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

有关"道理最大"的对话之意义,在于它反映出当时决策层施政措置中明显的理性趋向."道理最大"说建立起一种独立于君主欲念之外的客观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君王至上"体制的一种精神限制.而经士大夫筛选,寄托着他们理念的"祖宗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士大夫阶层对时政的不满与变更的愿望.     

中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与"教育反贫困"战略的选择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十五'计划中期的中国西部农村,哪些特征因素影响农户的贫困状况?选择什么样的反贫困战略?"通过对2004年2至4月进行的大型调查的分析研究,我们将贫困线设定在每人每年637元的收入水平,得到了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估计.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分析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农村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贫困"和自然环境、经济结构、历史因素等构成累积的贫困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选择"教育反贫困"战略.本文立足于这一点,对中国西部农村"十一五"期间"教育反贫困"战略的实施问题进行探讨.     

假设连词“節”、“即”使用情况研究——兼考《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的成书时代

虽然"节"和"即"可以相互通假,但它们之间的通假只发生在实词层面;在虚词层面,它们存在着不同.居延汉简假设连词只用"即",不用"节".假设连词记作"节"是秦国方言的特点,而"即"是六国方言中使用的字.汉以后的文献中书写简单的"即"取代了"节"節.     

康巴、"东蛮"与宋朝的历史关系

在藏汉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对康巴藏族和川西南藏族("东蛮")的研究是个薄弱环节.本文论述康巴、"东蛮"与宋朝的历史关系,有助于加强这个薄弱环节.作者根据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及亲临实地的访问记录,对"东蛮"的族承进行了定性研究.     

"点悟式[批评方法与古代诗话

<诗品>之所以成为百代诗话之祖,与它兼收并蓄的"点悟式”批评方法关系最为密切.这种批评方法包括比较、象喻、摘句、以及"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传达的是批评主体对诗歌内在意蕴的直觉印象,注重于对作品整体风神的把握,给读者留下极为广阔的再创造空间.历代诗话大多承袭这种"点悟式”批评方法,并使之不断完善,成为民族诗歌批评的瑰宝.     

略论"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的关系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与" 三个代表"思想的关系两者都是在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征;两者的提出,体现了我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宏伟气魄;两者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问题上表现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理论整体,体现了理论上一脉相承的关系.     

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确实源于"直接过渡"的思想--与俞良早教授商榷

通过对列宁关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形成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它是源于列宁"直接过渡"的思想的.这也使我们在研究列宁思想中从实际出发,客观公正地看待伟人的思想发展脉络,从而指导我们现在实践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径探论

思想路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集中全党的智慧,先后提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命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径的核心.正是这条一脉相承又不断丰富其内涵的思想路径铸就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理论成果.     

“三个代表”思想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继承和发展 ——对江总书记提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思考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不仅应该是"富者之思”,也应该是"学者之思”.本文指出(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的;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三个代表”思想共同的根本出发点;(二)中国人民实现了由贫困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物质成果,是"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前提,是"三个代表”思想的社会基础;(三)就像毛泽东思想正确地解决了当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问题、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理论正确地解决了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变问题、解决了中国人民由一穷二白向小康生活转变的问题一样,"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今后长时期内应付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个代表"是党建工程的新纲领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科学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本文对这一论断提出的深刻背景、丰富的理论内涵、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作了全面分析和论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