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述评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述评江伟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４年中国思想界爆发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参加这次论战的主要人物有张君励、丁文江、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瞿秋白等。以其论著所代表的观点，可以把这次论战分为三派：一派以张君励、梁启超为代表，主张用玄学来解决...     

丁文江科学思想评析

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地质科学家,丁文江对科学有看独到的认识和理解。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丁文江强调分类和归纳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并提出了“科学万能论”,要求以科学作为评判一切价值观念的基本准则,体现了浓厚的唯科学主义色彩。丁文江对发展科学事业提出的诸多见解,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

一九二三年二月至年末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张君劢等为代表的玄学派,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所进行的一场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哲学方面的内容和实质以及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批判,已有一些同志,主要是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先后发表了颇有见地的文章或在有关著作中作了评述。本文仅就“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政治思想倾向,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同志和读者,也真诚地希望研究哲学或哲学史的同志提出批评。     

丁文江科学主义思想述评

丁文江是我国近代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科学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科学价值万能和科学方法万能两个方面。丁文江科学主义思想对近代科学启蒙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丁文江的长期抗日思想

中国近代地质科学的开拓者——丁文江,虽以科学家闻名,但对于政治实抱有终身的兴趣。1919年初丁文江随同梁启超赴欧考察,巴黎和会上日本表现出的侵略野心引起了丁文江的注意。回国后,丁文江更加关注日本,愈加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步步紧逼,加紧侵华,面对着日本的侵略气焰,如何抗战？如何救亡图存？成为30年代知识分子考虑的焦点问题。科学家丁文汪本着科学理性的态度,通过对中日两国实力的考察,提出了建立在国家实力和科学化人才基础上的长期抗日思想。     

丁文江政治思想探析

丁文江主张社会平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认同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希望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社会平等。他的“好政府主义”和“新式独裁”的政治主张是以精英政治为基本内容的。丁文江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平等的理想,反对暴力革命,并提出了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改良方案。丁文江的政治思想有其局限性,但也有其合理的方面。     

丁文江精英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纪念丁文江先生逝世八十周年

学贯中西的丁文江是民初著名的学者与社会活动家，科学与政治是丁文江思想的两大主题，科学为职业，政治是志趣，救亡图存是目标。民初政局变化多端，他理性地提出了一些精英政治的系列主张，并努力地付诸于社会实践。丁文江精英政治思想是一个动态的形成过程，可划分为萌芽、形成、初步发展、深化期等四个阶段。中西结合与民族主义是丁文江精英政治思想的外在表征。     

关于丁文江思想转变之探析

丁文江到苏俄进行考察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在政治思想上,他开始支持集中的政治体制;在经济观念上,他从向往自由经济转向了坚信计划经济;在信仰价值上,他从追求个人自由转向了向往公共信仰。丁文江的思想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与迷茫。     

梁启超与民初学术科学化潮流

民初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将科学引入学术研究、崇尚科学研究的潮流.与以胡适、陈独秀、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比较,在对科学内涵的认识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梁启超对学术与科学关系的认识虽与前者存在着某些分歧,但梁启超同样积极倡导和参与了中国学术科学化的潮流,他反思中国学术科学精神和方法的缺失,呼吁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运用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去,努力从本土知识资源中挖掘科学的种子以与西方科学接榫,并提醒科学主义热潮中的人们注意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关系的复杂性.关注梁启超的这些言论和实践,对从科玄论战之外全面考察梁启超与民初科学思潮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惊人的巧合之发生在中国的巧合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死于1934年一次偶然的煤气中毒。丁文江生前曾对胡适之先生说，他的祖先均不足50岁去世。1935年，丁将满50岁，他恐怕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所以事先写好遗嘱，寄存在一个朋友家中。果然，这一年丁先生勘测湘桂铁路去了衡阳，结果死于衡阳旅馆中。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这一“巧合”，能证明“生死有命”、“在劫难逃”吗？     

何干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研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这是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论战,众多学者参与,派别林立,观点各异。在“论战”接近尾声时,何干之及时对“论战”进行了总结评述,其研究“论战”的角度和方法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示了以何干之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论战”的认识,学术价值厚重。     

东西方文化大交汇的产儿——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地位

对于发生在六十多年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论战”),本文不打算具体评判论战各方的是非曲直,而是把这场论战看作二十世纪东西方文化大交汇的产儿,找一找它的“上下文”,以探究其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地位。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丁文江与独裁民主论战

1930年代中叶,国内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对认识中国政治的本质具有极大意义的独裁与民主论战.文章通过对独裁论主将丁文江思想脉络的梳理,认为丁氏主张实为其长期坚持"好人"政治的逻辑发展,其立场明显表现出迁就现实条件的一面;对丁同期发表的其他文章的重视,亦足加强对新式独裁如何落到实处的认知.     

重评科学与玄学论战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对一九二三年的“科玄论战”一致持贬斥的态度。以两本影响最大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为例,它们的评论是: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亦称‘科学     

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中的自然辩证法——纪念“真理标准”讨论35周年

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改变中国发展进程的思想交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破冰之旅。在这一思想和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自然辩证法以科学的理性和批判精神投入到实践标准讨论中去,同时清理了“文革”期间在自然科学哲学领域一系列错误的和被歪曲的理论,成为打破禁锢、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自然辩证法在这场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评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

张东荪试图突破丁文江唯觉主义的局限 ,一方面用先验论补充经验论 ,一方面用经验论限制先验论 ,建立了多元认识论学说。这种学说虽然未能冲破实证论的藩篱 ,但上承丁文江下启金岳霖 ,仍在 2 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现代性视野下的"科玄论战"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从现代性的视野下去考察,可以得出如下认识:论战上是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现代化运动发生以来所经历的种种“事变”的一种反思,是就现代化这一世界性进程所引发的“中国问题”而展开的一次哲理对话,同时它也以其对中国哲学发展诸路向的揭示和基本框架的奠定,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后现代思潮中的"科学大论战"

“索卡尔事件”后,在全球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后现代思想家与科学卫士之间的“科学大论战”。这场论战的认识论根源在于科学元探夸大了科学实践的社会维度,也反映出了两种文化的新对抗。解决这场论战的关键在于调整好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内容与社会历史内容之间的关系。     

论二十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二十年代初,在中国的思想界,爆发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许多有名望的学者、文人、思想家,无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或者中间派都亲自参加或密切关注着这场论战。中国传统的东方文化和近代输入的西洋文化,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令人眼花缭乱地在论战中发生了一场总撞击。人生观论战,为什么有如此大的魅力,吸引那么多人并使参战者久战不疲,在众多的战线上摆开了战场?它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着怎样的位置,对现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的转变起了怎样的作用?这是值得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