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降西海蒙古与明朝对河湟洮岷地方秩序的重塑

明中叶以降,大批东蒙古部落突破长城防线,辗转南牧青海,及至“隆庆和议”“仰华寺会晤”后达到巅峰,并逐渐向黄河南岸的莽剌、捏工二川转场,导致明朝主导下的河湟洮岷地方秩序被打破,酿成万历十八年的“洮河危机”。明朝不得已派遣深谙蒙古事务的郑洛坐镇经略。郑洛及其后继者采取一系列举措,才最终缓和了紧张局势。在平息“海患”的过程中,明朝逐步强化了对河湟洮岷地方社会的整合,这可视为其在西海蒙古压力下扭转区域关系失衡所作出的一种加速反应。明朝在汉藏走廊的经略无疑深受西北地缘形势变化的影响,客观上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深化了蒙、“番”、汉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日后西部疆域的稳定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文化边界”上的“文化嵌入”与民族交流、交往——以丝绸之路“洮河岷”段为例

“洮河岷”既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自然边界,也是信仰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民族与宗教的“文化边界”,这里突显的是文化差异,而不是文化碰撞与对立;是文化相遇、相识与尊重;是文化嵌入、交叉、叠加、重合,而不是文化悬置.在文化边界上,各文化主体之间具有敞开、宽容的胸怀及“和而不同”的特征.     

洮岷南路花儿现状调查报告——以坎铺塔为中心

2007年夏末秋初,笔者以甘肃省岷县坎铺塔村为中心对洮岷南路花儿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目的在于搞清其当前原生态的存在状况,思考当地人如何借助花儿来表达自己.在当地文化生态背景下,花儿作为一个载体,负载着当地人们对自然、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与表达.     

明代藏传佛教在“洮河岷”地区的发展——以卓尼石门寺为例

"洮河岷"地区既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自然边界",也是民族文化多元并存的"文化边界"。其中,藏传佛教自明以降在此广为传播,并与其他民族文化在相遇、相识的过程中,形成"各美其美"、"和而不同"的文化特征。文章以卓尼石门寺为例讨论明代藏传佛教在"洮河岷"地区的发展情况     

白族洞经会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探析——以洱源县凤翔村九皇会中的洞经会为例

洱源县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北部,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以白族、彝族和回族为主,其中白族占较大比重。历经朝代更迭,洱源县仍保留较为完整的民间仪式和艺术形式。九皇会是洱源县民间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仪式活动,洞经会和莲池会是贯穿其仪式过程的重要角色。洱源县凤翔村的洞经会在洱源县较有代表性,当地九皇会的仪式过程较为完整。笔者通过田野调查方法,于九皇会举行期间对洱源县凤翔村洞经会主要成员进行关于九皇会仪式过程的访谈,并对其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对仪式过程及其使用的音乐进行简要解析,进一步分析其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     

表述的民间信仰与族群认同——以四川贵琼藏族的羊年会为例

民间信仰的多重表述,是在特定情境下进行的.这个过程是在地方、精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参与和影响下动态产生的.本文以文献为主、结合田野调查.考察了四川省贵琼藏族地区羊年会文本的多样形态,分析了为何被表述为"这样"的原因,讨论了多样性的羊年会与贵琼人的关系.本文认为,多样化的羊年会文本里,都有共同的、不变的信仰核心贯穿其中.羊年会成了贵琼人内部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而不同的考察者在特定情境下.受多种因素影响,将民俗事件存在的羊年会,一次性地文本化为民俗事象.而形成了多样形态的羊年会.考察这种文本化的民间信仰时,我们要详加考辨文本背后的情境性因素,方能体会到民间信仰在书写过程中,被遮蔽了的即时的和鲜活的因素.在田野考察中,我们应该将民间信仰详细全面地记录下来.而不是将文化事件虚脱成一张文化之皮.     

嘉绒藏族村落社会的宗教文化——以大渡河上游的沈村为例

藏区的宗教文化既独特,又多元。在嘉绒藏族的村落社会中呈现出两种传统宗教,二者并不排斥,村民都接受和认同。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两种宗教同时存在是一种大小传统的关系,它们互为补充,在互动中共存。通过村落社会的微观场景来观察村民的信仰文化,有助于对嘉绒藏族底层社会宗教文化的理解。     

民间信仰与村落文明——以藏区神山崇拜为例

根据实地考察,以神山崇拜为主的民间信仰在当前藏族地区不仅具有广泛性或普遍性,而且在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本文以神山崇拜为对象,通过个体、群体、性别和寺院四个角度,对神山崇拜为代表的民间信仰文化进行多层面、全方位的微观描述和宏观探讨.     

河湟地区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以撒拉族民间音乐为例

河湟两岸的撒拉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在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创造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针对其音乐文化的研究则显不足。本文以撒拉族音乐文化为视角,探讨河湟地区民族音乐所表现出的地域性、民族性、融合性、多元性等特征,总结出该地区音乐文化的某些独特魅力和艺术特色,从而展现其珍贵的艺术文化价值。     

岷州攒都沟藏族土司世系及相关史事研究——以新发现的“攒都沟后土司宗图”为中心

岷州攒都沟后土司向来被认为是甘青地区的重要土司家族,与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同出一族,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已有史料中关于其家族世系大致有五种记载,各史料相互之间亦多有抵牾.本文以新发现的“攒都沟后土司宗图”为核心,对该土司的世系及相关史事进行了分析研究,初步厘清了后氏土司的世系、品级等相关问题.     

民间谚语及其文化内涵——以维吾尔族民间谚语为例

和其他民族的谚语一样,维吾尔民间谚语也包含着丰富的哲理意义,是维吾尔语言文化的精粹。其内容涉及维吾尔族生活的各个领域,反映着维吾尔族的思想信仰和精神素质,简洁通俗的语言表达了深邃的思想内涵。本文主要从民俗文化角度论述维吾尔民间谚语里所反映的民俗文化现象,以求交流。     

民间音乐的文化认同与社会传播价值——以长兴县西河大鼓为例

音乐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人类向来认为音乐是一种跨界的文化形式,音乐所具有的交流与沟通的功能早就被人类青睐,音乐也全面承担人类思想感情与交流的任务。长兴的西河大鼓是20世纪长兴及其周边地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曲艺形式,它表达出了长兴及其周边地区老百姓最为真实的民俗、生活和感受,因此,当地的老百姓极为喜爱和认可,并在长兴地区及其周边的广大农村广为流传,长盛不衰。本文将以长兴地区西河大鼓的传播和传承作为研究基点,以此分析民间音乐的文化认同和社会传播价值。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权利的实现与保障 ——以大理云龙县宝丰村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文化是一个民族生产与发展的根本,若作为基本权利的文化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少数民族地区就很难获得其他方面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权利的实现与保障尤其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权利实现和得以保障的基础是将保护文化生态、提高文化自觉、政府与民间组织共同助力文化权利的保护放在重要位置.     

民间社会的"私了"——以西部民族地区为视域

"私了"作为民间社会的解纷实践理性,源于民间对正义的自我解读以及作为解纷资源的可及性。在西部民族地区,"私了"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私了"被视作无可争议的民间理性而被交往共同体或利益共同体支持,"私了"的结果契合民间正义且与国家法无根本冲突而为官方容忍;另一种是因"私了"的程序与结果规避国家法,稽越了民间社会对正义应有的自治底线,而对国家法造成颠覆的情形。对"私了"问题的研究志趣在于肯定其价值合理性的同时,使其理性层面的价值不纠缠于理论争论与描述中,而是通过规范法学的技术,使"私了"这类民间规则从"经验合法性"上升至"规范合法性",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软性融通提供智识贡献。     

饮水井:村落社会与生态伦理——以西南民族村落水井为例

对于传统的乡土社会而言,水井既是一种微型的水利设施,也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器物.在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转型与变迁中,水井作为村落物质构成要素之一,目前正处于急剧消逝之中.透视水井这种看似简单的物象,重点应该考察的是水井对围聚村落空间和构建社会秩序的作用,以及水井所蕴涵的兼具生态与人文的丰富内涵.     

论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旅游开发——以柳州融水苗族系列坡会群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的是流传民间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或文化空间,存在于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是他们习以为常的民间活动.但现代化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它的另一种价值,作为一类具有旅游价值的文化资源而存在,故而对其进行旅游开发意义重大.本文在详细论述了融水苗族系列坡会群的发展沿革及其文化内涵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其发展现状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推动融水苗族系列坡会群保护性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探析民间美术的视觉文化传播——以客家民间美术为例

美术图像是视觉传播最主要的途径,通过视觉图像去解读不同的美术分类所传达的信息,是视觉文化传播的首要任务.本文从民间美术视觉文化传播的要素切入,对民间美术与视觉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对文化传播的心理和视觉文化的涵义进行了浅析,希望对现今视觉文化的有效传播起到些许推动作用.     

大小传统的交融互动——以大理洞经会与圣谕坛为例

大理地区的洞经会与圣谕坛关系密切,二者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显现出或为儒家文人社团,或为民间宗教组织的多重特性。传统研究范式难以突破对二者关系的认知,大传统与小传统研究视野的引入,突破了对二者性质与关系的简单定性。在历史动态的过程中剖析二者的融合与流变,二者兼容大、小传统而富有张力组织特性的最终得以呈现。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以大理云龙县宝丰村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文化是一个民族生产与发展的根本,若作为基本权利的文化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少数民族地区就很难获得其他方面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权利的实现与保障尤其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权利实现和得以保障的基础是将保护文化生态、提高文化自觉、政府与民间组织共同助力文化权利的保护放在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