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指义标音文字

一、汉字不是表意文字 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把汉字定性为表意文字。他说:“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表音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语言中     

20世纪中国文字起源论说评述

中国汉字是世界文字之林中独一无二的见形见音见意的文字,20世纪考古资料的大发现,学者们掀起了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热潮。在20世纪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论说中,至少有8000多年说,6000——7000年说、4000多年说和3000多年说等多种不同论断。殷代文字肯定不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中国文字的源头可上溯到夏王朝时期即考古学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大汶口陶文、丁公陶文和景阳岗陶文等,只是一种带有民族特点的原始文字。     

文字结构、文字体系和汉字的性质

一、文字结构与文字体系文字结构可划分为三大范畴:一个是文字符号的形式结构范畴;一个是文字符号的形式与语音、语义三者之间关系的结构范畴;一个是文字符号(形、音、义三位一体)与一定的社会文化——个体心理语言认知之间关系的结构范畴。实质上,前二者指的是文字的“内部结构”,后者指的是文字的“外部结构”;或者前二者涉及的是文字自身的结构,而后者涉及的是文字的运用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们应该统一在人类对作为语言书面代码的文字的认知过程的整体结构中。     

人类文字演化阶段和演化规律新论

人类文字演化阶段和演化规律新论何丹在《浙江大学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２期撰文指出，从全人类的范围来看，文字体系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意音文字阶段。其主要特征是文字的基本符号呈意音二元性质，代表文字是古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古埃及人创造...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新“三书”说

"六书"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结构方式而总结出来的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也是中国最早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通过对"六书"说、"三书"说进行详细的历史考察与评述,并结合西方学界文字学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将我国传统的文字学研究置于国际比较文字学视野下,能够深入地探讨文字创造背后的理念和方法,进而推动我国文字学研究的进展。鉴于我国现有的"六书"说、"三书"说,以及"西洋三书说",多是对现有文字进行结构分析所得出的分析模式,忽略了对古人造字时所持的理念和方法的分析,故可以提出新"三书"说:一曰图绘。古人造字首先采用图绘,将实物的形象描绘出来,即绘物成文。二曰假借。通过借形表音创造文字。假借是人类文字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一切文字的发展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三曰后假借。有的文字体系沿着假借继续向前发展,逐渐淘汰图绘文字,发展成为表音节的音节文字和表音素的音素文字(二者合称拼音文字);汉字则采用了形符和声符的组合,从而创造出形声字。到秦汉以后,汉字体系发展成熟,成为一种既表形又表音的独特文字体系。至于文字在后假借阶段向哪个方向发展,则是由语言本身的特点以及历史的、文化的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并不存在优劣之别。     

文字 思维 文化——一个中西比较的尝试

<正>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本文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人们通常把思维划分为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两种,这是因为二者的思维工具不同:形象思维的工具是形象,抽象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语言和形象是不同的.二者的关系是: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而语言用符号书写出来就是文字.文字不同于语言,也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     

关于“厶”字的象意特点及几个证明

唐兰先生的“三书说”，比之东汉许慎的“六书说”更加贴近造字之初的实际情况。象意造字法是象形造字法的开创性发展。象意文字有的就是一种形象，但是，它的特点是在形象以外即字形以外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正是因为象意文字为抽象概念的造字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才没有使汉字像其他古文字一样，被纯表音的字母文字所取代。古“厶”字就是一个象意文字，与它有关的几个字也说明了这一点。     

战国文字“地域特点”质疑

本文认为，将战国文字按国别分为若干“系”并认为各系之间具有各自不同的“地域特点”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文字材料范围不等于文字符号系统，文字集合中所具有的现象不等于该集合体的特点，个体字符或局部风格的差别不足以反映整个字系的变化，汉字发展史的研究应该通过全面描写和系统比较来进行。实际上，战国文字国别之间的差异属于局部书写风格或个体字符字样的不同，从本质特征和总体上来说，战国文字仍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系统。秦始皇的“书同文”只是在战国文字系统内部作了异写异构字的规范，并非从整个系统上用一种文字取代另几种文字。经过整理的小篆系统应该是对整个战国文字系统的继承和发展，并非单线条地源于秦国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系统，是超方言的，具有统一的民族性。暂时的政治分裂，不可能促使原本统一的汉字分化为不同的体系     

早期汉字中表词-意音文字的萌芽

早期文字作为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在文字制度与符号体态方面都有其自己的特色。我国早期文字的代表仰韶文化出土符号、大汶口文化出土符号和河北藁城台西出土符号在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文字符号与语言单位对应关系、文字符号体态等方面都蕴含着表词一意音文字的萌芽。早期汉字中的表词一意音文字萌芽,为汉字发展史和汉字发展规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材料。     

表意字的表达功能与古文字考释

表意字是字符表达一定意义的文字。它所表达的意义主要有字符所表达的字义, 文字所记录的相应语言单位 (词或语素) 的语义和字义与所记录的词义 (或语素义 ) 之间的关系———造字理据义。其中, 语义是表意字意义的核心, 是文字的本质。把文字与图符区别开来, 强调表意字的表达功能, 可以避免把文字当语言、把字义当词义、把末流当主流等不恰当释字, 进而正确进行古文字考释。     

《周易》“元亨利贞”歧解辨正

“元亨利贞”四字,在《周易》卦爻辞中出现频率最高,然而易学界对这四个字的解释分歧也最大。明其义,一是应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找准与《周易》所用的相关意义;一是应从卦爻辞用法上考察,锁定其在特定语境中的基本意义。“元”为“大”义,“亨”为“亨通”,“利”为“利于”,“贞”为“占卜”、“占问”。四字联用,“元亨”为句,“元”为副词,作“亨”的修饰语,表示“大通顺”、“很亨通”;“利贞”为句,“利”修饰“贞”,表示“利于占卜”。     

缘何“不可说”--庄子论语言表达困境及其根源

庄子以语言为维度 ,通过将现存世界划分为“可说”与“不可说”两个世界的方式提出了“道不可言”这一语言表达困境问题 ,并指出“成心”之存在、“道”之本性和“言”之对象化是产生语言表达困境的主客观原因。     

《论语》文本研究的几个问题

《论语》的文本形式构成无疑是影响读者对孔子思想作整体性理解的重要因素之一。《论语》文本篇幅之所以如此之少,原因与儒学内部的分化及儒学意识形态化有关;以《论语》为书名是孔子后学对"圣人之言"的价值推崇;"问答"作为《论语》文本的体裁选择是为了通过语境重构来保持文本的开放性,让读者主动参与到对孔子思想的创造性理解;缺乏情景语境的"子曰"式叙事反映了孔子后学对孔子思想进行系统性建构的努力;有子和曾子继承和发挥了孔子"赞述"阐释学传统并从四个方面来构建起《论语》的文本逻辑联系。     

朝鲜韵书《三韵声汇》及其特征

18世纪的朝鲜韵书《三韵声汇》在并记中、韩两种汉字音体系的一系列并记韵书中,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朝鲜韵书的特征。它真正考虑到韵书在朝鲜朝时期的字典功能,以与以往不同的方法,重新整理和编排汉字音。因种种原因,在效用上,它当时未能得到充分重视。但在今天,该书仍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文字学视角的同源字研究简论——兼议同源字与同源词

同源字与同源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源字研究发端于许慎的字原研究,宋元明清学者一脉相承,有继承也有发扬。受现代语言学影响,同源词研究兴起,但学者对同源字、同源词有所混淆。从文字学角度区分同源字与同源词,应从造字人手。分析同源字,首先要抓住字的形体来源,同源字必须要有个共同的造字之源,即字源。其次,还要注意字的意义联系,同源字的意义要与字源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论祢衡的悲剧人生

汉魏之际的祢衡以出众的文才、特行独立自主奔放的品性、蔑视权贵怪异无忌的言行,享誉士林。这一切恰恰不适宜官场的生存,而他又偏偏期望在官场实现人生价值,这就注定了他的人生只能走向悲剧的结局。他的文学作品少而精,一篇《鹦鹉赋》使他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符号学视阈下的报刊正文字体传播效果及应用

汉字和字体都是符号,汉字加入字体的变化,原本记录语言的文字实际上演变为一种图像,而图像比文字具有更多样的表意性。报刊正文在编辑排版过程中,不容忽视汉字和字体作为＂符号＂的两重基本功效和任务——信息认知和情感体悟,它们分别表现为字体的＂适读性＂和＂形象性＂。字体因不同形态各具造型功能,直接关系文字、文本的表情达意,影响传播效果。编辑人员应该把握认知心理规律,树立＂将汉字作为符号进行实际应用＂的理念,提高字体的传播效果。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叙述与描写:中语纪实文学的美学表现

无论是前人所称的叙事笔法,还是今人所说的叙述的技巧,在中学纪实文学中都构成了审美表现中的因素,主要有顺叙、倒叙、插叙、概叙与细叙、分叙与合叙、直叙与借叙、衬笔、叙述角度、视点等。作为"呈象"的艺术,描写能够把作家头脑中的意象描绘、浮雕为可感的语言意象,起到再现社会的、自然的环境与风貌,为人物提供活动的舞台或背景,形象地给人物图形写貌并表露其内心世界的作用。根据这一表现功能和目的,描写按不同的标准分为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细描和白描,人物描写和景物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