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科玄论战——兼论丁文江对传播科学精神的贡献

科玄论战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学术事件，时为中国科学界巨擘的丁文江，在这场激烈的学术论战中，高擎科学的大旗，与玄学家们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极大提高了科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力，在传播科学精神方面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对中国现代科技文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由于时代所限，丁文江对科学抱有一种过分的乐观，因而未能充分认识到科学精神自身所面临的逻辑悖论和复杂性。     

追求科学:丁文江与科玄论战

追求民主和科学,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也是他们的历史。 丁文江是中国追求科学的先躯者之一,他为现代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起科学与玄学论战(简称科玄论战,又叫“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捍卫科学,反驳中国的现代传统主义,使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论战的背景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文化的意义上更是如此。伴随着空前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产生了中国现代传统主义。 正是在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冲击下,觉醒了的中国人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丁文江哲学论析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潮的流变中,丁文江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科学派的一员“主将”。他以“科学之卫士”自居,其著述试图以科学哲学与科学方法来认识自然与人生,因而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四个部分的论述,试图认识和总结以丁文江为代表之一的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产生发展的途径与规律,为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进程助一臂之力     

丁文江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刍议

丁文江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科学派的主要代表.过去学界在论及这一论战时,一般论者只注意丁文江与张君劢的思想差异,往往忽略了他与张有着许多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研究系背景;只纠缠于对参与论战者文本字里行间的歧异解释,忽略了他们在论争背后的"策略"运用,特别是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争夺话语权的意图.     

从“科玄之战”看科学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影响

中国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发生了一场“科玄论战” ,论战的双方分别是所谓科学派与玄学派。玄学派以张君劢为主将 ,科学派的领衔人物则是丁文江。这场论战持续了将近一年 ,当时几乎所有具有影响的中国思想家都参加了这场论战。这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使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其普遍的涵盖意义。一１９２３年２月 ,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人生观》的讲演。在讲演中 ,他列举了五条理由 ,得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结论 ,他说 :“人生观之特点所在 ,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 ,故科学无论如何发…     

瞿秋白对科玄论战的诠释

科玄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论战。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人生观的问题是科学无法解决的。以丁文江、胡适等为代表的科学派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这场论战从学理上看,表现为科学与哲学关系争论,而从社会历史进程看,是以传统伦理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与以现代科学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的冲突。由于科学派和玄学派各     

胡适“科学的人生观”及其时代与思想背景

一、“科学的人生观”的基本内容从1923年2月到年底,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简称科玄论战)。论战在所谓“玄学派”与“科学派”之间展开.玄学派的主要论点是:人生观不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绝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派则针锋相对地认为:科学方法是绝对不受限制的,人生领域及人生观最终必然由自然规律和必然法则所决定和支配,也即必然由科学规律所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哲学观探析——基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考察视角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参与论战,有力地批判了玄学派和科学派的观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向中国思想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学理层面梳理这次论战中的思想流变,不但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了解,亦可以从特定角度考察近现代思潮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联系与互动。     

科玄之争的学术回响——胡适、梁启超墨学阐释的异同离合

在清代学术理路和西潮冲击之下,墨子及墨学在清末民初引起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典范性人物,胡适和梁启超对于墨学的偏爱和阐释可以说具有典范意义,其学术主张存在共同性,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性。二人都比较重视墨子的《墨辩》部分,以此来发明中国传统学术的"科学精神",但二人对于墨学的理解和阐释也存在根本性差异:一主"智",一重"爱"。以话语分析的视角看,现代性的科学话语和反省现代性的玄学话语构成了胡适和梁启超墨学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可以说,"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对于文化现代化的思索呈现出多岐性,正是对于文化现代性的不同方案导致了胡适和梁启超以及不同学术群体对于传统阐释产生差异。因此,胡适和梁启超关于墨学研究的异同离合可视为近代中国一典型的学术史事件。     

汉学是科学吗——现代中国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加速了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汉学和宋学的对立也被卷入这种分化之中。在科学派一方,丁文江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汉学是科学,宋学不是科学;胡适认为汉学并非汉儒之学,而是宋学“格物致知”方法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科学处于同一路向。在玄学派一方,张君劢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企图以宋学包容汉学并由此重建新儒学;冯友兰则认为宋学是哲学而非科学,正是因为其具有空虚这一不同于科学的特征而成为中国哲学经久不变的主流。而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王国维早已对汉宋划界问题有所预见,他较为倾心于汉学并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然终不可得。对汉宋划界形成过程的追溯为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思路。     

建构论唯理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一个解读“科玄论战”的新视角

本文引入哈耶克关于“建构论唯理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理论架构,尝试着从知识论基础的角度,对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场论战（“科玄论战”与“民主与独裁”之争）加以重新审视。文章认为,以往仅就“玄学派”的哲学基础——“唯意志论”展开剖析,尚不足以完全凸显其所持的全部观点,也无法充分揭示“科玄论战”双方（分别以丁文江、张君劢为领军人物）真实对立之所在。而从哈耶克所提供的视角切入,则可发现,标榜“科学万能”的丁文江在知识论上秉持的是“建构论唯理主义”,由此导致了他对“全知全能”政治的醉心向往;与此相反,谨遵“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张君劢则出于对科学理性局限性的认识,在“新式独裁论”甚嚣尘上之时固守了其自由主义立场。     

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侧重于学术史视野下的叙述

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焦点，各方论战者从理论引用、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古代社会性质的确定等方面对郭沫若古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论战中包含着合理科学的学术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郭沫若古史研究的修正和完善，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本文力图侧重于从学术史的视野叙述郭沫若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从而部分还原其被遮蔽的学术面相。     

论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之演变(下)

从“农化”到“工化”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另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与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基本上是同时开始的,而持续的时间更长,在五四以后的许多年中又不断有人提出来讨论。对这场论战,过去很少有人注意,这大概是由于把它视为纯粹的经济理论方面的问题了。近年来有关这场论战的文章资料的不断披露,使我们深感这场被人忽视了的论战是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而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可以从更高的层次上来进行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一个农村居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农业国之中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     

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马克思主义敌人之间的一场混战,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反对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主角的玄学派,实际上是以一种唯心主义反对另一种唯心主义。列宁说;“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正是这     

从“科玄论战”看20年代西方思想与中国社会思潮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出现了非常活跃的局面，新说迭出，歧意纷现。介绍、传播西方思想依然是中国思想界丰富其内容的重要途径，几乎所有的西方新旧思想流派在中国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传播，以《民铎》杂志为例，这一时期就先后编辑出版过“现代思潮号”、“尼采号”、“柏格森号”、“进化论号”、“康德号”等西方哲学专号。西方思想在中国的流播过程中，各流派之间的分野显现得十分明显，同时由于中国传承者有意无意地修正，又发生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变异。１９２３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玄论战”）是一个很好…     

从《独立评论》解析丁文江的军事文化思想

作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丁文江对当时中国军阀派系及军情进行了详细研究,萌生改革军事教育、创办军事院校、培养新式人才的理想;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丁文江提倡“宁为瓦全,不为玉碎”的持久抗日观,呼吁国共协作,一致抗日。其略显低调的抗日观有着对时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也是其科学理性精神在军事思想上的彰显。     

社会史论战背景下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辩难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学术界从理论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审查、逻辑结构到论据论点等多方面对郭沫若先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进行了学术史上罕见的质疑与批判。郭氏自觉接受着来自不同学派的种种质疑与批判,并不断地进行着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评,丰富和完善着自己的中国古代社会理论体系。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视角而论,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辩难,加速着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向着科学和深入的方向推进。社会史论战期间,由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起点还较低,论战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从概念到概念的倾向也极为明显。辩难中出现的种种论点,疑问颇多,从某种意义讲,社会史论战期间,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诸多质疑与批判,不足以彻底否定该书的全部学术价值。辩难中呈现的宗派情绪和非学术因素,并无学术价值,不利于方兴未艾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陈序经与1934年广州文化论战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演讲，引发了１９３４年广州文化论战。面对反对 者的诘难，陈序经等人以岭南大学为阵地，发表了大量言论，进一步阐明了全盘西化的文 化观。这场论战反映了３０年代广州思想界的基本特点．并成为１９３５年全国性文化论战的 预演。     

丁文江与中国现代科学

丁文江是二三十年代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对我国现代科学文化事业贡献颇丰。他是我国现代地质科学的开拓者，身体力行，使我国的地质事业成为一门科学。他长于科学管理，是我国早期科学事业少有的组织者、革新者和推动者。他力倡科学、捍卫科学，在“科玄之争”中成为科学派的斗士和主将。他以严谨的科学精神，成就了我国科学事业上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为中国的科学事业赢得了声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论战述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围绕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论战,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论战的两极是“中国本位文化”论与西化论的对立。这场论战事实上进行了两个讨论：一是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一是关于“全盘西化”观点的讨论。今天研究这一历史上的论战,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争论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６日,陈立夫在南京市政府扩大纪念周会上发表题为《文化建设之前夜》的演讲。他说：“吾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所有文化工作,……大部分均系破坏工作,以致吾国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