借贷行为、民间集资行为、资本市场委托理财行为,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被国家法、成文法否定的行为虽然合理但不合法,法律应当从前瞻的角度予以调整。     

论民间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能贡献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民间法因其地域性、民族心理性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密切关系,使其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具有发挥主导作用、形成主动全面保护、"三同时"保护和等边保护机制的可能性.但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冲击、大量能工巧匠的减少及民间法自身的缺陷,极大地削弱了民间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应摒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顾代价的消耗,充分发挥民间法的优先适用效益,切实保护好传承人并建立有效的传承模式,依托民间法建立有效的外附激励机制和公平激励机制,设立专门基金会等,以发挥民间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     

经济法社会公共性批判

文章通过经济法社会公共性的批判,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本质进行了深入辨析,并着重指出其以社会本位为主导思想的国家主义的危险倾向,最终导出一切法均以人为本位,法治社会建立的基础不是抽象的公共利益,而是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做出平衡的结论。     

再论我国法社会学研究的结构性缺陷——从方法的角度

我国法社会学结构性缺陷的客观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我国法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从方法论角度研究我国法社会学结构性缺陷,可以看到该缺陷对我国法社会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方法单一及其由此而带来的研究视野的狭窄和本土法律实践研究难以深入。因此,引入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增加我国法社会学的社会学性,是改变我国法社会学结构性缺陷的必由之路。     

外部性:政府采购立法研究的新视角

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常常给他人带来非自愿的成本或收益,即政府采购法的外部性。政府采购法的外部性,导源于现代社会政府采购立法的决策过程、政府采购立法所拥有的“派生的外在性”以及政府采购立法过程的信息缺失。内在化政府采购法的外部性,须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务院各部门之间的政府采购的立法权,完善政府采购立法程序以及建立政府采购立法损害补偿制度等。     

古典国际法的耶伊儒法理基础之比较

从国际法的原则和规范中不难发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事实上,无论《圣经》、《可兰经》,还是《论语》、《孟子》等中西古代典籍,皆为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理论资源.耶伊儒三种文化中的一些共同价值,如自然法、契约、正义、天道、人道、博爱等,早已成为国家关系的伦理基础、战争的合法性基础、多元宽容的跨文化基础,以及实现永久和平的制度基础.     

苗族习惯法的遗留、演变

在现今依法治国大背景下，苗族地区遗留、演变下来的部分习惯法由于贴近人们的生产、生活实际而在发挥良性作用，成为国家法的有益补充。文章主要从苗族的“理词”、“议榔词”、“议榔规约”等习惯法内容，“埋岩”、议榔等活动，“捞汤”等神明裁判，石刻碑文，继承和吸收习惯法内容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论述。     

刑法与“人”结合的三种层次——刑法中的人性、人道、人权

将人性、人道、人权结合起来,是刑法发展的三个层次,在这个过程中,刑法对"人"的关注程度不断增强,刑法的发展层次也越来越高.本文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展示出来,说明只有真正地将"人"的概念灌输进法律、特别是刑法当中,才能成为一部良善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