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社会行为的中西方差异:"性善-性恶文化"假设

从中西方文化中的人性假设出发重新审视中西方文化差异和心理社会行为差异,本研究表明:中国文化中的人性本善假设使得中国人的心理社会行为出现了一种原发性的焦虑,并造成了中国人注重道德评价、关注环境影响以及较多防御反应的特点;而西方文化中的人性本恶假设则使得西方人有一种原发性的随意和放松,并造就了西方人关注行为和事物本身特点、关注目标特点及较少防御反应的特点.前者被称为"性善文化",而后者则被称作"性恶文化".通过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概念的重新审视,不仅支持了对中西方"性善-性恶文化"的界定,而且也深化了对上述概念的认识,同时我们还对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及全面梳理西方心理学概念的需要进行了讨论.     

创新能力培养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兼谈传统精神心理结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某种程度上讲 ,一个民族的科学技术进步与否 ,与这个民族特定的社会精神文化结构是相一致的。基于这一立论 ,我们在比较分析近代中西方人在精神心理结构方面的差异以及中国传统概念思维主要特点的基础上 ,认为西方人的精神心理结构和文化传统 ,较中国人而言 ,更有利于科学创造。因此 ,当下创新能力培养的关键 ,是要首先改革妨碍创新意识生存的传统文化土壤 ;以此为前提 ,我们就创新能力培养如何才能真正成为“可能” ,提出了建立适合创新人才培养的文化条件、改变大学教育行政化、创新人才只能“个体实现”等 5个与教育理念有关的思考 ;最后指出 ,鉴于转变传统文化观念的难度 ,创新能力培养带给我们的变化 ,可能只是一个渐进的缓慢过程 ,它需要教育工作者有足够的耐心     

从西方的中国形象看西方的文化心理

本文追索了西方人看中国的心路历程,即从“幸福宁静的希波尔波利安人”到美丽的“金羊毛树”和东方乐园,到世界上“最富裕文明的地区”,再到“泥足巨人”,最后到“黄祸”与“赤祸”,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打造经历了从神化到理想化再到丑化与妖魔化的历程,而不管西方人打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其实都显示出或向往、或崇拜、或恐惧、或仇视的文化心理。在这种文化心理的驱使下,中国人忽左忽右、忽明忽暗的镜像还会持续下去,“接触中国”、“遏制中国”的呼声还会持久交替。     

教育个性化思潮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对个性发展的制约

教育个性化思潮呼吁个性的发展,其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的人本主义教育哲学。基于教育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是从思维形式、价值取向还是从行为方式的维度来说,都对个体的个性发展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文化、自我建构与中国人的休闲

Markus和Kitayama提出了独立型自我建构与互依型自我建构概念:独立型自我个体崇尚彰显自我价值和与众不同,愿意把自己从环境和他人中脱离出来;而互依型自我建构个体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密切关注他人的需求与感受,愿意把自己融入环境和他人关系中。自我建构概念对理解中国人的休闲非常有益。第一,互依型自我建构特征影响着中国人的休闲认知,大部分中国人认为参加休闲活动可以增进家人感情和促进人际和谐,该认知进一步影响了休闲活动选择和休闲制约。第二,互依型自我建构特征还影响着中国人的休闲情绪。中国人喜欢温和情绪体验,与西方人相比更喜欢静态的休闲活动。第三,互依型自我建构特征也影响着中国人的休闲动机。西方学者认为休闲的核心特征是自由选择和自主性。但大量研究表明,它们最适于西方独立型自我建构个体,对处于东方文化中的互依型自我建构个体来说,人际关系和归属感比自由选择更重要。     

“东方式嫉妒”质疑

]“东方式嫉妒”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描述我国国民性的概念。除了极个别文化 ,绝大多数文化都存在嫉妒 ,而且 ,嫉妒导致的结果也是相似的。中国人与外国人嫉妒的差异主要在于对付或处理嫉妒的方式上有不同的侧重点 ,而不是只有中国人善妒 ,或中国人的嫉妒才产生仇恨     

中国人自我的本土化心理研究——“忍”的和谐思想

“忍”作为中国本土心理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发展,尤其是以传统文化的“忍”为基础的心理思想,则成为中国人自我的核心要素。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忍”的思想,对于理解中国人和谐心理现和指导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都具有现实意义。     

希望不叫我外国人

曾看到中央台的“实话实说”中有这么一段情节,颇有感触。主持人在节目最后,问一位在中国生活的爱尔兰年轻朋友,请他说说他的希望,那位爱尔兰年轻朋友说：“我走在街上,人们常叫我外国人,使我很不自在,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都是中国人。我希望他们以后不要这样叫我。依我之见,中国人称呼“外国人”是褒扬的意思,绝无贬意,因为被称作“外国人”者,只限于白人,黑人朋友一般被称做“非洲人”,或者以肤色直接称呼。     

通过海外华人观照中国文化及国民性

近代以来，由于多方面原因，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到海外居住求生，他们身处中西文化交流的结合部，“两脚踏中西文化”，在另一文化环境中保持着华夏文化传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通过他们进行民族反省，外国人也因此而加深了对中国文化本质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既有长处和优点，也有缺点和不足，既不能全盘否定也需要扬弃和发展；海外华人文化品格，反映了中华民族既保持文化传统，又适时变化的民族性；他们使外国人认识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和平、守法的民族，而不是一些“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者所说的“有危险性”、好侵略的民族     

论中国小说现代性流变与性爱问题的关系

中国小说现代性通常被认为是出现在晚清，甚至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王德威语)。我们在承认晚清新小说与五四小说的承继性的基础上，也不能对二者之间的差异视而不见。毋庸置疑，无论是“个人的发见”的内涵，还是叙事模式的转变，二者都有着深刻和明显的差异。形成这种差异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性追求目标的变化:“发展个人的个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任务。这直接促成了中国小说现代性的获得。在这一过程中，性爱问题以其所蕴涵的自由成为“发展个人的个性”的最重要的领域，它不仅影响…     

“文化落差”中身份认同的吊诡——从《我爱比尔》看王安忆潜藏的身份意识

《我爱比尔》讲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中第一世界的男性与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故事。第三世界女性极力向第一世界谄媚,他们趋同于西方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然而,西方优越论意识则使他们视第三世界为劣等民族,极力排斥第三世界的人。即便如此,西方人却仍不由自主地被笼罩着神秘光环的东方文化所吸引。第一世界人的优越感、第三世界人的自贬意识让他们都忽视了"他者"的存在,忽视了民族个性的存在。其实,无论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他们都需要依附"他者"而存在。     

倪维思眼中的中国人的信仰

在华生活了四十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倪维思（JOhnLivingstonNevius．1829—1893）在其著作《中国和中国人》中所说的，若无真正的信仰，“中国人道德的沦丧和灵魂的堕落终将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倪维思的话有些极端，但他的思想还是值得仔细剖析的，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弄清楚长期以来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所形成的复杂形象（尽管这些形象中国人自己可能不认同）。     

“快生活”让我们失去了什么

曾几何时，“快生活”这个词在中国人头脑中是对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生活的描述。19世纪末，美国人雅瑟·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专门用一个章节来写中国人“漠视时间”。他写道：“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具有的这一品性。     

西方人的“中国梦”历时发展及实现路径启示

西方人的“中国梦”指欧美等人或企业家所具有的对中国的梦想,是相对于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梦”而言的。对西方人的“中国梦”历史发展进行研究、揭示与中国人的“中国梦”之间的关系、探索其实现路径是本研究目的。研究表明,从古到今西方人的“中国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错误到正确、从向往到平和到欺凌、从一元到多元等的变化发展,目前呈多样性;中国人的“中国梦”决定着西方人的“中国梦”;西方人要实现自己的“中国梦”,必须顺应中国文化、懂得中国历史、掌握中国对外与对内政策,以构建与中国人的“中国梦”一致的西方人的“中国梦”。同时,我国也需加大文化历史和现阶段国情的宣传力度、端正对待西方人的态度、营造更自由平等的良好圆梦环境。     

原父意识的补偿与升华——朱自清散文新释

传统的“父亲”观念,源于远古的父权制社会。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父亲”所占据的位置不亚于西方文化中的上帝。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都是权力和爱的双重表征。经过几千年历史的积累,“父亲”观念已化为一种“情结”即“原父情结”,沉淀于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或隐或显地影响着现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行为。破译这一情结,是重构中国文化的重要课题之一。在20世纪上半叶,有这样一位智者,他不仅以他     

这是什么“朋友”?

一位四川“诗人”最近告诉大家说:“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文摘周报》2006年1月27日转天津《老年时报》)“诗人”到底是“诗人”,竟然用了一个回环的修辞格反复强调美国人是中国人的好朋友,足见“美国人”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了。如果“诗人”仅仅对某些“中国人”说,我们由他说去;如果对全体中国人说,那就是强奸民意了。“美国人”是个大概念,其中确有好人,不可一概而论,应作具体分析。那么,“诗人”文中列举的“最好的朋友”是何种“美国人”呢?仅仅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美国政府和美国大兵!“…     

论中国人的中华文化本体——并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伪问题

人的文化本体是人的根本,是人得以立足的基础。同样,中国人的中华文化本体是中国人得以立足的根本。然而,当今中华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遮蔽了,“关于中国人的中华文化本体论的确立”就理应成为中国哲学界文化研究的迫切课题。走出困境,就必须使中华文化本体回归并建构中国人的中华文化本体。只有这样,才能弘扬中华文化的精华,对全人类的文化建设和文化进步做出贡献。     

中外言语交际及文化差异浅说

我们中国人在不少场合讲英语时往往造成交流障碍或误解。在西方人看来,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主要是中方违背了西方人谈话时应该遵循的几条原则;这些原则被西方人认为是构成讲话的“合作原则”,违背这些原则就容易产生谈话、交往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在许多时候讲英语都是出于好意;误解主要是因中西方文化与语言习惯不为双方深入了解而致。因此,中西方人民应该相互学习对方的文化与语言习惯,以克服言语交际中可能产生的误解。     

论“封闭保守”的心理结构

一如果说东方中华民族与西方其他民族在心理结构上存在差异的话,那么这就是:中国人封闭、保守,西方人开放、旷达。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经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如果排除先天的遗传因素或者说生物因素,那么一个人生上世来,并无封闭与开放、保守与旷达之别。然而,中国人为什么具有一种封闭、保守的心理结构?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第二,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性。第三,儒家思想的保守排他性。中国人呈现出的封闭、保守的心理结构,反     

“自律”与“他律”之辨——“公共性”作为信息设计的伦理意向

设计其本质即是一种价值判断主导的形态转化过程。在这个创造力实践中,人的内在伦理意向在设计中被物化,并呈现于功能意义的产品。信息设计范畴的“公共性”其实是设计在人的“生理尺度”、“心理尺度”之外的一种道德“律”,也正是这个道德“律”的存在,信息设计才能成为负载社会价值的实践。客观上达成信息设计伦理意向的“应然”,有两条实际进路：一是“自律”之外的行为限定,二是“他律”之外的责任反思。无论是“自律”还是“他律”,最终指向都是“人”。在这里“人”是社会意义的符合体,并与真实世界的生活境域紧密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