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之管见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自我”与“他者”：文化政治与儒学复兴

近几十年的儒家文化复兴,有民族国家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政治因素。对文化政治中的“他者”的“拒斥”或“消解”,构成了当前儒家文化复兴的不同路径。在文化政治背景下,各民族国家之间更应当谨持有限理性对文化无意识进行反思。     

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复兴

中国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复兴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同唐代古文运动一样,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也具有复兴文学和儒学的双重目的,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明中叶士风与学风的反对、对宋明理学的弊端及理学家文艺观念的不满上.如果说其中某些人具有了"反理学"的倾向,那也只是在儒学范围内,在尊重周、程、张、朱等理学大师的前提下,作了一些批评和修正,呈现出向孔孟原始儒学回归的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给明中叶沉闷的思想界带来了一丝活力.     

刘宋儒学复兴与玄风淡化

刘宋儒学较之东晋有了较大恢复,社会地位上升,对文人及其创作的影响逐渐加强,促使典丽风格在文学中成为主导,纠正了玄言文风不讲文采的缺陷。而玄、儒两种思想的交替,使当时的文人在思想上出现不适应,主体观念重新得到重视,文学抒情特质得到恢复,从而改变了玄言文风枯燥之病。在儒学的帮助下,刘宋文学摆脱玄风的笼罩,具有了自己的特征。     

刘瓛与南朝宋齐之际儒学复兴

刘瓛是南朝宋齐时代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博通五经,尤精礼学,著述多种,在南京办学授徒,弘扬儒学,是宋齐之际儒学复兴的代表人物.对刘瓛生平事迹、学术活动和文化贡献加以考察,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南朝宋齐时代学术和文学的了解.     

反思“儒学复兴”的内在困境及其存在价值

近年来,儒学复兴的声音日渐强烈,在这些声音中,有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值得警惕。文化具有民族性与历史性,文化的传承应该遵循正确的原则,一味复古与全盘西化同样不可取。真正有价值的传统应该为当下的人类提供生存智慧,真正的文化复兴不应仅限于儒学,而是需要实现中华文化具有创新意义的现代性转化。     

春夏榜与明初北方儒学的复兴

春夏榜亦称南北榜。它未必是一起科考作弊事件,更是一个政治权衡与倾轧问题。事件的深层背景是,明初南北儒学之兴衰反差太大,不易平衡,以致需要借助政治手段来推动北方的儒学教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元璋兴春夏榜,固有其峻急过正的一面;而另一面,对促进北方儒学之复兴也有积极意义。     

关于儒学复兴的若干思考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中国文化复兴论”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

"中国文化复兴论"的生成受到了"以复古为解放"的国学发展模式、西方"文艺复兴"和日本国粹主义的启发。近代先哲在建构民族复兴话语时,都从不同视角强调了"中国文化复兴"对全面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必需途径与精神动力。近代以来,"古学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儒学复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恢复固有道德""第三种文明"等不同文化流派在涉及如何实现中国文化复兴以及怎样以此促进中华民族复兴时,其观点和路径选择并不完全一致。     

试论儒学复兴背景下的古文运动与史传书写的关系

宋学的观念在确立的过程中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当中,这实际上是社会秩序重建的一个基点。我们应该把修史和疑经思潮结合起来,在社会秩序重建的背景下,他们对唐代留下的文学资源、政治资源和思想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力图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文学秩序。在已有的文学资源中表现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观念,以文学家名字的出现与否、出现次数,文学家传记的排列方式、传记内容的组合过程,进而认定他们作为文学家身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旧唐书》对所选人物进行的褒贬评价,不像《新唐书》有明确的政治判断和道德判断。而当我们把唐宋时期的儒学复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话,处于唐宋之间的五代则会成为具有葛兆光所说的“无画处皆是画”的特殊效果。这样由中唐对社会秩序重建的思考到五代时期的整体衰落再到北宋对儒学理念之张扬形成了合乎理想逻辑的内在发展的过程。后出者对于前者的评价与认同构成了新时期的有效资源,而《新唐书》作为一种资源也为新儒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论儒学复兴的当代意义

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根本在于儒学自身的理论品质与文化个性符合生命的本性,为人性所必须,从而必然复兴。首先,儒学是延续中华民族生命与文化血脉的需要;其次,是解决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需要;再次,是实现当代中国人个体生命安顿的需要。     

北宋儒学复兴的社会原因

北宋初年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儒学复兴运动,这一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唐宋社会转型为平民阶层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创造条件;统治者的扶持文人政策鼓励了儒者奋发作为的勇气;人心思治建立了儒学复兴的社会共识;外忧内患使得士人有了复兴儒学的强烈动机.文章从政治、文化、心理等多方面探讨了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     

唐宋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史通》批判

在唐宋学者重振儒家独尊地位、复兴儒学运动的过程中,《史通》批判是当时学术界振兴儒学、维护儒家思想权威的又一条路径,柳璨、赞宁、孙何、张唐英等人猛烈批判《史通》"妄诬圣哲"的行为,力图重新确立儒家思想毋庸置疑的独尊地位。《史通》批判是以对史学理论著作展开批判的形式,以儒学内部矛盾斗争的方式,配合了儒家思想在外部对佛道两家斗争的主战场,对当时儒学振兴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既不足以概括现代新儒家,更不足以概括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它并不能揭示儒学复兴的当下的现实生活渊源,反而有导致原教旨主义的危险。然而不论是当年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当今的儒学复兴运动,究其生活本源,都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是因为,儒家、儒学、“儒教”从来不是某种现成固有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所以,当前的儒学复兴绝非什么“文化———保守”的问题,而是“复归生活,重建儒学”的问题。     

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二程

庆历、熙宁之际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其最终的学术成果便是道学或者说理学的产生和兴盛。而在这个儒学全面复兴的历史过程中,二程毫无疑问是极为重要的思想家,为新儒学的产生做出了突出的思想贡献。     

张君劢关于儒学复兴与中国之现代化思想述论

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始终在为实现现代化而不懈努力。从思想文化方面看,中国人心底深处的最重大问题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究竟有何关系;思想家们对之提出了许多观念,其中有些甚至呈彼此对立、因而相互论难之势,然皆对百余年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以及对当下乃至今后的现代化运动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作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第一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张君劢,对之有着深沉思考,并从多方面提出其思想观点,构成其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新儒学思潮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而且对当今乃至以后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的中国人仍有一定启迪。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宦官干政对安史之乱及唐后期衰落的影响

有唐以来,自太宗至玄宗天宝初年,社会较稳定,经济上呈现了繁荣景象。但随着宦官的逐渐干政、专权,导致政治的更加混乱和黑暗,导致唐王朝的衰落和灭亡。本文论述宦官干政对安史之乱及唐后期衰落的影响。     

官官干政对安史之乱及唐后期衰落的影响

有唐以来,自太宗至玄宗天宝初年,社会较稳定,经济上呈现了繁荣景象.但随着宦官的逐渐干政、专权,导致政治的更加混乱和黑暗,导致唐王朝的衰落和灭亡.本文论述宦官干政对安史之乱及唐后期衰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