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非的《孤愤》看儒法斗争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孤愤》是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讨伐没落奴隶主贵族及其钻进封建政权内部的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一篇战斗檄文。在《孤愤》这篇不到两千字的文章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这就是:新兴地主阶级巩固封建政权与钻进新政权内部来的那些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是“不可两存之仇”,是势不两立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思想,在韩非的许多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例如他的《五蠹》就明确提出儒法之争是“不可两立”的;儒法两家是“不相容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批判“四人帮”把辛亥革命篡改为“儒法斗争”“又一次高潮”的谬论

“四人邦”为了三搞一篡的反革命需要,建立了古为邦用的史学体系。他们炮制的《儒法斗争史概况》一书就是一个黑标本。它把春秋战国以来我国的阶级斗争史,篡改为超时代超阶级的儒法斗争史,胡说什么“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把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与保皇的大辩论和哲学、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说成是“革命派高举尊法反儒的旗帜,同封建买办势力及保皇党的尊儒反法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近代儒法斗争出现了又一次高潮。”     

从《红楼梦》看曹雪芹的尊法反儒思想

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是我国最好的一部古典文学作品。作者曹雪芹以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把尊法反儒思想熔铸在饱满的艺术形象中,用这部“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斧钺之作,参加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儒法斗争,猛烈地抨击了腐朽的封建制度。恩格斯说:“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曹雪芹在文学领域中进行的这场斗争,尤其突出地表现了他那个时代阶级斗争的风云。《红楼梦》创作于十八世纪中叶。这一时期,似乎是清王朝的所谓“乾隆盛世”,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繁荣”局面,只不过是中国封建制度总崩溃前夕的“回光反照”而已。     

反侵略的战斗檄文——读龚自珍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近代法家代表人物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又名巩祚,浙江杭州人,生于一七九二年,卒于一八四一年,是一个反对外敌侵略的爱国主义者。他的《送钦差大巨侯官林公序》(以下简称《序》)就是一篇充满着爱国主义激情的反侵略的战斗檄文。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发展的今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真研究龚自珍在《序》中提出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封建末世儒法两家卖国与爱国的斗争,行助于我们进一步批判林彪卖国投降的反革命罪行。     

从贾宝玉的叛道形象看“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性

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堪称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一部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的杰出的形象化的历史。作品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深刻地批判了作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具有鲜明的反儒倾向。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盗运叛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红楼梦》的整个形象体系,特别是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封建贵族叛逆者的形象,就是对封建社会中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思想的一种“亵渎”和“叛逆”。贾宝玉同封建卫道者贾政之流的矛盾斗争,集中在叛逆科举仕途和走“学而优则仕”道路的问题上。从曹雪芹对贾宝玉反“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正道”的描绘中,我们看到了一道十分引人注目的反儒思想的光彩。     

浅谈《红楼梦》的思想内容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一部长篇小说。它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日益破败的描写,反映了封建末世广阔的社会生活,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和斗争,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     

反复辟的战斗檄文——读《秦政记》《秦献记》

《秦政记》、《秦献记》,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斗争中写出的反复辟战斗檄文。今天在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读这两篇文章,更能感到它强烈的尊法反儒的战斗气息。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制度,但是,“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了,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和帝国     

《红楼梦》人物的末世感

《红楼梦》中多次出现了“末世”的字眼,曹雪芹的用意主要指的是一个朝代的末世,自然不会意识到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那个封建社会末世。然而,封建末世作为一个客观存在,不可能不反映到     

诸葛亮——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军事家的艺术形象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过去人们称他为“忠臣贤相”,是维护封建正统的“智慧”和“忠贞”的政治家。这不是对形象的正确评价。尽管小说在诸葛亮身上加添了儒家色彩,但是孔孟之道的外衣,掩盖不了这个形象闪耀出来的法家思想光芒。重新评价诸葛亮的形象,对于正确区分《三国演义》中的精华与糟粕,研究文学领域中儒法斗争的历史情况,具有一定的意义。     

反儒欤? 尊儒欤?——就《儒林外史》思想主流问题谈一点看法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部杰出的讽刺性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t迨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丈戚而能谐,宛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儒林外史》的成就的确是很高的。然而,它“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却决不等于说它是反儒的。在“四人邦”所谓儒法斗争贯穿一部中国史的谬论影响下,前些年有的人片面地看问题,从形式上看问     

《红楼梦》创作中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简评高鹗的后四十回续书

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十八世纪,已经濒临腐朽、衰亡的末期。为了维持日益崩溃的局面,反动统治阶级把孔孟之道捧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面对着严酷的思想统治,曹雪芹在文艺创作领域中,勇敢地开辟新的战场,以他的《红楼梦》参加了这个时期尊法反儒的战斗,喊出了冲破封建纲常名教的呼声。当然,在新的战场开展的这场斗争,同样遭到了尊儒反法派的顽固抵制。高鹗续写的《红楼梦》后四十四,便是这种抵制的具体表现,它集中反映了《红楼梦》创作中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近代改良派和先秦法家

在“四人帮”排演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闹剧中,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被指派扮演了重要角色:戊戌维新时期,以“法家”或“尊法”的姿态出场,充当正角,同“反法”的封建顽固派战斗;辛亥革命前后,又以“反法”的姿态出场,同“尊     

“四人帮”是怎样利用王安石变法大造反革命舆论的——评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斗争的演变》

《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斗争的演变》(原载一九七四年第二期《红旗》杂志,以下简称《演变》),是“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罗思鼎借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以所谓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名炮制出的一篇黑文。该文尽管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又披上一件学术外衣,内容也遮遮掩掩,含糊其词,但“四人帮”利用王安石变法大造反革命舆论、搞反党阴谋的恶毒用心,仍灼然可见。     

谈有关韩愈的几个问题——揭穿所谓“儒法斗争”中的一个骗局

几年来,“四人帮”借批儒评法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捏造“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的谬论,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四人帮”的反革命喉舌梁效、罗思鼎之流主观地提出什么“革新与守旧”、“统一与分裂”、“爱国与卖国”、“任贤与任亲”等这样一些问题作为“儒法斗争”的标志,不惜采取歪曲、篡改历史的手段来编造所谓“儒法斗争史”。     

试论《诗经》中有关恋爱婚姻的诗篇及其评价问题

《诗经》三百五篇中,有关恋爱婚姻的诗篇占有很大的比重。正确评价这一部分诗篇,是诗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前几年,在“四人帮”大刮以儒法为线评价古代作家作品的黑风时,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了这股黑风的影响,在进行所谓“诗经问题上的儒法斗争”的研究中,全盘否定了《诗经》中的恋爱婚姻诗篇。他们认为,这一部分诗篇“反映了没落奴隶主贵     

《红楼梦》拾零

一、说“末世”与“无可奈何” 人们或认为《红楼梦》写的是封建末世,其实不然。我们且看作者自己及其知情人脂砚斋怎么说的。 《红楼梦》第一回说贾雨村“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 第二回,冷子兴对贾雨村道:“如今这荣国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脂本     

《三字经》是复辟经

最近,我校举办了一期工农兵研究儒法斗争史学习班。学习期间,工农兵学员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分析批判了浸透孔孟之道毒液的《三字经》。《三字经》是南宋末年孔孟之徒王应鳞编的。它宣扬反动的人性论、唯心论的先验论、唯心史观、虚伪的封建道德和反动的教育思想,是一个宣扬孔孟之道的黑标本。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把它列为儿童启蒙必读课本。长期以来,《三字经》在社会上流毒很广,影响很坏。工农兵学员把《三字经》放在历史上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两条路线斗争中来分析,联系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来批判,进一步认清了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三字经》宣扬“亲亲”,妄图用反动的“人性论”来抹杀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孔老二鼓吹“亲亲”,企图用亲族关系作为加强奴隶主内部团结的纽带,维护摇     

反潮流的战斗篇章——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尊法反儒的战斗檄文,体现了王安石发扬了前辈法家反潮流的精神。他不愧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是宋代法家的代表人物。《答司马谏议书》一开头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北宋中叶儒法斗争的本质问题。王安石指出:“窃以为与君实(“君实”是司马光的字)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就是说,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对待和处理国家政事的问题上常常意见不合,这并非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各自所坚持的政治主张有很多不同。可见,这实质上是北宋地主阶级内部要不要改变“祖宗之法”的大论争,是变法与反变法、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两条政治思想路线的斗争。王安石为了摆脱北宋王     

批判“四人帮”虚构“儒法斗争史”的罪行

“四人帮”为了宣扬“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大搞影射史学,贩卖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虚构出一部所谓“儒法斗争史”,疯狂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的反动逻辑是:历史是儒法斗争的历史;儒法斗争史就是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历史;儒家都是复辟派,法家都是反复辟派,以此影射攻击     

刘知几《史通·疑古》译注(节选)

【说明】《史通》是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写的一部史学评论集。刘知几(公元六六一——七二一年),字子玄。他生活在法家政治家武则天做皇帝的时代,当过多年封建王朝的史官。那时候,地主阶级内部儒法斗争日趋尖锐,女皇帝武则天执行法家路线,一切政事“不问诸儒”,代表豪门大地主利益的顽固派反对她,骂她“离经叛道”,叫嚷要“追效昔人”,法“先王之道”,孔老二就是他们尊奉的“圣人”。在这场斗争中,刘知几坚定地站在法家一边,在历史学领域内,对这股尊孔逆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为后人留下了《史通》这样一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