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人语

伊格尔斯是当今欧美最负盛名的学术史家。从《欧洲史学新方向》、《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到眼下书店里畅销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等,他的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学术史知识之具体详实、真确细密,让人感叹不已。然而这还不是他所提供的最主要的东西。最主要的当然是贯穿于上述诸书的他的预设、视野和方法,———这些可能远比他所提供的那些具体知识对我们更有价值。“一部史学史而仅只考虑到历史学规范内部的因素乃是不可能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绪论》)这大概…     

说摩登

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中收录的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有这样一段话:“我这里也不想对‘送去’再说些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在鲁迅先生的很多杂文作品中都曾出现“摩登”一词,例如在《洋服的没落》中:“这洋服的遗迹,现在已只残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在《赌咒》中:“我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就变成宣誓了”。“摩登”不仅在鲁迅的作品中,在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品都曾出现过:(1)生平最恨小城镇的摩登姑娘。(钱钟书《围城》)(2)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钱钟书《围城》)(3)说得更摩登…     

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

傅斯年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其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国故”、“国粹”这类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证而不疏”。傅斯年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异途,他是要借鉴西方汉学而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尽管傅斯年学术思想尚有缺陷,但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1927—1937年)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并走上了能够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     

《庄子》——绝妙的诗

《庄子》是散文,同时也是诗。王国维先生早就指出:《庄子》具有“诗歌的原质”,“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屈子文学之精神》)。闻一多先生在他的《庄子》(收入《古典新义》,见《闻一多全集》第二卷)一文中,以其诗人的敏感和体验,更把它说成“绝妙的诗”。这些论断,都是十分正确而精辟的。     

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

“春秋”本是古代史官记事之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右”互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春秋代序为一年,从而以“春秋”为纪年史的专用词语,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当时各个侯国都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即教之     

“重于泰山”、“轻于鸿毛”正义——兼论史迁的生死观

今人引史迁《报任安书》:“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之句,辄解作:有的人,他的死对社会有贡献,其死重于泰山,有的人,为了个人私利而死,其死比鸿毛还轻。这种理解,谓之“旧义新解”(钱钟书先生用语)亦可,即谓之“古为今用”亦未始不可,然谓之史迁原义如此,卑则以为期期不可也。尝试辨析之。     

论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其办报方针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黄远生是一位有影响的新闻记者和政论家。虽然他从事新闻工作只有四、五年时间,但他所写的大量的新闻通讯、报刊政论,以及他提出的办报主张,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所以从他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美国旧金山遇刺逝世以后,我国的新闻界、学术界一直没有忘记他,对他的思想和著作,不断地进行研究探讨和评述。戈公振先生称他是“盖报界之奇才也”;邹韬奋赞他为“人民的喉舌”,“新闻界出色人物”;徐铸成同志认为:“真正以记者闻名的,首先是辛亥革命后的黄远庸……他为《申报》、《时报》,写的特约通讯,记事则源源本本,状人都栩栩如生”;有的文章指     

关于钱钟书《宋诗纪事补正》的一点补正

钱钟书先生《宋诗纪事补正》(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2 0 0 3年版 )出版后 ,引发了学术界一些争鸣。笔者以三大宋编诗话为据 ,考证一段材料 ,补正钱钟书先生《宋诗纪事补正》中的一个说法。阮阅《诗话总龟》(以下简称《总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下简称《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以下简称《玉屑》)分别成书于宋诗话发展史上三个阶段的总结时期。《总龟》之前身《诗总》成书于宣和癸卯 ( 1 1 2 3) ,收录北宋诗话颇详 ,总结了创始诞生期的诗话创作 ;《丛话》成书于乾道丁亥 ( 1 1 6 7) ,补《诗总》之漏缺 ,“二书相辅而行 ,…     

荀鹤诗非咏华山

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三》附说二《说华山之华字》谈到:“杜荀鹤诗中‘华山’之‘华’即读平声”,并举“不知三尺墓,高却九华山”、“惟将六幅绢”句为证。经查:华山虽有太华山之别称,却没有九华山之名.这九华山只能是原名九子山、号称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那座了.因为唐     

论历史科学的总体构成体系(上)——《历史哲学》导论

历史与哲学不应当是绝缘的,而且它们本来就不是绝缘的。历史学的希腊语含义是“真理的探索者”;我国古代历史学的伟大奠基者司马迁,把“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当作历史学的终极目的。这些都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历史与哲学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历史哲学的发展史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他试图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性上抽象出历史的规律性来。由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体系上面的,象一切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一样,它无法揭示出历史存在和发     

对圣化钱钟书的“钱学”学者的质疑

发轫于20世纪末的“钱钟书热”构成中国文化界一大奇观。有些“钱学”学者将钱钟书圣化为“文化昆仑”、“大天才”、“大思想家”、“一代鸿儒”,又将其著作推至具有国际影响的巨著之峰尖。本人向来钦佩钱钟书先生,但对前述“钱学”学者的立论不敢苟同,认为诸类圣化行为一是违拗钱钟书先生本人意愿,二是对钱钟书的定位超过了他对文化作出的实际贡献。从而认定当今对被圣化的钱钟书理应卸装。     

“以他的史著而存在”——《陈旭麓学术文存》读后

<正> 已故著名史学家陈旭麓(1918～1988)先生曾言:“作家以他的作品而存在,科学家以他的科学成果而存在,史学家以他的史著而存在,靠吹和捧起来的‘家’是不会有生命力的.”近日读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的长达百余万言的《陈旭麓学术文存》(以下简称《文存》)一书,深深感受到陈旭麓不愧是一位文如其人的“以他的史著而存在”的知名学者.尽管斯人已长逝,但其在历史学尤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一些开     

刘熙载《艺概》例话

刘熙载(1813—1881)字融斋,江苏兴化人,清末著名文艺批评理论家。他著的《艺概》一书,早已蜚声文苑,为时人所推重。清代学者江顺诒许其所论“多中肯綮”,此实为文苑之公论。刘氏谈艺,范围甚广,自文、赋、诗、词曲、书法以至经义,皆有专论,都以“概”字取名,分为六编,《艺概》为其统称。其中除《经义概》为论“制艺”(即“八股文”),内容陈腐不足取     

《历史知识》创刊

四川省历史学会和四川省民族研究学会主办的《历史知识》杂志,于四月出版并公开发行。该刊的宗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开展历史科学的研究,普及历史知识,为广大史学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一个写作和争鸣园地。该刊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昔及为主的历史学刊物。内容除登载历史学学术性论文外,还辟有“四川革命史”、“四川乡土”、“历史教与学”、“史海杂谈”(包括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简介、历史问题解答、史学典籍介绍、历史典故等)、“史话”、“历史小说”等专栏。《历史知识》坚持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原则,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文字通俗,它是大专院校历史系学生、中学生和史学爱好者的好朋友,也是大、中学校历史教师的好助手。     

钱钟书学术思想中文人自律意识述要

笔者认为,钱钟书先生之所以能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当代中国“第一博学鸿儒”①,知识的渊博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对世道人心及文人责任的关注则是更重要的方面。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对《管锥编》及《谈艺录》中反复论及的文人自律意识试作探索与归纳,相信对增强文化学...     

《庄子》哲理表达的艺术风格

一《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作。庄书问世两千多年来,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过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魏晋时代的嵇康公然宣称:“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宋人叶适说:“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水心文集》)章炳麟说:“命世哲人,莫若庄氏”。(《庄子解故》)鲁迅先生对《庄子》有很高评价:“其为文则汪详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郭沫若曾说:“庄子固然是中国有数的哲学家,但也是中国有数的文艺家,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汪洋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今昔蒲剑》)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     

黑格尔与中国哲学精神——试论中国哲学史上的二元论与泛神论

一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到黑格尔。钱钟书在解释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时,认为黑尔格的矛盾辩证法虽“数十百言,均《老子》一句之衍义。”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每创新意,写魏晋玄学时他说:“‘贵无论’是肯定,‘崇有论’是否定,‘无无论’是否定之否定,这与黑格尔的正反合正好相通。”日本禅学家阿部正雄也说:     

我国古代史学的表现形式及其特点

<正> 我国古代的史学源远流长。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有自己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本文就此问题试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 《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章学诚《文史通义》云:“夫史所载者,事也。”“史为记事书”。刘知几《史通》议:“为史之道,以传古今”。“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这都说明,古人历来都把记事作为史学的基本属性。这种说法对古代史学的初创时期并无错误。因为记事的出现,标明人类已由野蛮向文明的迈进,说明人类对周围的环境、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已经有了一定     

《史记》与地方志——兼论《史记》的编写体例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纪传体中“通古为书”的创作之作.但通常人们评论所及,多在《史记》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和重要地位方面.笔者在研习中国地方志发展历史的过程中,深感《史记》对地方志发展的影响也是全面而深刻的,值得重视.一、方志刍型胚成于《史记》说任何科学学科的产生,发展与形成,都是缘于社会需求的.并且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人文文化文明的发展紧密地联系着的.方志是方志科学运动的核心,它是随着社会与社会人文文化文明进化渐渐发展形成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只有人类在有了对记事的需求下方志始能孕育而出.我国从“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开始,人们在生活中就运用“结绳”、“锲木”、“刻陶”等作记号以记事,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记事技法的发展.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夏、商奴隶社会已发展为使用甲骨文、金文等技法记事.周王朝的建立,实现了封建社会变革,国家制度逐步健全,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人事社交活动空间频繁,这时再用甲骨文、金文的记事方式已不能适应人们对记事的需求,于是便发明诞生了文字,并且获得从由刻符号记事革新为刻字记事的技术进步,从而实现了使用文字书册典籍记事存史的飞跃.《周礼·春官·外史》载:“外史掌四方之志”,     

周公事迹新说

终先秦史两千年,周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虽然人们常将其与文王、武王并论,但事实上,周公的历史地位远在文王、武王之上。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著名史家夏曾佑更说得具体:“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35年版,第31页)周公的历史地位如此显赫,倒不是因为他“制礼作乐”,为中国礼乐艾化先,而是人们认为他在政治上辅佐成王,尽君臣之义,为后世君臣名分立下了一座丰碑。《苟子·儒效》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