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时代”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

在“微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呈现全新的特征,表现为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传播方式的立体化、传播形式的民主化。因此,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工作,必须与时俱进,选择适当的传播路径：搭建“微平台”,创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新阵地;注重“微创新”,增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吸引力;增强“微素养”,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新环境;加强“微监管”,净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新阵地。     

从WPP赛事的失利反观中国新闻摄影教育的不足

在世界新闻摄影（ＷＰＰ）比赛中,中国新闻摄影界频频失利。究其根由,除外在原因外,更在于目前教育中的诸多缺憾——对摄影精神的教条、僵化理解,重“训练”,轻“交往”,缺乏“视觉传播”理路,课程设计不具备“现代性”意识等。很显然,这种种“设计”威胁着我们的新闻摄影事业,“教摄影,教什么”正在逼问新闻摄影教育,中国能否贡献出伟大的新闻摄影名家,就在于在何种方位上反思,又在何种程度上超越     

“恶搞”文化:凸显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等“恶搞”作品经互联网传播,吸引了大量受众的眼球,也引起舆论的广泛讨论,“恶搞”现象广受关注。网络传播是大众传播的方式之一,而提供娱乐,是大众传媒的功能之一。在这场以“恶搞”为代表的全民狂欢中,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得到彰显。但同时,娱乐应有限度,“恶搞”需要引导。     

“一带一路”与新闻传播的研究综述

“一带一路”与新闻传播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数量比较少,研究主题集中在传播媒介、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三个方面,即媒体在“一带一路”的作用、媒体报道中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效果。已有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描述总结多,实证研究少。今后可从以下方面加强研究：一是学理层面的研究,提升研究层次;二是深入到更微观的层面,如媒体如何针对不同区域、国家、受众进行传播,并总结规律;三是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如结合国际政治等知识进行分析。     

传播的“正能量”与“美丽中国”——央视“寻找最美……”系列节目的传播学解读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新要求。我国的主流媒体也为之做了不懈地努力,不断释放发现和推动以生态文明融贯于社会文明的为主核的"美丽中国"传播"正能量"。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以央视《感动中国》、"寻找最美乡村医生"等节目和活动为例,解读主流媒体从务实、亲民和贴近的角度,扩展新闻传播功能,提升传播效果,以"正能量"传播来推动"美丽中国"是新传播趋向,这也是中国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的压力和推动下,新闻传播转型和创新的表现。     

传续百年：浙江“唱新闻”曲艺变迁的传播社会史考察

“唱新闻”是起源并流行于浙江地区的一种地方曲艺,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说唱形式的口头传播活动。这种传播形态起源于南宋时期的“说朝报”,在近代浙江地区兴起,后扩散到上海等地,是留存至今的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活化石。根据推动“唱新闻”发展的动因和社会传播功能的不同,可将“唱新闻”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唱新闻”的传播者身份、传播的“新闻”内容以及表演的空间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市场和受众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媒介技术因素是影响“唱新闻”变迁的重要因素,每个历史阶段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又有不同。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唱新闻”的变迁,对于揭示地方曲艺、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谈彝族“克智”与“尔比”的独特性和共用性

"克智"与"尔比"是一种独特的说唱艺术,是彝族人民根据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生活经验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精品语言,包涵着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审美,在彝族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被彝族人民称为"语言中的盐巴"。"克智"大多在婚丧节庆等重大场合中使用,"尔比"则适用于调解纠纷和教育场景之中。但"克智"与"尔比"也可以互相交融、互相掺合使用,从而形成了"克智"与"尔比"共用的独特语言格局。这种共用性主要体现在群众性、社会性、娱乐性和传播性上,具有普遍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求同”还是“存异”?——以美国汉学家华兹生的日本汉诗英译为例

在当下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对于"异"的强调似乎成了保留"文化多样性"的代名词。从理论上讲,源语文本中的"异质性"正是源语文化有别于他者文化的独特文化印迹,但与此同时这些文化印迹往往因为其唯一性和独特性,在现实层面却鲜有成功迻译入目标文化的例子,尤其对于非学术翻译的文学翻译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因此,这种单纯"存异"的翻译"表述"方式,姑且不论其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作者"本意",却往往容易违逆目标文化的"文化常规"与"可接受性"。这种现象无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尤其需要高度警惕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做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高校校报工作者要实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传播先进文化的目标，就必须加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融会贯通，坚信不疑；必须与时俱进，更新知识，开拓视野；必须了解学校和师生情况，有针对性地传播创新信息；必须树立先进典型，引导正确舆论；必须汇集前沿知识，传播先进文化。     

“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的破局与重构

"美丽中国"旨在破解可持续发展难题,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网络传播在中国对外传播格局中优势突出。在信息全球化和中国生态文明转向的历史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与生态发展内在契合的网络传播是"美丽中国"对外传播中影响范围最广、最有效的方式。当前,"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重视自身网络平台利用,国外网络平台借助不足;重视信息发布,受众关注度不足;重视传播数量,内容关联度不足;重视传播过程,用户共鸣不足。重构"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格局,应当着眼于提高网络影响力,实现"四个转型",提高对比度、改进表达方式,再造信源;实现"四个转变",提高触及率、增强信任度,再引信宿;实现"四个转向",提高曝光度和共鸣水平,重建信道。     

农村政策纵向扩散中的“悬浮”问题

政策从出台到普及有一个逐步扩散的过程,其中区域内纵向扩散受不同层级政策主体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影响。在农村地区,文本性的政策内容传达至基层政府及基层干部后“悬浮”难以下沉,使底层受众对政策了解不充分、对基层政策传播工作不满意、行动上的政策响应度较弱。分析表明,干群关系疏离、意见领袖“位移”、农民缺乏主动获取政策信息的动力和能力、基层政策传播者缺位是导致农村政策“悬浮”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从发挥传统组织传播机制的作用、引导大众传媒发挥在农村政策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完善农村政策信息反馈机制、提升受众获取政策信息的能力和动力等方面加以改进,以促进多方政策主体的信息流通与互动。     

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在台湾——"传播"主体性的反思

"健康传播"作为一新兴研究范畴,有其与其它传统领域不同的独特性,特色之一为"跨领域",健康传播也被视为是一强调"应用"特质的行为科学。本文从科际整合的观点,先回顾岛外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的发展,接着对中国台湾的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概况及现有资源进行评估,试图从具有"传播"主体性的角度,对健康传播的教与学进行反思性探讨。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河南对外传播体系建设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积极寻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契机,将自身的资源及交通区位优势发挥到极致,继而切实建立起完善的对外传播体系,坚持在互利合作共赢的过程中为河南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本文通过对河南对外传播的现状进行分析,再根据实情,就河南如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建设外传播体系展开详细探讨,以期望能推动河南对外传播文化更好地发展。     

抵制与厌弃“:文革”期间“样板戏”传播的困境

"文革"期间,"样板戏"传播遭遇抵制的缘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学话语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解;中共高层对"样板戏"独霸文艺舞台造成的百花凋零局面的不满;"文革"受难者对"样板戏"的憎恶。"样板戏"传播遭遇抵制与厌弃的现象,证明了样板戏企图独霸文艺舞台、统合观众接受心理的悖谬与虚妄。     

“和”文化的传播与拓展——兼议字体设计的“中和”之美

"和"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和"之美的审美理念就是由此而来。将汉字当中所蕴含的"中和"之美延伸至现代字体设计范畴,对于其传播与拓展有着重要意义。"中和"之美对于汉字的本土化设计非常重要。将"中和"之美这一传统观念与现代字体设计相结合,为"和"文化的传播与拓展开辟新的途径。     

信息时代自媒体传播“个性化新闻”的思考

当前,自媒体凭借其及时纠错性、平等互动性、广泛迅速性、自由发布性等特征,成为信息时代传播"个性化新闻"的客观需求和必然。然而,自媒体在"个性化新闻"传播中存在信息传播不完整与不准确性,存在着恶意、虚假新闻信息的传播等缺陷。因此,我们要建立自媒体"个性化新闻"传播的道德约束机制,设置自媒体对"个性化新闻"传播的监测识别系统,实现自媒体与传统主流媒体"个性化新闻"传播的"双轮驱动"等,促使其良性发展。     

从“小月月事件”谈网络传播低俗化现象的根源和应对

网络媒体的低俗化,是其追逐商业性和娱乐性的结果,也是其伦理淡漠和文化品味缺失的结果。这种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盲目扩张消遣性的行为,使其走向了低俗化之路。这种从低俗到恶俗的道路,其危害不容忽视。网络媒体应采取有力措施从各个层面应对这种低俗化甚至恶俗化。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基于仪式观的“那达慕”文化旅游传播的作用及路径研究

从詹姆斯·凯瑞的传播理论来看,“那达慕”文化旅游的传播既有多样的传播模式,又有可建构特殊的文化意义。“那达慕”文化自身承载着特定的蒙古族文化符号,而旅游场所作为“那达慕”传播文化的渠道媒介,二者的融合能使“那达慕”文化旅游成为一种独特的传播实践活动,凸显出仪式性、空间性、参与性、竞技性和娱乐性等特征,在文化价值的凝结、共同场域的构建和受众情感的连接上具有突出作用。在传播路径上,“那达慕”文化旅游的传播不仅要关注传统传播的使用,还要更加注重文化符号挖掘、场域构建以及受众参与体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传播路径

随着"微时代"的到来,代表"微"传播工具的即时通信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开辟和拓展"微"传播路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持续培育和弘扬,要构建"微"平台,占领"微"传播舆论阵地;注重"微"创新,抢占"微文化"传播高地;加强"微"协同,增强"微"传播互动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