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错体句式”索解

宋陈骙《文则》指出:“文有交错之体若缠纠然,主在析理,理尽而已,……《庄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末始也者。’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明祝允明在《罪知录》里说:“文体既立,其状自殊。”他列举了十四种类型。其中,有萦纡缠乱,反复钩连者,指的就是这种交错之体。 这种文字,“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散,彼因自谓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学者何不从大方处求之?” (清刘熙载《艺概:文概》)这种交错之体,《庄子》用得最多最成     

《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及“故昔者尧问于舜”二节解——读《庄》漫笔之一

一“夫道未始有封”及“故昔者尧问于舜”二节,我以为非《齐物论》本文,乃《庄》书外篇之羼入者。对“夫道未始有封”一节,曾有庄学家认为其应属外篇,但论之不详、不深;而对于“故昔者尧问于舜”一节。则未有庄学家疑其非《齐物论》文也。这种情况表明庄学家们对于这二节还缺少     

关于比较哲学史的几个问题

比较是一种很古老很常见的认识方法,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别同异”。同,是寻求诸种事物间的共性或普遍性;异,是把握各种事物的个性或特殊性。比较方法很早就为中国古代哲人所注意。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又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同上)“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都包含着比较的意义。而比较方法之用于哲学史,诸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太史公《论六家要旨》、班固《诸子略》,都可以作为典型的例证。这些篇章“辨章学术,考据源流”,评论诸     

章学诚对郑樵校雠理论的发展

清代章学诚对南宋郑樵校雠理论的发展 ,其要有三 :一、扩大了“校雠”的范围 ;二、将郑樵剖判学术流别的思想上升到“校雠”之根本任务 ,并提出“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的系统思想 ;三、完善和丰富了实现“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这一校雠之根本任务的方法     

古代趣诗审美特征探析

趣者,味也。一首诗,乏情寡趣,就会味同嚼蜡,令人生厌,不堪卒读。明人袁宏道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叙陈正甫会心集》)。可见,在诗中写出“趣”来,使人体会到“色”、“味”、“光”、“态”等妙处,常常是一篇诗作成功的表现。趣诗是主观的情、意、理、志与客观的景、物、人、事自然结合的产物。从审美角度看,其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梦觉皆幻--《庄子》内篇世界观与印度古代幻现论之比较研究

《庄子》内篇中的“物化”、“化声”的“化”应是“幻化”、“幻现”之意,而不是通常理解的“形变”、“变化”;“罔两与景”寓言并不是要告诉我们蛇与蚹、蜩与翼的相依相托、不可分离,而是寓意:“罔两”、(影之晕)、它之“所待”-“景”(影)以及影的所待-“形”都不过像“飞行转蜕”的蛇、蜩类一样,是“从无而忽有”,是人们主观幻现的产物;“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是对“道”的时空超越性的表述,而不能像《淮南子》那样作生成论式的理解。通过与以奥义书为代表的印度古代主流世界观的比较研究表明,《庄子》内篇的世界观是一种典型的境界论。梦和觉在本质上具同等地位。存在的本真是超越时空、超越名相的无差别的大全。现象世界源自人类理智的虚构,它会因人的境界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现。     

应试教育与知行分离

考试是教育过程中的检验环节,是评价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之一。考试从其产生,即作为一种人才评价与选拔的手段和工具,对促进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把考试这种手段作为核心目的的应日教有,则违背了教育的客观规律,把考试手段与教育目的相悻并凌驾于教育目的之上,由一种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异化为教学双方片面追求的目的,其最大的后果就是造就了知行分离的人。知与行的关系一直是许多人思考的问题。无论是哲学家王守仁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阐述,还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刍议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发展着的科学。中国哲学史之成为一门科学,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哲学史,还需要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所开辟的认识道路不断地发展。在中国古代,早就有对前代学术思想成果进行总结性评述的论著,诸如《庄子·天下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宗密《华严原人论》、朱熹《伊洛渊源录》、直到黄宗羲主编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这些论著,按不同的时代要求,从不同的思想角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至今对哲学史研究仍有参考价值。但由于古代社会分工和学术分类的局限,哲学还与其他非哲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浑沦未分,被包容在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天人性命之学”的庞杂体系之中。哲学史还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术部门。     

中西合璧 相得益彰——中西“人本管理”溯源之思

究竟中西人本管理的源流与要义何在世纪之初的人本管理将走向何处下面对此作些探讨。一、从“天命”到“人本”:中国传统人本管理思想在中国,“以人为本”的提法最早见于《管子》,“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1]。在此,“以人为本”中的“人”就是齐国的百姓,即“民”,是被统治的广大人民,管仲把民分为四类,“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2]。由此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特征显著:第一,民本思想中的“民”指的是被统治的民众,是一个群体的代名词,同时也具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农业社会,民虽受重视,但只能处在被支配、被统治的地位。“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3]。第二,由于“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4]。“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5]。因此诸子百家的“重民”言论也都是从如何管理。支配好民众这个角度来论述的、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6]“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7]...     

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

曾巩是一位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作家。庆历元年他始识欧阳修时,欧便“见其文奇之”(《宋史,曾巩传》);次年曾巩落第南归,欧作,《送曾巩秀才序》说:“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惋惜抱屈之情,溢于言表。他并认为,“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他曝书得王安石《许氏世谱》,忘其谁作,说“介甫不解做得恁地,巩是曾子固所作。”(《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引)无独有偶,在知贡举时,他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芍药考

芍药是我国著名的花卉植物,亦为传统医药治病有效物之一.始著录于《诗经郑风》,所谓“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为士人所谂知,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年.此外,载于古书者,有《山海经》:     

宜慎

古人有言:善始者众,善终者鲜。如果分析欧阳德等人经济违法的思想动机,也许是他们认为自己过去劳苦功高,现在应当得到“补偿”;也许是在市场经济中,看到别人发了财,自己不甘“落伍”,便运用起手中的权力;也许是赶快“捞一把”以安享晚年,并福荫子孙;也许是认为做得“巧妙”,不会露馅。不管怎样,其思想已发生了变化,蜕变的思想支配了违法的行动。     

“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三国演义》与现代商战研究之二

三国时代的东吴之主孙权有一句名言:“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三国志·吴主传第二》注引《江表传》)把“众力”、“众智”的作用阐述得这样明确,评价得这么高,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孙权是第一人。“众力”和“众智”词义虽有异,但彼此内涵有相通之处,能用“众力”者必能穷致“众智”,能用“众智”者必能发挥“众力”,故其力无敌于天下,其智超过所谓大贤大智的圣人。《三国演义》描写的孙权,正是一个善于用“众力”、“众智”的人。其兄孙策知其能“举贤任能,各尽其心”,并自谓不如,故临危时以国事托之。那时,孙权年仅十八岁,既无战功,也无政绩,未孚众望;且内有山越叛乱,外有曹魏虎视眈眈,但孙权竞如其兄所言,善于“举贤任能”,使“各尽其心”,安内攘外,确保江东无虞。孙权能屡创来犯之敌,并     

"以牧斋注遵王"示例

荒村残腊,浓雪拥门,足不得出户庭者且累旬。客中无事,因取案头钱遵王诗集及所撰牧斋诗注,比对读之,聊用消寒。举凡遵王诗中之与牧斋诸作及遵王所注有相关者,辄别纸录之。冬往春复,得纸盈帙。因整理爬梳,拟以“以牧斋注遵王”为题,窃自比于能考镜源流者焉。其云“示例”者,志其未备,有待于来者者也。考牧斋生前,即属意遵王为其诗作注,故致遵王札有云:“居桓妄想愿得一明眼人,为我代下注脚,发皇心曲,以俟百世。不意近得之足下。”牧斋殁后十一年,遵王《寒食行》诗注中犹记其于“梦中以《诗笺》疑句相询”,盖遵王以牧斋所引书,皆非己所及知。此…     

说“朝”

“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注一〕作为记录汉语之符号——汉字,远在造字之初,表意性明显。按其形皆可知其义,形义一也。因形表义,义蕴于形。由殷虚甲骨,可察一字之源;纵览金、石、籀、篆、隶、楷之变,其正、误可辨。(?)(朝)字,以殷代甲文较今之楷书,其结构无二,古人造字之旨亦明。然汉·许慎《说文解字》主小篆之形,附会其说,“朝”之形义离矣。今人康殷《文字源流浅说》(荣宝斋出版)一书,“朝”字释例,据金文而未之验以甲骨,溯流而未穷其源。笔者欲探“朝”字本源,遂     

试论荀子的“至善”学说

一学术界通常认为,荀子所说的“人性恶”是指人的自然本质,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自然素质。如:“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也,是禹桀所同也。”(《荀子·荣辱》下注只引篇名)这些不需要人们的主观努力和积习就有的生理和心理素质,是人的自然本性。它不分人之尊贵卑贱,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共同本质。我认为,这不是荀子所说的“人性恶”的本意,而是把它作为人类生存的前提加以论述的。即是说,人与一切动物一样,他“有气”、“有生”、“有知”。这种“知”,只是“知食”、“知色”、与生俱来的“知”。这种“知”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与基础。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礼论》)荀子之所以把人的这种自然之性称为“性恶”,是为     

唐代宦官专权与北军、马政的关系

在唐代历史中,北军之重、宦官专权是两大政治问题,学者们多有精辟的论述。但它和唐代马政都有联系,尚无人披露。本文仅就这一点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史学诸贤。 一 要明瞭唐代北军之重,宦官专权与马政间的关系,首先应该研究唐代北军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即其主力是由骑兵部队构成的。 唐前期北军起源于“太原元从禁军”,为左右屯营驻守于玄武门,归左右屯卫所辖。贞观十二年太宗始置左右屯营“飞骑”,以充实加强北军。据《太平御览》卷300引《逸唐书》说,左右屯营飞骑,“拣才力骁健,善骑射者为之”,“乘六闲骏马”。可证是一支骑兵劲旅。     

《诗经》与后世文体之赋间的源流关系

上古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赋体源流问题,一向争鸣不已,众说纷纭。近年在争鸣中所论及的《诗经》与后世文体之赋间的源流关系问题,很自然地形成了讨论的主要方面。这些问题是:一,《诗》六义之“赋”及所谓的“不歌而诵”之“赋”,同后世文体之赋各有无源流关系?二、《诗经》之“赋”诗的体制,同后世文体之赋有何源流关系?三、附     

宋代诗话与江西诗派

宋代诗话与江西诗派刘德重诗话产生于宋代。它一经产生，便迅速地发展、兴盛起来。据郭绍虞《宋诗话考》所考，宋代诗话著作“现尚流传者”有四十二种，“部分流传，或本无其书而由他人纂辑成之者”有四十六种，“有其名而无其书，或知其目而佚其文，又或有佚文而未及辑者...     

鲁迅与版本目录之学

版本学和目录学都是研究书本身的学问,古代统包摄于所谓“校雠”学之内。同一书每有不同版本,识别其真伪,比较其优劣,考证其异同,研究其流变,很自然地成为专门的学问。书籍既多,遍读不易,遂又有目录之学。目者条其篇目,录者取撮其旨意,扩而大之,则可以定群书部类,别学术源流。目录既明,则于读一书之前已知其大略及渊源流变,所以前人每谓目录学为“学中第一紧要,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版本目录之外,尚有校勘之学,它旨在订正讹误,恢复作者原著的本来面目。近人程千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