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为研究对象,选取这些国家2006-2018年与中国的贸易数据,利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分析影响这些国家和中国的贸易水平的主要因素,并测算其贸易潜力。"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和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均为APEC成员、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自由度水平和金融自由度水平对促进各国与中国的贸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地理距离则显著地阻碍了贸易。据此测算出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尚未完全发挥,仍有上升空间。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环境及潜力研究——基于HT模型的实证检验

运用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数据,基于HT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并对沿线国家贸易潜力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额与人口规模、沿线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正相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越大,双边贸易往来越密切;同为WTO成员方阻碍双边贸易。进一步分国家类型进行检验,发现发展中国家影响因素与全样本较一致,而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主要影响因素为沿线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中国人口规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各类型均有分布,中国对东南亚和中亚国家潜力较小,而对中东欧国家则潜力巨大。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与潜力预测

选取2006—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互联互通视角,构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测算并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及主要影响因素,预测出口潜力及拓展空间。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的经济规模、伙伴国的人口规模以及使用共同语言均对农产品出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的人口规模、两国的地理距离均对农产品出口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政府效能、自贸协定、班轮运输连通性、铁路货物运输量、贸易自由度、进口清关时间、货币与金融自由度均对贸易效率具有促进作用,文化差异和政体水平差异均对贸易效率具有阻碍作用。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总体还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潜力较大,未来具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G-L指数、BI指数、MIIT指数和VIIT指数,测算了2000-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并实证分析了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上较低,但双方半数类别农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源自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的作用也在加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其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明显增强;中国与沿线各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与东南亚、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与西亚及埃及、中亚及蒙古、中东欧及西欧则一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相对经济规模、贸易距离、产品差异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外商投资、贸易不均衡、收入不平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均显著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要素密集度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潜力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254种产品贸易的证据

十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合作的新亮点。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利用2001—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从空间视阈运用动态空间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检验了要素禀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效率的变化特征,并分析了不同类别商品贸易的合作潜力,进而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和贸易潜力的适配性提出未来释放贸易合作潜力的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基于互联互通指数构建空间互联互通矩阵,检验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时间—空间双重正向依存关系,自然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劳动力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创新要素的贸易促进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在控制变量方面,东道国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城镇化水平、两国间存在共同边界、签订协议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均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合作,地理距离仍然是阻碍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双边贸易合作还会受到非效率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合作尚有较大拓展潜力,以上结论经过贸易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方面,进一步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产品异质性特征。在贸易效率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效率不断提升,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从贸易潜力层级看,再造型贸易伙伴数量最少,成长型贸易伙伴居多,不同类别产品贸易潜力层级结构呈现非均衡结构特征。最后,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与贸易潜力的适配性,可将贸易伙伴划分为集约高效型、效率引领型、稳步提升型和规模扩张型四类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提出单边突破式、扬优补短渐进式和跨越式三种贸易潜力释放路径,为促进“一带一路”实现“贸易畅通”,高质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文化距离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通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2个国家2000～2017年农产品贸易数据的分析,发现文化距离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和贸易总额均有显著阻碍作用,对进口有促进作用,不同文化维度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不同;就不同地区而言,文化距离对沿线亚洲和欧洲国家农产品出口和贸易总额具有负向影响,对进口的影响有所差异,亚洲国家为负,欧洲为正;就不同阶段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文化距离对农产品贸易起显著阻碍作用,之后起促进作用,但不显著。基于此,需要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高贸易便利化;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减轻文化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充分尊重不同文化,发挥其对农产品贸易尤其是进口的促进作用。     

“非效率”无形贸易壁垒对策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实证检验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TFL)进行体系构建与指数测算,以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为工具,实证分析TFL及其一级指标作为贸易非效率项对中国与相关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具有差异性;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国的贸易额增长;贸易便利化的4个一级指标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增长的贡献度不同,并据此结论对如何削减"非效率"无形贸易壁垒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的贸易便利化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FTA的贸易效应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仅有3个沿线国家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基于2000—2018年国家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真实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法治水平下的异质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并对中国与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2)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主要从需求侧、供给侧、供需交易三个方面通过经济规模、技术创新、外汇储备和贸易成本四种机制对中国与沿线不同法治水平伙伴国的双边贸易产生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中主要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外汇储备和降低贸易成本对其与中国双边贸易产生促进作用,未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促进双边贸易;而在“一带一路”沿线较低法治水平伙伴国中未能通过这四种机制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大力度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提质扩容,同时因地制宜地放宽对低法治水平国家的贸易优惠政策。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活动中的标准化问题研究:基于茶叶出口的实证分析

贸易畅通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经济和技术水平差距较大,面临着标准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合格评定复杂、技术性贸易措施日益频繁等问题。以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茶叶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表明,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茶叶出口具有很显著的消极影响,这意味着进口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发布得越多,标准的变化也越频繁,对中国茶叶出口的阻力就越大。因此,政府层面,应制定标准化合作框架协定,搭建标准化交流机制,加强标准、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的服务能力建设,深化标准化互利合作,积极推进标准认证认可;行业协会层面,发挥行业协会的技术支撑作用,合作开展重点行业的TBT/SPS通报预警工作,开展重点行业或领域的标准互译和出版;企业层面,掌握标准话语权,以中国标准走出去带动产业链相关产品贸易,加强企业标准化的建设和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

为研究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是促进还是抑制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利用“一带一路”沿线38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借助引力模型和中介模型,分析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是如何通过贸易成本渠道、市场规模渠道影响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以及引入交互项分析投资便利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国的双向FDI具有协调发展性,东道国的IFDI流量的增加促进其OFDI的增加,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有利于中国OFDI和IFDI的增加和双向FDI的协调发展,且具有国家收入和基础设施的异质性;主要通过降低东道国的贸易成本和扩大当地的市场规模来促进中国双向FDI流量的增加,进而促进中国双向FDI的协调发展;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上升增大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加强与“一带一路”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贸易往来,增加与成员国之间基础设施、海关环境、金融市场、电子商务和规章制度环境等方面条例的签订;要加强本国基础设施、规章制度环境等建设,提高本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双向FDI的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研究阐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优化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有效激发贸易效应，应对外贸环境的不利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视角，构建2007-2017年中国与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总体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发挥贸易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区分贸易方向还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互联网基础设施都具有明显的贸易效应，其中：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发达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以及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新形势下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和把握建设力度，既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也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经贸合作和金融合作取得一系列有益成果。本文对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进行分析,首先针对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和彼此间的互补情况进行分析,其次采用1996-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出口贸易数据为采样数据,并利用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基于双重差分法,针对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和考察。研究表明:贸易增长机制主要通过对出口数量增长、异质性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同时中国对非邻国的出口促进效应大于对邻国的出口促进效应,对"一路"国家的出口促进效应大于对"一带"国家的出口促进效应。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和实证拓展,验证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促进了我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增长。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风险与对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利用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ITC)开发的出口潜力地图数据库,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规模和结构。研究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出口潜力巨大,但是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国家和产品结构分布不均衡特征,其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出口潜力最大,出口潜力排名前列国家具有相对集中特征,电子和电气设备是最具出口潜力的产品。研究还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面临着地缘政治、汇率、经营合规、物流和法律等诸多风险,各级政府、贸易促进机构和外贸企业需要在国家和产品层面,精准识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机遇,有效落实出口促进策略,发挥自身竞争优势,积极防范出口风险,维护出口利益。     

中国对主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潜力估计——以中美贸易摩擦中被加征关税农产品为例

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充分发掘中国农产品出口潜力,优化中国农产品出口格局,基于1996—2019年数据,以中美贸易摩擦中被加征关税的农产品为研究对象,利用弹性分析法而非传统的贸易潜力估计方法,估计了该部分农产品对36个主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短期出口潜力。研究认为,在36个沿线国家市场上,中国被加征关税农产品对出口竞争国的同类产品具有一定替代能力,尤其在意大利、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俄罗斯市场上的替代能力更强;36个沿线国家对来自中国的被加征关税农产品的进口需求均属于富有弹性;中国被加征关税农产品出口潜力较大的国家集中于东南亚地区。研究表明,中国应着力降低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成本、增加农产品价格调整空间,加强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合作,尤其是借助RCEP促进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深入发展,带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加,实现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格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