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儒释道关系之浅析

在两汉时期,儒家宗教化,道教产生,佛教西来,一系列事情的发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及文化渊源。一种学说的兴衰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儒释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儒家为释道的兴起与发展留下发展空间,伦理道德观念;道家为佛教提供思想资源;佛教为道教提供了宗教仪式,戒律及组织形式。     

论“格义”手法在《般若经》中的运用

“格义”作为中国思想界理解印度佛教思想的第一种方法，在中国早期的佛教传播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笔者就以“般若”典籍为例，说明早期“格义”手法在应用中的一些特点，既而阐述其最终的发展趋向。     

《圣经》汉译中的本土化阐释策略

《圣经》汉译历史由来已久。最初的《圣经》讲解者必须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置入汉民族的生活语境中,以进行本土化阐释。《圣经》汉译过程中采用了用中国儒道释学说来比附基督教学说的格义与附会的具体阐释方法。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其长期局限于比较研究的“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中西互释”单纯方法论视角，缺乏两种阐释学原理意义上的疏通与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出本土化的重要实绩。要推进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本土化，须以文学心理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心理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最终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才能实现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真正本土化。     

格义与新柏拉图主义

本文主要对中国的"格义"在与新柏拉图主义在"基督教希腊化"运动中的作用做了比较与分析,指出了它们的几点异同,并指出,要在中西方的比较研究中不产生误解,必须将相似的现象作全面的分析。     

“格义”在孙绰佛教思想的应用

孙绰作为魏晋时期的文学家,人们对他的研究多停留在文学层面上。而作为居士、名士,他与多名僧人交往,他的思想中,佛教思想也占有很重要的部分。而在对佛教思想的解读方面,"格义"也成为了孙绰思想中重要部分。文章将通过对孙绰佛教思想中"格义"思想的应用加以阐释。     

格义：辜鸿铭对儒经的文化翻译

格义源自我国最初的佛经翻译,是两种不同文化会通初期的有效途径。我国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初期,辜鸿铭采用西方文化格义东方文化,对儒家典籍进行了文化翻译,在西方社会获得成功。然而格义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势必会导致译文对原文的失真。在当今的文化交流形势下,辜鸿铭的儒经格义翻译带给当代文化译介的启示是坚持翻译的“陌生化”,保留异域文化的特色,保持文化的多元化。     

壮志未酬的悲歌——刘备的悲剧性格与蜀汉政权的悲剧命运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乃一世英雄,由于自身的悲剧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和蜀汉政权的悲剧结局。他所追寻的“匡扶汉室”、“统一天下”的理想最终没有实现,其主要原因就是他所信奉的“义”是狭隘的,他的思想基础是落后的,使他看不清当时的天下大势,最终丧失了他“人和”的优势,足为后世之戒。     

陈寅恪“格义”研究发凡

《支愍度学说考》首次系统地厘清了中印文化接触史上的"格义"法病。在中国文化遭遇新一轮的西风东渐之际,敏感到"格义"现象的复生,并重提思想史上清算"格义"的旧账,绝非无历史感者所能然。而其所绘制的"格义——合本——新译——新义"的路线图,实为跨语际文化融合之常道。     

合本子注疏论

佛教经典流传到中国,最先并非直接的梵语原典,而是经由西域各国的所谓“胡语”翻译而来,从胡语译成汉语后,往往失去梵语佛典的初本面目。在佛教经典传授的初期,传授者采用“格义”的阐释方式,把佛教术语与中国本土固有的概念相对应,以期很好地理解经义。魏晋之际,随着一经多译的大量出现,“合本子注”的形式不但为佛经翻译和阐释带来了方便,使佛经更加中国化,而且还影响到其它古书的注释,最终确立的“集注”体成为注释学上最重要的体例,古代有名的注释典范之作,大都采用“集注”的形式,注释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

现代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始于王庸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中国地理学史》,此后,侯仁之于60年代主编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于80年代编写了《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其间虽然还有其他相关书籍问世,但上述三部风格迥异的地理学史著作更具典型性,从中可以看到在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反思建构中,西方现代地理学观念的影响。重视自然地理,重视古代地理知识的科学性,是这些地理学史研究的重要倾向。而具有这种倾向的诠释,却偏离了中国古代地理学体系的某些主要特征。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思"反向格义"问题在中国地理学史研究中的特殊的存在形式。当我们对这一问题有所自觉时,更应该意识到中国古代地理学,作为一套成熟的学术体系,乃是以王朝社会的发展为基础和主要关照对象的。     

“格义”：唐代景教的传教方略——兼论景教的“格义”态势

唐代景教流播华土达两个多世纪,既苦其心志,又劳其筋骨,最终竟落得个"了无痕迹"的悲戚结局。既未能让华夏民族皈依上帝,成为基督的羔羊,也无法使中华文化吸纳福音的光芒,甚至自身的文化身份都无力获得全面的显彰。毫无疑问,如此的命运,同其效法佛教初传华土时的"格义"方略间不无关系。那么,景教"格义"的动因何在?景教"格义"的态势如何?此乃本文拟将开掘和阐释的论旨所在。     

法治本土化的几个问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法律移植的启示

法律移植与佛教传播都是中国本土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吸收,但两者既有共性,又有差别,之所以进行这种比较分析,希望借此来为中国法治建设探索一条出路.而在中国现代的法治建设中,应该走国际化的道路,还是主要强调本土特色,也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魏晋佛教对老庄“自然”说的理解与运用

"自然"作为老庄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魏晋中国思想界的基本概念与词汇,对当时的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佛典翻译中,"自然"可以作形容词、副词、名词,有"自己""单独""不求师""自然而然"等含义。"自然"具有肯定义与否定两方面意义,从肯定方面来说,与"般若波罗蜜""空""无所得""实相""本性"等同义;从否定方面来说,主要是印度外道的"自然无因论"。"自然"在僧肇、道生的思想中都具有形而上的特点;但是,在慧远的思想中是用来论证因果报应的必然性,"自然"具有"自然而然"的意义。     

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

以西方哲学的门类划分来重构或重新叙述中国哲学,是一种比一般观念层面的反向格义后果更为严重的一种反向格义。本体论这个译名使我们对西方的ontology产生了根本的误解。熊十力根据他的理解,认为本体论和宇宙论是人类思想的普遍问题,而没有看到这些术语的确是"西欧学人据其所有者分判"。就反向格义的思想路数而言,牟宗三与其师如出一辙。反向格义的结果是,我们把被人已经彻底批判否定的东西当作普遍有效的真理来接受,而西方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对我们的哲学研究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

传统的格义借用本土的概念来解释外来佛学的术语,近代的反向格义是以西方的哲学概念解释中国本土的术语。传统的格义是普及性、启蒙性、工具性的,是权宜之计;而近代反向格义却是研究性、专业性的,是主流的或正统的方法。对反向格义的利弊得失应该进行严肃的反思和讨论。西方哲学概念的体系是对立二分的,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成对的概念体系有重要不同。将物质和精神、实然和应然的概念引入对老子之道的定义或解释,难免陷入困境。在用反向格义的方法来解释中国的哲学术语时,对其困难和局限应该有自觉的意识和说明。此外也不妨尝试用描述的方法来解释古代的哲学术语,从而避免以西方现成概念来对应中国哲学术语时方枘圆凿的困境。     

唐代景教“格义”论发凡——兼论“格义”之利弊

“贞观”之期步入中土的唐代景教,由于受制于入传之际的时空环境,受制于儒释道“三位一体”式的异质文化生态语境,为求新声于他邦,不得不效仿佛教“东扇”之初所择用的“格义”宣教范式,对中土文化资源进行广采与博取。然而,为何景教在历经如此这般的“格”致之后,最终落得的竟然是个了无痕迹的不“义”结局？“格义”之法自身有何利弊？景教“格义”的态势到底如何？景教“格义”的得与失究竟何在？诸如此类的论题．正是本文拟将开掘和阐释的论旨。     

不可通约性视阈下的王国维译论——《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的现代阐释

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王国维以哲学家的身份和眼光对辜鸿铭所译《中庸》进行了批评，其批评对象的选择则体现了他对术问题的一贯关注，其批评的视角表现出了可贵的不可通约性思想的萌芽，其提出的反向格义是通向部分通约的一条可能途径。将该文放到王国维思想体系的框架里进行考量、从不可通约性的视角对该文进行解读，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具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