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背景下国家碳预算的理论同构与立法路径

国家碳预算制度兼具碳排放总量控制与统计核算工具的双重功能,碳达峰目标的迫近及碳中和目标下国家降碳任务的紧迫性,使得如何将碳预算融入“双碳”目标的实践过程,实现制度和理论的双向促进成为重要问题。一方面,通过梳理碳预算制度产生的背景、碳预算概念的演变,事实印证了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是把承载全球碳排放环境容量的国际碳预算,转移至各国碳预算本土化的可靠实现方式。另一方面,域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碳预算制度经验发现,其对我国碳预算目标设置、机制协同、资金渠道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将碳预算纳入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的法治保障体系,可以结合已有预算法程序化规定,通过建立专门性机构、权责配置、预算调整机制、专项资金供给等制度,建构起“双碳”目标下符合我国需要的碳预算制度体系。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的主题，能源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彰显大国担当和责任，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布了碳中和的雄心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探索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从中国实际国情和碳减排目标出发，通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得出中国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能源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能源需求总量和CO₂排放量将继续增加、能源结构转型更加困难等挑战；但面临挑战的同时，也会倒逼能源高质量发展，抢占技术制高点，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从碳中和的定义和目标出发，发现实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要降低能源消费总量、化石能源占比和单位化石能源碳排放量，增加森林碳汇和发展CCS（含CCUS）。在此基础上，提出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三大显性途径，即节能提效、优化能源结构和技术创新；以及一大隐性途径，即思想观念创新。对于全球来讲，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去应对，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同时，针对性地提出，应加强顶层设计，出台面向2030年和2060年两大节点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国家行动方案》；围绕技术链和产业链，识别出关键核心技术纳入国家科技计划，并加强示范工程建设与推广应用；针对同种类别废物治理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未来碳减排与“三废”协同治理将是大势所趋，建议深入探索协同治理机制。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碳排放路径研究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中国是第一大碳排放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继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之后,中国在2020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和气候雄心峰会等重要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争取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2030年碳强度下降65%、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25%等中长期战略目标。这一系列里程碑意义的新目标,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也是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支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围绕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利用自主研发的国家能源技术经济模型（C3IAM/NET）,从自下而上的行业视角,研究了中国中长期CO₂排放的总体目标和实现路径;分析了不同经济增速和减排力度情景下,能源系统、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以及碳汇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全国CO₂排放量有望于2025年实现达峰,峰值约108亿吨,最晚于2030年达峰。通过能源系统实施不同减排努力,并结合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部署,到2060年,与能源相关的CO₂排放量仍将存在3亿~31亿吨,主要来自电力、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需要森林、海洋碳汇来吸收。并针对电力、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和行业提出了建议。     

碳中和背景下能源消费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关系研究

从区域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强度之间的关系出发,设定区域人均GDP收敛模型和能源消费强度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模型,来分析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的收敛情况以及中部、西部和东部省份的能源消费强度与人均GDP差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均呈上升趋势,但在能源消费强度方面都呈下降趋势;能源消费强度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是三个地区中最低的,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高于中部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地区的人均GDP发展水平存在GDP的绝对收敛;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是发散的,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则是收敛的。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要考虑能源禀赋和传统工业的发展现状,针对碳排放量依然较大的地区,要采用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的相关技术和发展相关产业,减少碳排放以争取尽快实现碳中和。     

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与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

全球气候治理掀起的碳中和潮流正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发生革命性变革,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构和变迁将带来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成为各国碳政治博弈的重要内容。国家绿色战略能力,是一国基于自身所能运用的各种绿色资源,通过国家战略谋划和具体应用,维护和拓展国家绿色发展及国际碳政治博弈的能力,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向度。当前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对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通过增强国际话语权、提高制度建构力、增加国际道义力量、改善和优化国际形象等大大提升了国家绿色战略能力水平。人类正处于一个危机叠加、风险加剧的时代,需要中国继续通过首脑外交等各种国际战略途径加强自身绿色战略能力建设的同时,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国“适度能动”之气候司法研究:域外实践与实现路径

气候司法是我国气候应对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可对气候立法、气候行政行“能动纠偏”之用。我国气候司法从被动、弱能动,当前呈现“强能动司法”的发展趋势,但司法政策和理论研究都对气候司法提出了“适度能动”的要求。本文意欲厘清中国语境下“适度能动”气候司法之实现路径。通过对中外气候能动司法实践与理论展开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相较域外“造法型”气候能动司法,以“服务保障”国家气候变化应对政策为目标的中国“回应型”气候能动司法有着更广泛的“社会控制”意义,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发挥司法的气候治理作用。但中国能动司法不可跳脱出其宪法定位,不可代位甚至超越行政权和最高权力机关之立法权。气候司法于气候立法“补位而非代位”,于气候执法“辅助监督而非代位干涉”。中国“适度能动”回应型气候司法有“气候规制监督”“气候损害救济”“气候刑事惩戒”和“气候政策保障”四条实现路径,故此应强化检察机关气候法律监督职能,探索公益诉讼预防性功能,拓展“大环资审判”格局;减少公民个人承担气候刑事法律责任的情形;避免“绿色原则”之滥用,限制预防性检察行政诉讼的提起范围,审慎引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     

“双碳”背景下绿色承包商管理模式的建构

当前,绿色发展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双碳”目标是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内在要求的重大体现,绿色承包商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绿色发展共识、降本提质增效、数字重构是建构和发展绿色承包商管理模式的主要动能。绿色承包商管理模式具有系统性、绿色性、生态性、和谐性的特点,表现为以绿色管理理念为指导、以业主需求为中心、以合同为准绳的全过程指导。在实施绿色承包商管理模式的过程中,为了应对来自管理、组织、技术方面的挑战,应全面考虑项目全生命周期、承包商管理模式、绿色承包商内涵等要素。     

双碳背景下CEO开放性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双碳背景下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是必然趋势,而CEO在绿色转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15—2019年重污染企业并购数据,研究了双碳政策实施以来CEO开放性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CEO开放性越高,重污染企业发起绿色并购的可能性越大;高管团队绿色注意力和短视倾向在CEO开放性对绿色并购的影响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同时,CEO权力削弱了CEO开放性对高管团队绿色注意力的积极影响。另外,CEO开放性的提高会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并抑制普通并购,尽管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在短期内不会增加实质性绿色创新,但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异质性分析发现,CEO开放性的提高对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风险承担企业、低环境监管省份企业以及高行业期望绩效顺差企业中更大。因此,重污染企业在鼓励开放性CEO开展绿色并购的同时,要健全企业高管间的沟通机制,适当抑制CEO权力的过度使用,强化企业绿色发展意识,借助绿色并购实现企业绿色转型。     

碳达峰碳中和关键领域、面临挑战与实现路径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气温不断升高引起广泛关注,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升温的说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基于此,国际社会共同签署了《巴黎协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将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期为全球温控目标作出贡献."30·60"双碳目标提出后,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研究呈井...     

培育和发展第三部门保护我国的世界遗产资源

世界遗产资源作为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必须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本文以世界遗产资源这一公共物品供给理论为视角,揭示了市场和政府在保护世界遗产资源中所存在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以及第三部门在弥补这些失灵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从国际经验出发,阐述了第三部门对于保护我国世界遗产资源所具有的意义及其发展的制约因素,最后提出了培育和发展我国第三部门的政策措施与建议。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维护中国边境安全的路径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有机安全观，边境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屏障，必然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关注的重点，维护边境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边境地区的细化与实践。要有效维护中国的边境安全，就必须探寻最佳路径。笔者在简要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与边境安全的基础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维护中国边境安全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化解影响边境安全的主要矛盾、全面发展边境地区、维护边境安全的力量多元化和逐步推进跨境一体化发展。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和发展的难点及对策

目前我国地理标志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定义过于广泛,容易产生歧义;部门职责不明,导致混乱不清;地理标志申报主体不确定,在管理上出现偏差;单纯追求申请注册数量,缺乏实施动力;品牌推广不力,影响消费者认知;生产地范围随意扩展、生产技术任意改变,难以确保产品品质.因此有必要对地理标志从法律保护、经营管理等多方面进行改善,充分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克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地理标志产业的健康发展.     

论金代女真族文化对汉族的影响

女真族在与汉族杂居、通婚、交往的过程中 ,其文化中的一些因素都被汉族所吸收 ,但这种吸收是以物质文化和习俗文化为主 ,并以民间交流为介质。吸收的程度也呈现由北及南的不均衡分布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策略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策略选择,事关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效果与经济发展全局,需要做好顶层设计。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立法,应当采取"三三立法策略"。即在立法的总体布局上,分为三个组分,每个组分再细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专项法律的制定宜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先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决定";第二步再制定"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法";第三步在条件成熟时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法"。其次,在国家立法的横向层面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制定碳达峰碳中和专项法律;二是修改或制定推进低碳绿色发展的相关法律;三是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再次,在立法的纵向层级上分为三级:第一级是制定或修订全国人大层级的碳达峰碳中和专项立法和相关立法;第二级是制定国务院层级的碳达峰碳中和相关行政法规;第三级是制定地方层级的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地方性法规。此外,还要制定相关的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美国的西部开发与环境保护

美国西部生态环境脆弱 ,对其开发不得不考虑环境因素。美国西部开发分为两个时期 :二战以前 ,美国政府鼓励移民开垦西部 ,以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为代价 ,在西部初步建立起农牧业生产体系 ;二战以后 ,美国政府开始重视资源和环境保护 ,选择性地推行工业化政策 ,扶持西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取得良好成效。     

"双碳"目标下低碳消费的作用机制和推进政策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一项涉及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的系统工程.围绕公众衣、食、住、行、用等生活领域,探究低碳消费的作用机制.低碳消费通过"直接减碳机制"或倒逼低碳生产的"间接减碳机制"助力碳达峰尽早实现,通过将人工与自然手段相结合的"保护机制"推动碳中和进程.基于需求效用论、外部性理论、消费行为论可知,低碳消费是多重心理动机的结果,易受多种因素影响,既需要硬性规制约束,又需要软性政策引导,消除低碳消费认知偏差,解决低碳消费外部性问题.梳理中国自"十一五"时期以来的低碳消费政策历程,并针对公众参与度较低、低碳消费市场不完善等困境,提出"十四五"期间应从参与主体、产品规范、市场培育、宣传教育、消费场景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低碳消费的推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