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家采摭诗文入传与文学文本经典化进程

采摭诗文入传是史书中常见的传记文本的书写方法。自《史》《汉》以来,存在着一个逐渐定型的过程。史家采摭诗文入传是文学文本经典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史家的采摭往往确立了文学文本的经典地位,并以之为媒介继续传播。采摭诗文入传的意义在于:诗文入传构成传主形象书写的一个组成部分,此点自《史》《汉》以来莫不如是;诗文发挥文章的政教意义;诗文作为文学文本往往确定传主的文学家身份;采摭诗文入传发挥了保存一代文章的特殊功能。     

试论儒学复兴背景下的古文运动与史传书写的关系

宋学的观念在确立的过程中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当中，这实际上是社会秩序重建的一个基点。我们应该把修史和疑经思潮结合起来，在社会秩序重建的背景下，他们对唐代留下的文学资源、政治资源和思想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力图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文学秩序。在已有的文学资源中表现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观念，以文学家名字的出现与否、出现次数，文学家传记的排列方式、传记内容的组合过程，进而认定他们作为文学家身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旧唐书》对所选人物进行的褒贬评价，不像《新唐书》有明确的政治判断和道德判断。而当我们把唐宋时期的儒学复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话，处于唐宋之间的五代则会成为具有葛兆光所说的“无画处皆是画”的特殊效果。这样由中唐对社会秩序重建的思考到五代时期的整体衰落再到北宋对儒学理念之张扬形成了合乎理想逻辑的内在发展的过程。后出者对于前者的评价与认同构成了新时期的有效资源，而《新唐书》作为一种资源也为新儒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晚清外交官文学创作的一种界定:“使外文学”

在近代西方强权外交的背景下,晚清开始向外派驻使臣,这些使臣具有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双重复合性,他们出使异邦,思考中外异质文化的文学创作,是近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独特的文学现象,但学术界长期缺乏对此现象的整体观照。论文拟将晚清使外文臣的文学创作界定为"使外文学",以便从整体上对使外文臣的文学创作做出一个合理的界定。"使外文学"的异质文化书写,表现了创作主体在他者语境中自我认识的深化,并为国家文化形象的完善以及世界各民族的全球化融入过程,提供了独特的文学书写范式,应当在跨学科范畴中加强研究的力度。     

史、史官与中国早期儒学元典的书写

书写的前提首先要有文字,中国文字的产生绝非始于殷商甲骨文,最初产生的文字恐怕比八千多年前的贾湖契刻还要早,"史"就是参与创制文字者之一。国家建立后,"史"转化为史官,国家成文的书写基本由史官来完成。《尚书》是中国早期史官书写的成文,也是中国早期的儒学元典之一,它含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书相比较,《周书》不仅篇幅多内容丰富,而且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书写模式和相当高的书写技巧,表现出鲜明的儒学意识与相对稳定的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审美风范,对后世成文的书写影响极大。     

宋代江西文学家结构分析

据《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统计,宋代江西有作品传世的文学家共1359人。本文用历史人口学及人口结构学的方法,对宋代江西文学家的性别结构、身份结构及年寿结构进行考察。统计结果显示,宋代江西女性文学处于相当薄弱的地位,且"家族现象"特征明显。进士极具创作活力,是宋代江西文学的一支重要创作队伍。僧道、宗室文学家的文学创作活跃,人均创作量高于宋代江西文学家的平均水平。60-69岁、70-79岁、50-59岁这三个年寿段的文学家在宋代江西文学中创作力最旺盛。     

“文学”溯源

“文学’一词,因常用而习焉不察了。文学二字并用,最先见于《论语》:“文学子游、子夏。”宋邢昺《论语疏》解为文章博学之意,与今文学含义不同。古时是用“文”、“文章”、“文艺”来表述“文学”含义的。如:刘勰《文心雕龙》的“文”;杜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文章”;《新唐书》中把李白、李贺、李商隐等文学家的传记称之为“文艺传”等都指的是“文学”。魏文帝曾丕曾作《典论论文》,是当时典型的文学论著。陆机的《文赋》则是叙述文学创作心理的。韩愈还曾把通过语言阐明古道的“古文之学”称为“文学”。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曾指出近世“文学”一词是从日本“输入”的。录下:     

《纳伊济·托音传》——一册珍贵的蒙古佛教史史料

绪言文字史料是蒙古古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较有价值的是圣徒的传记。这些作品有的是由政治活动家和宗教活动家本人撰写的,有的则是由其门徒或者是与他们有交往的人士按照宗教的或哲学的观念撰写的,这些作品不仅是著名人物的言行录,而且也是蒙古中世纪历史的有价值的史料。圣徒传记的广泛传播和这种传记与历史的联系表明,圣徒传记都是些独特的、具有史料性的文学作品,它们既具有蒙古中世纪文学的特殊体裁,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短信文学的勃兴与文艺学的应对

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艺学的转型问题,欧阳友权从艺术活动主体审美动因的改变、电子化文本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的消解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黄鸣奋认为,由电脑和网络带来的文艺学转型冲动,带来了范式更迭、观念革命、界碑毁弃、传统批判,为文艺学推陈出新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张晶指出,媒介数字化使人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时空形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审美关系,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虚拟与真实、主体与客体、创作与接受等重要审美理念进行重新考量。白寅从文学创作与接受主体的身份的视角,探讨了数字媒介下文艺学的转型,认为创作者身份隐匿消解了文学话语的公众性,而接受者身份的隐匿则阻断了正常的反馈路径,促使文学的传统构成形态出现变异。欧阳文风认为,与网络文学相比,短信文学进一步消解了传统文学惯例,进一步张扬了文学的自由本性,进一步推动了文学向民间的回归,并带来了文学观念的悄然转变。     

拥抱电脑:文艺学的转型冲动

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艺学的转型问题,欧阳友权从艺术活动主体审美动因的改变、电子化文本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的消解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黄鸣奋认为,由电脑和网络带来的文艺学转型冲动,带来了范式更迭、观念革命、界碑毁弃、传统批判,为文艺学推陈出新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张晶指出,媒介数字化使人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时空形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审美关系,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虚拟与真实、主体与客体、创作与接受等重要审美理念进行重新考量。白寅从文学创作与接受主体的身份的视角,探讨了数字媒介下文艺学的转型,认为创作者身份隐匿消解了文学话语的公众性,而接受者身份的隐匿则阻断了正常的反馈路径,促使文学的传统构成形态出现变异。欧阳文风认为,与网络文学相比,短信文学进一步消解了传统文学惯例,进一步张扬了文学的自由本性,进一步推动了文学向民间的回归,并带来了文学观念的悄然转变。     

数字媒介下文论转型的三个维度

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艺学的转型问题,欧阳友权从艺术活动主体审美动因的改变、电子化文本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的消解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黄鸣奋认为,由电脑和网络带来的文艺学转型冲动,带来了范式更迭、观念革命、界碑毁弃、传统批判,为文艺学推陈出新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张晶指出,媒介数字化使人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时空形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审美关系,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虚拟与真实、主体与客体、创作与接受等重要审美理念进行重新考量。白寅从文学创作与接受主体的身份的视角,探讨了数字媒介下文艺学的转型,认为创作者身份隐匿消解了文学话语的公众性,而接受者身份的隐匿则阻断了正常的反馈路径,促使文学的传统构成形态出现变异。欧阳文风认为,与网络文学相比,短信文学进一步消解了传统文学惯例,进一步张扬了文学的自由本性,进一步推动了文学向民间的回归,并带来了文学观念的悄然转变。     

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的新“矿源”——《名媛诗话》的文献及学术价值

《名媛诗话》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料、文献的价值。它裒辑、保存了一批出于女性之手的文学批评著述,其中不乏精金美玉。二是集中了沈善宝本人的文学批评观点,对于研究她的文学活动,以及由她辐射而成的女作家群体的文学创作,都是重要的切入角度。三是这些内容反映出的文学思想,是那个时代文学思想的重要侧面,也是研究女性文学、性别观念的重要视角。这些皆可补足目前批评史研究、书写之缺失。     

数字媒介下文学主体身份的转型

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艺学的转型问题,欧阳友权从艺术活动主体审美动因的改变、电子化文本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的消解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黄鸣奋认为,由电脑和网络带来的文艺学转型冲动,带来了范式更迭、观念革命、界碑毁弃、传统批判,为文艺学推陈出新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张晶指出,媒介数字化使人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时空形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审美关系,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虚拟与真实、主体与客体、创作与接受等重要审美理念进行重新考量。白寅从文学创作与接受主体的身份的视角,探讨了数字媒介下文艺学的转型,认为创作者身份隐匿消解了文学话语的公众性,而接受者身份的隐匿则阻断了正常的反馈路径,促使文学的传统构成形态出现变异。欧阳文风认为,与网络文学相比,短信文学进一步消解了传统文学惯例,进一步张扬了文学的自由本性,进一步推动了文学向民间的回归,并带来了文学观念的悄然转变。     

数字化语境中文艺学的观念转换

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艺学的转型问题,欧阳友权从艺术活动主体审美动因的改变、电子化文本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的消解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黄鸣奋认为,由电脑和网络带来的文艺学转型冲动,带来了范式更迭、观念革命、界碑毁弃、传统批判,为文艺学推陈出新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张晶指出,媒介数字化使人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时空形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审美关系,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虚拟与真实、主体与客体、创作与接受等重要审美理念进行重新考量。白寅从文学创作与接受主体的身份的视角,探讨了数字媒介下文艺学的转型,认为创作者身份隐匿消解了文学话语的公众性,而接受者身份的隐匿则阻断了正常的反馈路径,促使文学的传统构成形态出现变异。欧阳文风认为,与网络文学相比,短信文学进一步消解了传统文学惯例,进一步张扬了文学的自由本性,进一步推动了文学向民间的回归,并带来了文学观念的悄然转变。     

《史记》中为何没有史官传记

《史记》中之所以没有史官传记,并非由于史料不足或史官地位卑微,而是别有隐情。因为遭遇“李陵之祸”,司马迁的内心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情结。而为补偿自卑情结,他不仅创作了史学巨著《史记》,而且创作了《太史公自序》,这实际上是《史记》中唯一的一篇史官传记,且具备世家的特点。     

两汉文人身份的文学化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人的文学家身份经历了一个由文人的崛起到文人文学家色彩的彰显、加浓,再到文人文学家身份的确立的长期发展过程。这个过程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后经过两汉文人文学创作活动的不断展开,文人文学化的印痕愈来愈鲜明。这为以后文人文学家身份的基本确立积蓄了比较充分的力量。     

身份、 知识与文学创作——基于汉代文学主体的思考

汉代作家是具有不同社会身份、 知识结构及审美取向的个体, 身份、 知识背景对作家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和规约. 不同阶层、 不同社会身份的文学主体, 日常所关注的事务不同, 所思所想有异, 因此, 诉诸文学创作即形成了言说内容及主题话语的明显差异. 与身份相应, 不同的学术背景及知识结构,也会直接带来文学主体审美取向及话语方式的差别. 身份、 知识结构、 审美取向之异是汉代文学生成及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论“文言”与文人

《文言》是《周易》"十翼"之一,在中国古代"易学"思想史和文章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文言"则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主要书写方式,其功能始终与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文言"都是言说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证、自我建构的方式。对于周代贵族、先秦士人以及两汉以降的文人而言,"文言"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     

建安后期曹氏兄弟的典籍编撰、交际活动与文学观念

建安二十三年(218)文人集团自动解体后,曹氏兄弟除文学创作、文学品评活动外,与文学相关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集的整理与类书的编纂、曹植晚年的迁徙生活与梵呗新声,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对他们的文学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场与失声:浪漫主义时期英国女性创作的双重困境

浪漫主义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众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一部分女性也参与到文学创作活动中来,男性作家一统天下的文学格局有所改观。尽管女性并非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体,但是女性作家的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反映出了浪漫主义时期文学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社会地位,值得关注。由于存在社会身份和话语表达的差别,女性文学作品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     

“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特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其中,王本朝的《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认为,1930年代鲁迅就批评过朱光潜的静穆美学观念,它不同于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美学意义,涉及到以美学理论解释文学对象的效度和限度,文学欣赏的局部与整体,当下想象与历史态度,文学观念的言说身份和价值立场,以及中国现代美学不同的建构方式等问题。杨剑龙的《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认为,在娱乐化时代背景中,鲁迅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这是对工具化鲁迅的逆反,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我们对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对于鲁迅的戏说、恶搞应该有度。刘保昌的《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从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干校作家的真实创作心态,认为干校文学创作需要从鲁迅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尤其需要真正回归到鲁迅传统的本源之处。王海燕的《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认为,在小说《离婚》的主人公爱姑和七大人各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