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内幕交易监管

<正>纵观中国股票交易的二级市场,不禁会使人发问,为什么有些公司在发布公司信息之前,其股价出现异常的波动。特别是在信息公布前的一两天其股价波动幅度之大,出呼意料。在年报或者中期报告公布之前,还可以说投资者或者投资机构根据平时的新闻报道,公司所披露的信息,根据公司投资,收购的项目,投资项目的建设期等的信息,综合地判断公司的年报或者     

年报语调与内部人交易:“表里如一”还是“口是心非”?

基于中国A股非金融公司2007～2014年年报语调的文本分析,本文研究了年报语调与年报披露后的内部人交易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年报语调越积极,公司高管在年报公布后一段期间内的卖出股票规模越大,净买入股票规模越小,表明公司高管编制年报时存在"口是心非"的操纵嫌疑。进一步研究发现,年报披露后中期市场表现差、信息透明度低、非国有控股的公司高管交易与年报语调的反向关系分别显著强于年报披露后中期市场表现好、信息透明度高、国有控股的公司;而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交易者职位(是否核心高管)对年报语调与高管交易关系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年报语调越积极,高管亲属卖出股票的规模也越大,但未发现公司重要股东交易与年报语调相关。上述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存在语调管理行为,年报语调成为除会计报表以外另一种可以被内部人管理或操纵的信息。     

公司绩效、财务风险与年报披露及时性的相关性研究——来自我国能源类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沪深两市能源类102家A股上市公司2004~2006年间306组观测值为对象,研究公司绩效、财务风险与信息披露及时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绩效和年报披露及时性显著正相关;财务风险和年报披露及时性显著负相关;财务风险能通过公司绩效影响年报披露及时性;财务风险会对公司绩效和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关系产生明显的扰动作用。     

非经常性损益对股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非经常性损益成为净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影响股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本文对我国A股市场2006-2009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分类处理,分为盈利公司和亏损公司,并对两者的混合样本、盈利公司样本和亏损公司样本分别进行了关于非经常性损益对股价影响的实证研究.这种方法与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所采用的只对总体样本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所不同.研究结果表明:(1)无论是盈利公司还是亏损公司,每股非经常性损益与股价的关系不显著;(2)盈利公司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与股价显著相关,但在亏损公司中此特点不显著;(3)时盈利公司而言,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与股价的相关性比非经常性损益更具有价值相关性;对亏损公司而言,每股非经常性损益比经常性损益更具有价值相关性.     

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与管理者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研究管理者出于自利动机的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披露策略。研究发现,相比于业绩较好公司,业绩较差公司年报文本信息的复杂性更高,且上述关系在盈余管理空间小、管理层持股比例大、两职合一和法律风险低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越高,管理者获得的超额薪酬越高;相比业绩较好公司,业绩较差公司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的短期、长期市场反应更积极。研究表明,出于自利动机,管理者会操纵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文本信息复杂性操纵对数字信息操纵有替代作用,且管理层持股及公司内、外部治理均会影响文本信息复杂性操纵;通过操纵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管理者能够获取更高超额薪酬,并提高公司市场估值。本文首次基于中文年报文本信息大样本分析,为已有文本信息复杂性披露策略研究提供了实证证据,验证了数字信息和文本信息操纵手段间的替代效应,拓展了机会主义披露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监管法规具有重要启示。     

年报问询函与管理层业绩预告

作为政府监管理念转变的重要举措,年报问询函制度的监管效果受到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业绩预告这一重要的前瞻性信息研究年报问询函的经济后果,研究的主要发现是:相比未被问询公司,被问询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后业绩预告积极性提高,预测精确度增加,且预告文本信息质量改善;当问询函越为严重、回函越为详细时,上述效果越为明显。进一步,本文分析年报问询函的作用机制,发现当法律风险较高或外部监督较强时,年报问询函的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为应对年报问询函的负面影响,公司会提高业绩预告质量,以扭转市场负面预期。本文不仅丰富了年报问询函经济后果相关研究、拓展了前瞻性信息文本分析的文献,也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监管机制具有重要启示。     

公司规模与信息披露的交易量反应

本研究以年报信息披露为事件,考察了交易量反应的公司规模效应。我们的统计分析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与国外发达市场一样,我国股票市场对信息披露不仅在反应大小上与公司规模负相关,而且在持久性上也与公司规模负相关。这意味着市场对不同规模公司的信息披露反应是不相同的,小公司的信息披露含量高于大公司。     

信息环境、年报披露时间选择与下年盈余管理

年报披露时间是否有助于投资者合理估计下年盈余管理程度,不同信息环境对这种估计又有什么影响?本文利用2004-2006年间的3451家公司样本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年报披露时间与下年盈余管理负相关,年报披露时间能向市场传递有效的未来信号;在标准审计意见和有较高质量经营现金流量支持的信息环境下,年报披露时间选择对下年盈余管理的信号作用更强.这些结论对理解公司年报披露时间安排有一定积极意义.     

基于公司年报披露的交易量与信息不对称研究

在资本市场中,信息的经济意义表现得最为突出,主导这个结果的关键因素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估价之间存在着较大程度的关联性.定期报告作为市场中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其披露的盈余信息应是投资者最关注的信息,以公司年报信息披露为事件,研究了交易量对于年报披露事件的反应以及超常交易量与信息不对称指标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与国外发达市场不同,在年报披露前,中国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交易量不减反增,而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继续交易,投资者并没有选择延迟交易以降低风险,这说明中国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并不理性.     

关于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的探讨

上市公司信息失真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如郑百文、琼民源、ST猴王、银广夏等公司有的伪造财务报表，对经营业绩和企业资产进行粉饰和包装，骗取上市资格；有的任意挪用募集资金，“掏空”上市公司；有的公布虚假信息误导欺骗投资者等等。这些人为导致财务信息失真的恶意案件严重地扰乱了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运行秩序，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影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为了保证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监督机制，证监会最近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了要在上市…     

ST公司主动戴帽和市场操纵行为研究

中国从1998年开始对连续亏损2年的上市公司实施特别处理 (ST)制度,由于ST公司具有在戴帽时股价下跌而在摘帽时股价上涨的一般规律,是否会有部分公司利用ST制度及其股价规律主动戴帽以谋取超额收益受到学者关注。采用2001年至2012年戴帽的公司的财务数据和股价数据,运用非预期应计利润法和事件研究法,探讨是否存在部分公司通过主动ST获取超额收益的行为。定义并识别一类利用盈余管理调减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而主动ST的公司为主动戴帽公司(样本组),采用事件研究法对样本组的超额收益率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样本组公司存在显著负超额收益率,在摘帽时则存在显著正超额收益率。在整个戴帽期间,样本组公司平均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正,说明样本组公司确实有通过主动戴帽行为操纵市场以获取超额收益的动机。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已有的公司金融和财务管理研究,也为监管部门填补政策漏洞提供了新的视角。     

非经常性损益、会计准则变更与ST公司盈余管理

会计准则作为盈余管理借用的工具,上市公司是否会借会计准则变更之际进行盈余管理?2007年我国实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为研究这个论题提供机会。本文以异常非经常性损益比重作为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会计准则变更之际有较强的盈余管理的动机,在会计准则变更之际进行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中,ST公司具有更强的盈余管理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会计准则变更之前的盈利状况和上市公司风险警示显著地影响会计准则变更年度的盈余管理方向和大小,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和为降低风险警示的上市公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显著;另外,研究发现,证券监管部门通过风险警示的方法对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变更之际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实施了有效监管。     

“年报”与“非典”的公告日效应:比较及含义

年报公告,是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披露业绩和成长机会的重要事件。理论上讲,通过事件研究法应该可以检测出明显的"年报"公告日效应。但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有相当一些公司却不能检测出与逻辑期望相一致的公告日效应。对此,有人认为是由于投资者并不关心基本面的信息,因此不能及时对业绩信息做出反应,并在股票价格中有所体现。但我们猜测,也有可能是其它原因,比如年报信息的提前泄露。非典事件是一个没有信息泄露的事件,我们选择同一组样本,用非典事件做对照研究,试图找到有关信息泄露猜测的证据。     

存在道德风险条件下私人信息租金和管理租金对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影响

本文讨论了不完全信息和非完备契约条件下,代理人获取公司治理制度下的公司治理租金等问题,建立了非共谋监管状态下的委托人、代理人效用增长模型,分析了信息在公司治理制度中的作用,以及存在道德风险条件下私人信息租金和监管租金对公司治理租金的影响;进一步建立监管代理人模型,分析了监管部门的官员作为监管代理人而不是监管委托人的情况下,影响监管租金的各因素。最后得出结论:(1)存在道德风险的条件下,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公司治理租金由代理人的私人信息租金和监管租金两部分组成。(2)信息披露是公司治理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3)存在监管部门官员败德行为的情况下,应考虑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和激励,降低监管租金。     

谁选择了财务经历的CEO?

基于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司聘请财务任职经历的高管担任CEO这一事实,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从公司特征入手,考虑公司的发展目标,实证检验了财务经历CEO任命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以发展为目标的非ST公司中,负债水平越低、盈利能力越差、成长机会越少和资本运作越频繁的公司,越倾向于任命具有财务经历的高管为CEO,显示出较强的"促发展"动机。而在以生存为目标的ST公司中,负债率越高、债务期限结构越短的公司任命财务经历的高管为CEO的可能性越大,"求生存"动机更为明显。这表明,公司特征对财务经历CEO的任命具有重要影响,而且这一影响依赖于公司的目标,公司特征、财务经历以及公司目标的匹配决定了CEO的任命。进一步地,从CEO变更的资本市场宣告效应看,公司特征与CEO财务经历的匹配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认可。     

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成本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选择1998—2002年间沪深股市40家ST摘帽公司A股为样本,从“经营业绩观”和“权益价值观”两个角度考察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财务困境成本。结果发现:(1)从陷入财务困境之前到解除财务困境之后,基于“经营业绩观”,企业经行业调整之后的平均主营业绩有所增长,但基于“权益价值观”,经过市场调整之后的权益市场价值平均下降了2.04%,表明投资者平均承担2.04%的财务困境成本,说明虽然企业在解除财务困境之后经营业绩较之于陷入财务困境之前有所增长,但这种经营业绩上的增长并未带来权益市场价值的提高。(2)行业因素和企业规模是影响财务困境的重要因素。当财务困境企业所在行业业绩不佳时财务困境成本较高;企业的资产规模与财务困境成本呈显著的正向关系。     

赶超压力与公司的败德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公司高管具有向上比较的动力,这促使一些公司在使命陈述中将追求"第一"作为其未来的经营目标。这种追赶导向的目标定位给公司带来制度化的赶超压力,将对公司的违规经营、寻租活动等败德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本文将制度化的赶超压力纳入公司败德行为的决策模型,并基于2007~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司面临的制度化赶超压力越大则其违规经营、寻租投入等败德行为的动机就越强烈。另外,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公司所处的外部竞争性环境将在制度化赶超压力与公司败德行为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比如行业竞争度越高则越促使那些面临赶超压力的公司从事败德性活动,资本市场上的证券分析师公布利差信息也更加提高了那些赶超导向的公司采取败德行为。本文将公司追求最优业绩或地位的赶超战略引入决策模型,这为更好地理解公司的冒险决策行为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也进一步丰富了公司败德行为的研究成果。     

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的有效性研究: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证据

与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证监会监管不同,本文主要关注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的有效性。以上交所和深交所信息披露直通车改革的推行为契机,以上市公司收到交易所财务报告问询函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公司收到问询函监管后盈余管理行为得到抑制,且针对前一年年报或当年季报/半年报的收函总数越多或同一财务报告被问询次数越多,则当年的盈余管理降低幅度越大,同时问询函细分特征及问题分类也会显著影响盈余管理程度的降低;进一步地,问询函的监管作用依赖于产权性质和信息环境,对于国有企业和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监管效果欠佳。结论表明,交易所通过问询函监管促进了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监管机构应加强以问询函为代表的一线监管,突出交易所作为一线监管的主体,从而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创新监管方式"和"防范重大风险"的要求。     

政府赋予型声誉有激励效应吗?

在我国，政府赋予型声誉虽然普遍存在，但既有文献却鲜少对其进行系统深入探讨.以IPO发行审核委员会计师事务所为场景，以发审委会计师事务所的常规年报审计业务为研究对象，构建平衡面板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回归技术，对我国资本市场中政府赋予型声誉的激励效果和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发现，政府赋予型声誉具有激励效应，体现在成为发审委事务所之后，其常规年报的审计质量明显提升.并且，政府赋予型声誉的内含收益是其产生激励作用的重要机制，内含收益越大，常规年报审计质量的提升幅度越明显.研究还发现，政府赋予型声誉促使发审委事务所提高常规年报审计质量的激励效应只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时才能得以发挥，且被客户的国企身份和政治关联明显削弱.这意味着，政府赋予型声誉的作用仅限于市场化进程较低的转型经济初期阶段，尽管可以通过政府赋予声誉的方式迅速提高我国金融中介的执业质量，但最终还是必须得依靠市场的力量.     

基于CiteSpace的我国交易所问询函监管效应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运用CiteSpace分析软件,选取2017—2022年有关我国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监管效应领域的研究文献,从发文量、研究单位与作者、共被引关系、研究热点与方向等方面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总结归纳我国交易所问询函监管效应研究领域的现状及前沿的变化,通过梳理发现,目前相关研究在年报问询函、信息披露、市场反应、盈余管理、审计、公司治理、资产重组等方面有比较清晰的研究方向与热点,而问询函与资本市场其它监管机制和相互关系、协调配合,以及共同监管治理效果研究尚属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