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文化的对接——评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

朱晓进所著《“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一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之一,从地域文化学的研究视角,全面论述了“山药蛋派”文学与三晋文化的关系,阐释了山药蛋派文学的文化意蕴、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成功地实现了对“对山药蛋派”文学由政治工具判断向文化价值判断的跃迁,是“山药蛋派”研究中一部开拓性的力作。     

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唯一的真正成熟的流派,有一批成熟的作家,如赵树理、马烽、孙谦、西戎、胡正、束为。该派孕育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达到鼎盛期。“山药蛋”以“写农民”,“农民看”为创作宗旨,追求小说的“新、短、通”,不少作家担任过农村干部,在他们通常采用的近科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和民间故事结构方式的作     

由闭锁走向开放

“山药蛋派”正面临着前进中的重要时刻。七十年代未,“山药蛋派”以不断推出的作家作品显示了其大难不死的顽强生命力,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它却似乎没有取得人们预期已久的丰硕成果。连续几年在全国性小说评奖中名落孙山,即可为证。富于文学使命感的作家,怎能不感到形势紧迫并为此深思呢?     

论“山药蛋派”作家塑造典型的成型方式

“山药蛋派”是体现1942——1966年间革命文学运动某种特征的一个文学流派,研究该派创作的典型成型方式,对于理解该派的文学思想及对人生的审美感知方式,以总结经验,更好地把握文学创作的典型理论,推进今天文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山药蛋派”作家对世界的艺术把握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真与进步伦理道德的善之上的。他们面对外在世界,对社会和人充满着自信,所以,在塑造典型人物时,他们是把体现着对人的社会本质属性的一种认识,作为人物性格的本质并将与此相吻合的现实生活中丰富生动的人物言行、心理与性格融合在一起,由此,构成了他们塑造典     

试析中国现代作家的地域分布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作家的籍贯作为流派称谓的情况并不罕见,如明代的“公安派”、“竞陵派”,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在当代文学史上,也有以某一地区的代表性物产来指称某一创作流派的,如“山药蛋派”、“茶子花派”等。由于中国土地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多样,各区域之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由此也造成了区域之间在文化上的很大差异,这样,从现代作家的地域分布入手,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并由此注意到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些基本特征,也许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法。     

历史文化语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

在近代前夕尤其是近代以降东西文化大交会中创生出来的汉字新语。一直是中、日、韩、德、意、美等多国、多领域学者为之倾心致力的研究对象。近年来的研究，更超越了传统语义学范围．获得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学术定位。2006年12月16～18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在武汉大学举办了“历史文化语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60余位学者，从历史学、文化学、语义学等角度。对“自由与平等”“科学”“人民”“政党”“国会”“新闻”“哲学”等关键术语、概念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并对“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理论构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灵魂的冒险--读孙玉石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

孙玉石先生的新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他在新诗研究领域“灵魂冒险”的又一次成功探索。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以下简称《诗潮史论》）中，孙先生“灵魂的冒险”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即文化的、历史的、审美的三重视角。三重视角之间彼此独立而又动态联系。孙先生用摇曳多姿的笔调引导我们在现代派诗美丽的海里尽情遨游，在三维视角的互动中展现了现代派诗的丰富形态和复杂内涵，以历史态度和审美标准的辩证统一抵达了现代派诗的本质。首先看文化的视角。作者在前言中指出：“诗是一种带有普遍性…     

历史理财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基于历史演变分析

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对历史理财智慧的挖掘与转化。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中国共产党因时而应,将历史上理财的定位、价值、管理、关系进行应时转化,形成了新时代财政治理的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智。在财政定位上,从“家国大本”向“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转化;在价值取向上,从“治民”向“为民”转化;管理体制上,从“利出一孔”向“两个积极性”转化;在财政秩序上,从“礼义秩序”向“公共秩序”转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财政治理体系。     

龟兹佛教研究的定位问题

龟兹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原佛教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但是在中国判教运动兴起后,龟兹佛教逐步边缘化。近代开展的龟兹佛教研究,出现诸多概念错位、属性混淆的现象,其主要原因与龟兹佛教的历史定位与理论定位不明确有关。通过多年的研究与思考,我们认为,龟兹佛教研究的历史定位应为:佛教的部派佛教历史范畴;理论定位应为:部派佛教时期的阿毗达磨即毗昙学理论体系。     

十七年小说流派刍论

十七年(1949——1966)小说创作有没有形成流派,目前还是有争议的问题。 李国涛、方浴晓、刘再复、楼肇明、刘锡诚、蔺羡璧等同志认为存在一个以赵树理为主将的“山药蛋”派或“山西派”。冯健男、鲍昌等同志提出了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或“白洋淀”派,还有人提出了以周立波为代表的“茶子花”派或“湖南作家群”。这三种观点的一个共同特点足以地域划流派,每个流派作家都是某一地区人而又以本地区生活作     

关于“山药蛋派”发展趋向的思考

“山药蛋派”的发展趋向如何?这个问题愈来愈为人们所关注。在五十年代,我省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蜚声文坛,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名高一时。对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近几年来,我省文学创作虽也取得一定的成绩,可和一些兄弟省相比、步子迈得还不大。近年三度全国短篇小说评奖,我省榜上无名;两届中篇小说奖和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也都落了空。这当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原因也许是多方     

民族复兴话语下“读书杂志派”对国家出路的求索

1930年代初，王礼锡、胡秋原等中间知识分子群体以《读书杂志》为主阵地，发起了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讨论和中国社会史论战，形成了在当时思想理论界颇具影响力的“读书杂志派”。在民族复兴话语下，“读书杂志派”不仅以学术探讨和思想论战构建其对中国前途的一套看法，而且通过革命实践实现其对未来建成的“新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性质的国家问题的政治诉求。尽管他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归于失败，但其坚守中道、理性立场，兼容并包各种思潮，始终秉持民族主义思想，寻求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诉求，在今天看来仍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精神派"与"物质派"的抵牾——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精神至上和非物质主义倾向

“救赎真理的衰落和文学文化的兴起”,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现象。“精神派”和“物质派”的抵牾从深层来说代表着现代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冲突,是“现代性”自身的固有矛盾的体现。“精神派”的精神至上倾向,彰显了人的主观意志,扩大了文学对于历史的影响力,也使社会诸领域的变革带上了“泛文学”的色彩。     

中国“反文化”概论

人类文化创造出的“正价值”与“负价值”同步积累，人类的历史是“正历史”与“负历史”同步演进的。反文化是以反取向思维和行为揭示匡正“负价值”“负历史”为主体职能的一种文化类别。中国古代具有反文化品格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孔子等。先哲们以特殊的语言揭示了人从“无”中走出，而在“有”中消亡的“负历史”轨迹，他们均从精神上保持了对物质的“反骨”，抵制物欲对人心的渗透。中国近现代历史运动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具有高品位反文化含量的运动。鲁迅、毛泽东均具有反文化的品格。在商品大潮涌动的今天，尤其需要有为的高品位的反文化的参与和匡正，呼唤真正的“精神贵族”！     

论七月派小说“流浪意识”的文化内涵

作为四十年代一个独特的小说流派，七月派小说始终未曾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得到充分的重视。虽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研究七月派小说的文章日增，可也大多限于其中某一部分作家作品，对七月派小说的整体研究比较薄弱。本文试图以“流浪意识”为开启七月派小说整体文化风格的钥匙，进而探索七月派小说家们对民族生存文化状态的独特思考，总结其现代性，使七月派小说真正在整体意义上于现代中国小说史中取得一席之地。所谓“流浪意识”，是七月派小说通过“流浪”意象营造的一种以坚持五四“人性解放”为前提的、对“个体”潜质不断探索挖…     

论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

本文认为 ,现代中国文学形成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制导性传统 ,在四十年代文学中并没有因为抗战全面爆发而中断历史进程 ,也没有因为向传统文化回归而走上复古之路 ,而是抓住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契机 ,把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虽然“两化”互动规律在不同政治格局的解放区和国统区文学的运行中有明显差异 ,但在创建以农民为本位的人民大众文学上却表现出趋同性 ,这在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七月诗派等的文学里都有所体现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清华学派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四论“清华学派”

本文将清华哲学系的新实在论派定义为狭义的清华学派,而将20—40年代清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诸领域中的、以兼容会通中西文化创建中国现代文化的多元文化观为特征的学术文化思潮定义为广义的清华学派。作者阐述了这一思潮在王国维的“贯通法”、陈寅恪的“历史阐释学”、吴宓的理想主义与新人文主义、潘光旦对传统人文资源加以开掘的社会学、以及这一学派的“接着讲”和“释古”主张中的体现。在此基础上,文章否定了将吴宓与陈寅恪匡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分析了整个清华学派的实质是文化改良主义,强调了这一学派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学术领域中的历史价值与深远意义。     

斯图亚特·霍尔的“撒切尔主义”研究

霍尔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思想集大成者,他为伯明翰学派理论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被视为伯明翰学派“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典范.“撒切尔主义”是霍尔理论中践行实践批评最为重要的主题.本文以“撒切尔主义”为聚焦点,深入考察它产生的历史语境,着力思考“撒切尔主义”的内核、特征及其彰显的“文化霸权”价值,为深入思考伯明翰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提供话语空间,并突显出它对文化理论的意义和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起点应该是“现实的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多种因素、多种关系、多种现象、多种领域构成的,错综复杂的有机整体。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中,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分清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从各种社会关系中区分基本关系和非基本关系,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主要领域和次要领域,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列宁指出,分不清“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的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是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的根源,而马克思的唯物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