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义利理欲问题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讨论，已经延续了二千多年。在今天，义利关系与理欲关系的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重要问题。儒家正统派重义轻利、宣扬“存理去欲”，都是错误的；但是见利忘义、纵情肆欲更是荒谬的。正确的原则应是“遵义兴利”、“循理节欲”。本文对于义利理欲之辨所含蕴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     

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

毛主席最近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就极其深刻地揭露了《水浒》中宋江同高俅斗争的实质,揭露了叛徒宋江搞修正主义、搞投降叛卖的真面目。如何理解毛主席的指示,分析研究宋、高之间的矛盾斗争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判断一个人的阶级属性,不仅要看他的阶级出身,更要看他的政治思想路线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以此来衡量一下高俅和宋江,就不难发现,他们都是地主阶级分子,都是赵宋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高俅,是东京开封府“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所谓“破落户”,就是破产的官僚地     

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改变与经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道德为本的文化，这在理念上集中表现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之道内蕴两个基本信念：第一、道德完善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第二、道德是整合社会秩序、维系世道人心的垠本力量。儒家经典《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而止于至善。”尔后又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光齐某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     

荀子“节欲”观的现代意义

人类向自然过度索取的深层根源是人类对自己欲望的无限度放纵和追求．为此，发掘荀子提出的“节欲”、“养欲”、“导欲”理论，把“欲”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既不搞禁欲主义，又反对纵欲主义，这对于欲望横流的当今之世就有了非常重要的现代意义．     

幸福的概念

怎样才叫幸福，中国人一向概念模糊，因为太容易为物所累。一个人欲无止境，那就很难谈幸福了。有人慨叹中国人的脸上没有笑容，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大众脸谱”。脸上没有笑容，不敢说他有幸福。这其中财富、官运、事业的佼佼者们，照样难给这个“大众脸谱”增添笑容，他们像穷人负债一样背负着欲望的负担，为利所累。现代人见钱就拜，错把财富标准当成幸福标准，失掉了幸福的概念。财富标准并不等于幸福标准。     

一个复读生的心声

曾经，我立志成材，却不知“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曾经，我渴望成功，却不知“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曾经，我妄想鹏程万里，却不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许这就是老人常说的“少不更事”、“志大才疏”吧？直到我名落孙山之后，才知道宝贵的光阴从身边无情地溜走!     

“不应该那么写”和“应该怎样写”——中学作文教学探赜索隐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之说,毫无疑义,确实俗话不俗。只是这所进之“门”,必须是不二法门之“门”,学生方能个人“修行”而登堂入室;如果是左道旁门之“门”,学生即使怎样的个人“修行”,而欲登堂入室,也只能是一个心造的幻影。所以鲁迅认为“市场上陈列着的‘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之类”,就是“专掏”有志于创作的青年的“腰包”的,因而主张“多看大作家的作品”“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     

痛斥姚文元歪曲鲁迅的罪行

上海滩“破落户的漂零子弟”姚文元,长期以来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家”的外衣,自封为研究鲁迅的“权威”,又是著书。又是写文章,又是发表演说,好象只有他才真正了解鲁迅,只有他才坚决捍卫鲁迅,也只有他才有资格继承鲁迅。其实,姚文元只不过是借研究之名,行歪曲之实,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众听周知,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他是一贯地坚决地反对尊孔,反对孔老二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鲁迅先生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给予了崇高的评价。     

车“医生”成长 苦为梯

考入中专学校,确实是阴差阳错。上初中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中考时仅以两分之差而与心目中的高中擦肩而过,后被上海市交通学校录取。入校之初,“是颓废,还是在新的环境里奋进“这一问题一直萦绕于脑中。庆幸的是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觉得,要想在中专这     

论曹操与魏晋玄学

历来评价曹操重才轻德的用人制度，多着眼于其在当时封建割据形势下所体现的定国安邦的政治作用，但这样的认识显然还没有揭示出重才轻德的全部意义，因为“才”和“德”的关系自古都是评价一个人的最基本范畴，而不是曹操一人一时之行为。曹操重才轻德实际上对其后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重才轻德使才绝之士有比较优越的条件进行自由的学术思考；曹操的反传统、破常规精神，给魏晋玄学否定汉代经学以直接的勇气和方法启示；魏晋玄学中的才性之辩，吸收了曹操才德认识中的某些观点和方法。     

课间偶识

一、《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梁惠王上》):“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前一“欲”字,我以为是衍文。疾,疾恨之意。战国时代,国君剥削奴役人民,十分苛酷,人民自然产生疾恨之情,这种感情,是自然的流露,并不是“欲”不“欲”的问题。就修辞来说,有前一“欲”字,觉赘;无则简净。这句上文是:“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可知此“欲”字是涉上下几个“欲”字而衍。二、《赵威后问齐使》(《战国策·齐策四》): “使者不说,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这句的“威后”,疑是“太后”之误。前文有     

收藏里的“教养”

对于收藏者来说，他所拥有的不仅仅是一件器物，或汉代的陶罐，或唐代的三彩；他拥有的是一部分汉代或唐代的文化。这才是收藏者弓1以为傲的。不管你是抱着什么目的搞收藏，伴随着收藏，你的历史文化知识一定会在提高。我见过的古玩商，中国历史年表背得利落着呢。明代的十七帝是“洪建永洪宣；正景天；成弘正嘉隆；万泰天崇”。清十二帝是“天天顺，康雍乾，嘉道成，同光宣”。     

“施人”与“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是孔老夫子说的,意思是说,自己不想做的,也不要强迫别人去做。如果这句话反过来说——“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可以吗？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生哲学问题。其实,孔子也说过另外一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句话都见于《论语》,可见孔子的主张似乎是反过来说也可以的。但是,且慢!为什么孔子说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不是更简明一些的“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呢？这里面有什么区别吗？     

真情无价

读完这篇故事，有句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当“他”发现古碗是赝品的时候，他自问：“为什么自己会看走眼呢，怪知识浅薄，还是学艺欠缺？好像都不是。”确实，那都不是——因为他对“收藏很有一番见地”。     

去社区上班，是份好工作吗

前几天，编辑部楼下的进门处竖了一块牌子，“参加面试的同志请到XXX房间”，这意味着又会有新人来我社工作。同事说，现在来我社投简历的情况是“硕博”居多，“学历硬件”之“硬”，非往昔可比。当然，我社并不搞“唯学历论”，而是唯才适用。如今社会人的素质，学历水平都在提高，所以才造成了就业门槛“水涨船高”。     

期待个人的“复兴”

近来关于“文艺复兴”的系列文章，我都读。话说这“文艺复兴”，实在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梦。当年胡适即曾将“五四”运动定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那豪情，距今远了；建国初胡风高呼“时间开始了”，更有开天辟地之慨，那豪情，也距今远了；1979年“文革”结束未久，《光明日报》整版报道北京机场壁画，我记得通栏大标题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即将来临!”     

我为天空留个影

一、话题设计： 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如果有人问：“春天是什么样的？”有人说是草长莺飞、百花齐放；而白居易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苏轼说：“萎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李白说是“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杜牧说是“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不同的诗人的眼里具有不同的春天，诗人的不同个性使春天也具有不同的个性，因为个性，世界才美丽，人生才精彩。     

“我是学管理的”是定位的败笔

一听到有人说“我是学管理的”我头都发胀，“我是搞管理的”这样的定位是人生设计的败笔!现在的年轻人只要一套上“我是学管理的”外衣，他们就找不着北了，就认定只能是管理者了，从我们皇明公司的高管比例看“专业出身”，学管理专业的能到高层的根本没有。在这里只有学技术的人，干好了、弄通了技术然后再去学管理，才真正会管理。     

郭嵩焘对“中体西用”模式突破的贡献

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之本在“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为末中一节，国之所以富强是因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国欲变贫弱为富强，必须循习西洋政教；中国正处于历史大变之时，无暇正“本”，可“姑务其末”，务末既是应变之措，更可“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把正“本”、务“末”视为一体。这就否定了“中体西用”的认识基础，也揭露了其逻辑荒谬。     

论18世纪英国政党结构

由于对政党、政党政治、政党结构等基本概念缺乏明确统一的界定，国外学者在１８世纪英国政党结构问题上长期存在两党结构论和多党派结构论之争。实际上，上述两种观点都存在以偏概全之嫌。因为，第一，当时英国确实存在辉格、托利两党，而且在纷然杂陈的众多派别中，唯有二者堪称之为政党；第二，１８世纪初两党政治虽已崭露头角，但直到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才形成较稳定的两党政治结构。因此，确切说来，１８世纪是英国两党结构的“十月怀胎”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