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汉初分封王侯探析

中国历史上的分封制早在商代已开始实行。周灭商后,继续推行分封制。分封制在西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对国家统一、政权巩固起过积极的作用。春秋以降,随着诸侯国势力的强大,分封制遭到破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弃分封制而推行郡县制,但秦仅至二世就灭亡了。而作...     

呂后“王諸呂”值得肯定嗎?

在封建社会的国家体制上,是实行郡县制,还是实行分封制?是维护中央集权制,还是搞分裂割据?一直是封建社会中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西周奴隶制国家,表面上是统一的,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但由于实行世卿世禄的分封制,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法家,在废除奴隶制的分封制的过程中,创建了郡县制。地方官吏由中央政府委派,不享有世卿世禄的特权,可以随时撤换、调离、迁任。这是防止分裂割据,巩固中央集权制的一种有效的政权形式。从秦始皇开始,“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乃是“势之所趋” (王夫之:《论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因此,大多数法家人物都是颂扬郡县制的。     

试论古为今用

(一)古为今用涉及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这里只就文化的革新和创造要不要古为今用,能不能古为今用以及怎样古为今用三个问题,略述几点粗浅意见。古与今的争论由来已久。在中国历史上早在秦代就有主张“法古无过”的大夫,商鞅不得不指出“便国不法古………反古者可非”;后来有反对“事不师古”的博士,李斯又不得不指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的危害。前些年在我们学术界和和文化教育界里,也发现有一种厚古薄今的现象,当时曾经受到一定的批判。但近来在历史人物的讨论中,在作家作品的评价中,是不是还存在些偏向呢?让我们再想想怎样正确地对待古与今的关系是有好处的。所谓厚今薄古,并非对于古一笔抹杀,而是要     

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

秦始皇攻灭六国之后,按照“大一统”的思想全面推行了以郡县制为基本制度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秦汉时期,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并左右着西汉王朝国家政体的构建。经过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和汉文帝之后诸帝的削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央治理地方的根本体制。郡县制及其不断发展,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对后来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实现政治统一并不断发展、巩固、维护统一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最高奋斗目标和最终价值取向。     

论汉初的分封制

分封制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称做“封建”,即封土建国的意思。分封制曾经是周代盛行的政体。到了战国初年,新兴地主阶级壮大起来,各国先后变法,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建立起封建君主集权制政体。秦始皇灭掉东方六国,把封建君主集权制推广到全国,从而确立了封建皇帝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分封制被历史否定,代之以皇帝集权制,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事。可是到了汉代,分封制又在全国相当大范围内实行起来。《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说:“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     

秦始皇实行法治疑论

秦始皇是重视法的，也制订了不少成文法。但是有法不一定就是实行“法治”。第一，秦始皇有法不依，等于无法；第二，在先秦时，法治是以法家学说为指导的，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与法家学说颇多不合，他通过烧书打击诸子之学的同时，法家学说也受到了严重打击，第三，实行法治的最理想的人选应是法家，但在秦的朝廷中，秦始皇并未任用这些人，他们在秦的命运不佳，像韩非入秦即被关入监狱，最后被药死，遭遇更为悲惨，第四，秦始皇是从“百家争鸣”的时代生活过来的，治政不主一家，而是几家并用，是个实用主义者；第五，封建社会里的法是治民的工具，不能治统治者自己，这既缺乏公正性，也失去了法的普遍意义和作用。再说，中国人民受儒家思想教化很深，自称“礼义之邦”，讲究伦理、道德、良知、人情等，而这些往往是法所干预不了的。这就决定了：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根本不具备法治的条件，不可能实行法治，秦代亦是如此。     

骊山刑徒辨析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把修建秦始皇陵墓的七十余万服役者称作刑徒。长期以来,史学家、法学家前后因袭,未曾深究。直至现代,一些史学家才提出种种修正意见。有的说:“嬴政初即位,就在骊山造自己的坟墓。并六国后,更征集七十万人工作”(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索性避开“刑徒”二字。有的说:“秦始皇和秦二世为修建骊山墓而役使的刑徒和奴隶,达到了七十万人之多”(郭沫若《中国史稿》),在刑徒之外,又增添了奴隶。我们认为,搞清楚骊山秦陵服役者的身份以及司马迁为什么称他们为“刑徒”,是很有必要的。     

贾谊的“礼”治思想

一秦始皇实行“法治”,理论上用的是韩非的“刑名”之学.汉初,儒学虽略有抬头,实际上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还是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秦始皇的“法治”,曾经给儒学以毁灭性的打击.汉初的“黄老之学”,又一次排斥了儒学.曹参为齐相,抛弃了“故诸儒以百数.”(《史记·曹相国世家》)汉文帝时虽有博士七十余人,但也只是“县官侍问”的闲职而已.这种情况延续绵远,一直到了西汉中期,汉武帝还不无感慨地说:“礼崩乐坏,朕甚悯焉.”(《汉书·儒林传)针对着“礼崩乐坏”的局面,贾谊竭力提倡礼、乐,企图把汉朝的统治挽回到以礼、乐治天下的轨道上来.     

从“小宇宙”到“大数之谜”——现代人天观雏议

人天观,哲学上称“天人之辨”,古人则概括为“天人学”,是研究“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大宇宙”与“小宇宙”相互关系的理论。古希腊人提出人是“小宇宙”的学说,说人是“宇宙的缩影”,或者说人是同“大宇宙”(自然界)极其相似的“小宇宙”。古中国则有“天人学”,亦称自然界为“大宇宙”,那“秉天地之正气”而生之人体即为“小宇宙”或“小天地”,并以“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     

晋与南北朝时期古韩国人对华“朝贡”和“归化”考辨

晋、南北朝时期,古韩国人对华“朝贡”、“归化”很频繁,但规模并不大。古韩国人之所以如此做,是迫于外部战争和内部权力斗争的压力而勉强为之的,带有权宜之计的性质。同时,加强了两国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中国封建王朝对古韩国人“朝贡”、“归化”的过分渲染,只是为了安抚、监督、宣威于边境附近地区的两国人民。     

论李斯

李斯(?—公元前二○八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法家学派的代表,又是颇有才华的文学家。他在秦始皇为统一中国和确立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新政权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秦始皇死后立即遭到了以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杀害,并为历代反动派所恶毒攻击和诬蔑。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和一切反动势力一样,恶狠狠地咒骂“秦始皇之法”,公开诋毁“焚书坑儒”。而李斯就是“秦始皇之法”的制订者之一,“焚书坑儒”的主要倡导人。因此,     

重评秦始皇帝

在中国封建专制时代 ,无时不被人们谈论的历史人物只有两个 :一是“至圣先师”孔夫子 ,一是“千古一帝”秦始皇。本文对秦始皇帝评价问题所陈述的一管之见 ,望能得到读者的不吝指正。一、汉儒说秦始皇是个暴君汉代儒者对于秦始皇的评价往往是同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联系在一起的。汉代儒者在评价秦始皇时 ,首先看到的是他所推行的“暴政” ,认为他是一名暴君。汉初首先出面评价秦始皇的是陆贾。据《史记·陆贾列传》记载 ,陆贾在被拜为太中大夫后 ,在汉高帝刘邦面前“时时称说《诗》、《书》 ,高帝骂之曰 :‘乃公居马上而得之 ,安事…     

中日视域下的荻生徂徕“管仲论”探析

在荻生徂徕的“古文辞学”视域内,他的“管仲论”并不是简单地评价管仲,而是在批判中国宋儒朱熹和日本江户古义学派创始人伊藤仁斋的“管仲论”基础上形成的新论。在他看来,孔子在《论语》中对管仲“器小”“仁人”等评价实是富含深意,前者是孔子对管仲报以“惋惜之情”,认为管仲只施政于齐国而未能施政于天下,后者则从事功层面肯定“管仲是仁人”,由此凸显出徂徕重视“政治事功”而轻视“道德说教”的“古文辞学”特征。     

秦代的儒生及其动向考说──再论秦始皇不废儒学

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知识分子遭到了灭顶性的灾难。此后，有名无名的儒生的动向分当官、被坑杀、逃亡、参加农民起义、助刘反秦、降汉、教书和著述等方面。与其它学派相比，儒学在秦代虽也受到严重的打击，但仍有它的地位，为其它学派所远远不及。秦始皇“坑儒”时，公子扶苏以“诸生皆诵法孔子”为由要求秦始皇赦免被坑之人，这有力地否定了秦始皇“反儒”之说，否则扶苏是绝不敢在秦始皇面前说出如此违禁的话的。事实证明：儒学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在朝则美政，在下则美俗，很易为大多数人包括统治阶级所承认和接受。因此，在封建社会里，不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儒生总能找到立足、生存于一方的天地，这为儒学发展史所证实。在秦也不例外。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构建

“浙东学派”一词最早系为黄宗羲所使用,但其时意指“浙东王学”,后经章学诚、章太炎和梁启超等人的不断“构建”,逐步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学术谱系序列。而每一次的“构建”无不融入了构建者的情感、意志和价值取向,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     

顾颉刚与闻一多神话研究比较

顾颉刚为研究古史而进入神话研究领域,并得出“古史即神话”的结论,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及“历史演进法”,为系统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开辟了道路。闻一多自觉地把神话研究与诗学理论结合起来,开拓了神话学的诗学研究天地,他采用人类学“三重证据法”,解开了古诗阅读中的神话之谜。     

成长在行知故乡的歙县中学

安徽省歙县中学坐落在古徽州府府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故乡歙县县城。校园东半部为明代学宫（孔庙）遗址,有保留完整的“明伦堂”（初创于南宋淳祜十年,即1250年）,尚存康熙御书“学达性天”、乾隆御书“百世经师”的匾额和重修歙学的碑记（作于明成化年间）等文物。西半部为古歙县衙,后为紫阳书院。正大门前有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三元坊”,后门有“古紫阳书院”石坊。校园内苍松翠柏、古樟新柳交相辉映,杜鹃玉兰、     

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

“封建”本义“封土建国”、“封邦建藩”,原指殷周实行的分封制,与秦以降实行的郡县制相对应。近代中日两国学人皆以“封建”翻译西方史学术语feudalism(意为领主、采邑制),遂成一重要汉字史学术语。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始,共产国际译词在中国传播(如称现实中国为“半封建”),尤其是1929年前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一派,将“封建”泛化,把秦汉至明清这一颇不“封建”的两千余年历史纳入“封建时代”。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此一论说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通行。而负荷新义的“封建”,脱离了中外古今概念坐标系的正轨,既未求得古今义流变的合理性,也没有达成中西义对接的准确性,故其效用不佳。笔者从语义学与历史学的结合部,追踪术语“封建”误植的过程,并建议恢复“封建”古典义,又与英文术语feudalism相通约,将殷周称“封建时代”,秦汉至明清的社会,不宜冠以“封建”,从政制角度可称“郡县制时代”,从较宽泛的历史学言之,可称“宗法专制帝制时代”。     

“疯狂”与天才

眼下的人谈钱的多,谈事业的少。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如果人人都对钱“向右看齐”,这结果恐怕不见得妙。好在我们是一个大民族,总有一些有个性的、禀赋有特殊才能的人不醉心于挣钱,而沉浸在某顶事业之中,才使得我们的民族富有生气、充满希望。这些不为钱之多寡所动摇而执著于事业的人,普通人目之为“疯狂”。翻开历史看,正是这类颇近疯狂的追求事业者的成功开拓了我们的生活,使后代人享受到无尽的福利。 古来一切成就大业者皆有“疯狂”的表现,就如学戏的人所爱说的,“不疯魔不成戏”。正是对于某种事有所偏爱——成功者谓之“执著”,失败者谓之“固执”——所以才有超凡的表现。在事业与“疯狂”的联系上,标示了杰人与凡人的区别。对此,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在《禅与日本文化》一书中有所说明。他说,人们常说,人在“疯狂”的时候,才会成就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