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鼎、扬簋与西周法制、官制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但须以准确的分期与释读为前提.西周中期的(矢廾)季鼎、扬簋等金文资料中的"司寇"并非官称,有周一代始终有司法官吏"司寇"之设或与之类似的观点不能成立.周代"司寇"的设立时代甚晚,至多只能推导到西周末叶,且其职位不高,以缉捕寇盗、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职事.在西周官制复原研究中,应该分清职官与职事,且不能与《周礼》等文献强行比附.     

"河图"、"洛书"非点阵之图考

欲判明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是否点阵之图,首先应求于先秦文献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根据<尚书·顾命>、<论语·子罕>和<周易·系辞上>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无法得出"河图"、"洛书"是点阵之图的结论.非点阵之图的结论,是根据胡应麟"辨伪八法",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称点阵之图为"河图"、"洛书"显属可疑,而且,刘牧在<易数钩隐图>的序言中自谓"采摭天地奇偶之数,……点之成图",无意之中,已露出了作伪的破绽.清代学者毛奇龄更将刘牧作伪之迹原原本本考察得十分清楚.刘牧为了使其创制的点阵之图为人所重且行之于世,于是将点阵之图托以"河图"、"洛书"之名,也完全符合作伪的一般规律.坚持认为"河图"、"洛书"为点阵之图者所持之论据,亦皆似是而非.因此,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并非点阵之图.     

狯胡与哒

据<晋书>记载,在西域焉耆、龟兹一带,公元3～4世纪存在着一个叫"狯胡"的部族.关于其族属,有学者认为"狯胡即是羯胡";亦有学者以为"狯胡"可能是北匈奴余部.笔者通过对"狯胡"人口规模、武器装备、生存策略和族名等方面的分析,认为他们可能与后世的(口厌)哒存在族属同源关系,并因之对(口厌)哒早期历史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说文》"同意"释例

同意体例是<说文>体例的重要内容之一,前人对<说文>同意体例的研究尚缺乏深入,尤其缺乏对标注同意术语的字条逐条疏证.只有逐一疏证全书中标注同意的字条,才能对<说文>同意体例有全面深入的认识.<说文>同意体例亦包含使用"某与某同"术语者,这类术语只出现在象形字中,许慎使用这一术语意在指明两字之间具有相同的笔势化构字部件,藉此以推索这些字的笔意.     

《通鉴》所记"除汉宗室禁锢"辨误

<通鉴>与<晋书>均有"除汉宗室禁锢"和"除魏宗室禁锢"的记载,但二书作者没有发现两种禁锢的本质差别;胡三省在注<通鉴>时发现了这一点,但对曹魏是否实行过禁锢汉宗室的措施未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又犯了以讹传讹的错误.     

《突厥语大词典》中的"人参"考辨

本文从<突厥语大词典>的"人参"词条入手,结合历史文献以及其他相关的植物分类考查,认为词典中记载的人参根本不是中药人参,而是茄科茄参属毒参茄.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考辨

商纣王是中国古代昏暴之君的代表,他的恶行以<尚书*牧誓>与<史记*殷本记>等文献所记最为典型和集中,但这些记载大多是站在周人及后人的立场来对纣的行为作出判断,因此存在不少疑点.商纣王的不少"恶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周克殷的政治军事需要和殷商社会与周代及以后社会的差异而成为"恶行"的.     

语言学中的"概念"论 --从洪堡特的著作说起

"概念"是有关语言研究著作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洪著>在语言学史上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笔者对<洪著>中概念的使用情况作了详细调查,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老子遭受"完刑"考论

春秋晚期周景王之时,周王朝单氏擅权,在单氏党争中,老子受到迫害,而被罢官,遭罹"完刑"(或"髡"刑).帛书<老子>甲本<道经><德经>就明确记载了老子本人被当权贵族伤害而受"顽(髡)"刑或"梡(完)"刑的史实.老子刑满后虽被复官,但周王朝内战不休,而后他则被免职归居.     

"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

近年来出土的有关"五祀"祭祷的简文,证明古代贵族按照等级祭祷家居之神的说法是错误的,至少大夫以上的贵族应当恒祭"五祀",并无等级之别,郑玄关于前者为周礼、后者为商礼的经注并不可靠.楚地出土简牍资料也部分地支持了章太炎在<大夫五祀三祀辨>中提出的论点--<礼记·祭法>在"五祀"的基础上,吸收了楚地广为流行的"司命"和"厉"两种神祗,形成所谓"七祀".根据楚地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还可对"五祀"的名称和顺序在历史流变中产生的变异进行复原.     

今本《竹书纪年》纂辑考

今本《竹书纪年》的原本出于唐代,是开元间整理国家藏书时,由当时所保存的古本《竹书纪年》不完本及历来所积存的一些附录性注释资料,统加整理、改编和增补而纂辑成书的。其年历主要依据僧一行的《大衍历》推排确定,并加入了干支纪年。此即《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竹书纪年》14卷本,而全书实未有定稿。宋代尚存此本,南宋乾道间编制的《中兴馆阁书目》著录为《竹书》,而已复有残缺。驯至明代,整理者合并其卷次,又将原本的附录材料散入本文之下,遂成今本《竹书纪年》2卷。今本的史料多有增改,年代亦多有错误,但它的大部分内容条目还是承古本《纪年》而来的,且并未完全突破古本原载的夏、商、西周年代框架,因此在古史研究和上古年代学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矢廾)季鼎、扬簋与西周法制、官制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但须以准确的分期与释读为前提。西周中期的(矢廾)季鼎、扬簋等金文资料中的“司寇”并非官称,有周一代始终有司法官吏“司寇”之设或与之类似的观点不能成立。周代“司寇”的设立时代甚晚,至多只能推导到西周末叶,且其职位不高,以缉捕寇盗、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职事。在西周官制复原研究中,应该分清职官与职事,且不能与《周礼》等文献强行比附。     

上博楚简《诗论》献疑

就上博楚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研究者提出不少观点,但仍然存在一些疑问之处。通过辨析可以发现:先秦两汉典籍未见直接称子夏为“卜子”的用法,子夏作《序》之说根据不足。楚简《诗论》和《毛诗序》解《诗》方法不同,解诗多有歧义甚至完全对立。《毛诗序》距楚简《诗论》年代可能较近,却无一处原文相同。因此,楚简《诗论》不可能是《毛诗序》的祖本。     

再论秦汉律中的"三环"问题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都出现了"三环"一词,关于其含义,目前学术界存在争议.实际上,"三环"是对司法机关的要求,即年龄70岁以,上的老人告其子不孝,司法机关必须反复调查案情,然后再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目的是为了预防高龄父母告子不孝时,可能会出现的"告不审"等问题.     

出土简帛与文学史研究

简帛的发现为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带来一股新鲜活力,放马滩秦简记述死而复活的故事,当是中国最早的志怪小说。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傅(赋)》,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来看,都接近于民间文学。敦煌马圈湾汉简里有韩朋夫妇故事的残简,体裁与赋有关,说明这一故事有着久远的渊源。     

上博简《诗论》与《诗经·隰有苌楚》新解

<桧风·隰有苌楚>是<诗经>中意义深远却易被误读的诗作之一.对于此诗,前人或释为讽刺诗,或视为悲观厌世之作,或以为是一首爱情诗.通过对诗中关键词语的辨析,这是一首意境美丽、节奏欢快的诗作,没有必要作为一首政治诗来读,若非要从中体味出"亡国之音"来,则与诗旨大相乖戾.上博简<诗论>第26简论析此诗"<隰又(有)长(苌)楚>得而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此首诗心的契机.对于此诗,从忧生之叹的视角可以看出相当凄美的的意境,但这种误读化欢快为低迷、变明亮为阴沉,与诗心出现了不小的距离.     

《岳麓书院藏秦简》的辞书学价值

《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公布掀起了简帛研究的热潮,但从辞书学角度来研究这批简的成果却很少。辞书的编纂者囿于传世文献,不能全面、客观地运用文献材料,这就导致语文辞书所收许多词的书证、释义存在明显不足之处,且词语漏收现象甚多。《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许多字词具有极其重大的辞书学价值,因此从书证订补、义项订补、词语增补角度来研究这批竹简具有重大意义。     

清华简关于楚都称郢和《哀郢》的主题

楚武王向周王室请尊号不成,就自封为郢,作为楚国王城。从清华简《楚居》篇来看,称呼都城为郢是当时的表达习惯,屈原《哀郢》所表达的就是迁都时候的情境,哀郢就是悲国自伤之意。     

早期儒家政治理念中的“止民淫”与“见(现)民欲”——简本《礼记·缁衣》“上人疑”章补释

上博简和郭店简皆有《缁衣》之篇,可以与今本《礼记.缁衣》对读,为我们认识早期儒家思想的变化情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对于民众的基本认识,早期儒家一方面看到了民众中有"淫"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强调在上位者关注民众的合理诉求,即"民欲"。简本"上人疑"章所提到的制止"民淫"与体现"民欲",是早期儒家政治理念的重要论述。     

从上博简《仲弓》篇看孔子的“为政”思想

上博简《仲弓》篇是久佚的记载孔子"为政"思想的重要篇章之一,它使人们对于孔子政治思想可以有更一步的了解。孔子将"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改过举罪"看得十分重要,认为这些是"政之始也",可见在他的"为政"思想中,选拔和管理官员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上博三《仲弓》篇和《论语·子路》篇的相关内容可以对读,这为理解孔子政治思想提供了极好的材料,也为《论语》的释读和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