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隐逸与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意蕴

盛唐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意蕴，一直是治唐诗者关心的课题。本文将唐人的山林隐逸之风与盛唐山水田园诗联系起来考察，从唐代山水田园诗人与六朝山水诗人在时代环境、隐逸目的、创作特点上之比较入手，深入剖析盛唐山水田园诗之清淡静态的美学意境，与盛唐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和唐人奋发向上的时代性格之间内在的密切关系，以及其中反映出的时代美学观念的变化。全文着重探讨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与那一代诗歌美学创造者的时代精神、时代性格、时代美学观念的内在联系，从中揭示出盛唐山水田园诗在诗歌意象和美学意蕴上的根本特征。     

美在自美:盛唐诗美观的生态本位特质

盛唐山水诗人的美在自美、物皆自得的诗美观,最充分地突出了自然物象自身美的客观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体现了自然中心的生态价值观,表现出一种超越社会伦理意义的审美德性。这种以自然目的为目的的山水精神,以生态本位为基础的纯粹意义上的审美创造,最易于接受到山水外物所给予的真谛暗示,亦便于完成参透本体的感性超越,他们的人生态度即在禅悟的过程中融入山水而变成了"自然景色",其作品呈现出形意和谐、意象平衡的诗美形态,形成了盛唐山水诗美的生态本位特质。     

佛禅"自性"与盛唐精神及山水诗形态

禅宗在盛唐已经发展成为心灵和精神的哲学,这也标志着一场宗教革命的彻底成功.禅宗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内涵,助长了盛唐人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自我肯定,顺应了盛唐积极事功的时代本质,适应了盛唐思想解放、人性奋扬的时代精神.禅宗对语言和思维的解构,使习常的语言失范,习常的思维失效,契应了盛唐诗歌的美学特质,也契合了染禅诗人的创作机缘.盛唐盛行以清幽虚空为特征的山水诗,是诗人性格中与雄杰豪迈所互补的另一种人性的流露,是盛唐气象中与阳刚壮放所共存的另一种意蕴的展示.盛唐山水诗,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清幽平淡的自然美学气象,虽然看不到时代激动与喧嚣,却与盛唐精神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是与盛唐的四海晏然、天下升平的社会环境形成互相映衬而又互相生发的另一个层面.     

初盛唐之际的诗坛格局与张九龄的创作定位

张九龄是盛唐前期的重要诗人.他的创作,可分为京洛为官、出守洪州、桂州、入主文坛和被贬荆州四个时期.早在开元之初,张九龄就以乘时而起、直道而行的情操,在京洛的主流诗坛上,最早传唱出了情调高远、气格高扬的盛唐之音.此后,他又在山水登临诗中开启了反思人生的创作主调.其崇文尚儒、身体力行的政治与文学的双重活动,对盛唐醇真诗风的形成,起到了引领和导向的作用.     

盛唐田园山水诗中的悖论及其隐逸传统辨析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盛唐时代不应该是田园山水诗兴盛发达的时代,但事实是田园山水诗在这个历史时期达到了顶峰,这就注定了盛唐田园山水诗具有其他时代所不具备的文化内涵与特色.表面看来,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盛唐田园山水诗都是一些隐逸于山水、体现着"出世"思想的模山范水之作,与老庄的哲学主张非常地契合,但其实他们的"隐"与老庄的"隐"不完全是一回事:老庄的"隐"是彻底地"隐",是以不"仕"为前提的;盛唐诗人的"隐"是一种以"仕"为目的的"隐".这种等待被朝廷征聘的心理在盛唐田园山水诗中是有所反映的——诗人是通过"渔樵"、"垂钓"等意象来加以隐喻的,体现的是姜太公直钩钓鱼式的隐逸传统.     

审美视阈下的盛唐送别诗

盛唐送别诗虽以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而成为历代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以近十年国内的研究来看,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从审美的视阈进行全面审视的成果却不多见。从审美视阈看,盛唐送别诗主要体现为"彰显中国传统文人文化品格"的离别者形象之美、"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情调之美、"化自然之理为艺术之理的"构思之美及诠释"天人合一"审美思想的意象之美。     

论《老残游记》中"山水之游"的审美艺术诉求

<老残游记>中"山水之游"的审美艺术诉求,首先表现在作品本身描述山水景物独特的艺术彰显和非凡的艺术追求,开放的胸襟、磅礴的意象、声光色等自然元素的渗入,充分展示出作品独有的审美艺术境界;同时,"山水之游"作为<老残游记>的一部分,作者又倾力驾驭,巧妙地将山水景物描写与整部作品情节的发展、结构的韵律、人物的思想情感等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     

论山水旅游的神境

在山水旅游中游人通过观山看水体验山水"物境"的自然之美,因其身处其境,情景交融,由此产生"情境".实现情感与理性的超越是山水旅游追求的"游"的最高境界.从"迁想妙得"中调整物我得关系,通过想象去创造,去获得人与物之间的精神交流,物我两忘,由心灵自然与外在自然的浑契无间体现人之心灵的自由状态.     

“盛唐气象”简论

"盛唐气象"是唐诗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唐诗研究的重点.本文即在"盛唐气象"所涉及的"盛唐"年限、"盛唐气象"的内涵和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施绍莘的田园意趣与向俗曲风

施绍莘作为有明一代散曲作者之集大成者,屡试不第的人生际遇促使其选择了寄情山水、吟咏风月、闲隐自适、诗情画意的生活方式,也影响到他散曲题材的选取与创作风格的形成.其曲作造境之娴雅,选材之自然,用情之真切,格调之清冷,与他隐逸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作品中的俊雅豪爽之风、言志咏情之意、怀古哀婉之思,亦彰显出其始终未泯的向俗用世情怀.     

唐音始肇:王勃对初唐七言歌行发展的贡献

七言歌行是初唐时期最具审美特色的诗体之一。王勃作为初唐重要诗人,以诗文革新运动为契机,实践了援赋入诗的写作方式,促进了七言歌行在初唐的勃兴。同时,作为初唐歌行写作的先行者,他的作品长于抒情,语言华丽,在句型和押韵上流动灵活,更具有婉转流丽的音乐美,对于初唐歌行的体制规范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歌行作为诗歌王国里的自由之子,其体制规范只有大概的意义。它更重要的特征乃是自由。这正是歌行难以定义的原因。歌行这种既具有一定的体制规范、又开放自由的诗体学特征,正与大唐盛世的政治文化品格有一种内在的相似性。王勃在歌行的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也正是这一特征。王勃以自己的诗歌美学和创作实践对七言歌行的勃兴和发展及开启一代唐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试论柳宗元诗歌之禅悦思想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其诗歌有其鲜明特点即禅悦思想,表现为明心见性的智慧心境,忧中有乐的生活意趣及忧愤难忘的心绪纠结.这与中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相符,同时也与诗人自幼崇佛,谪贬永州后精研佛法有关.诗人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心境也决定了其创作中的禅悦风格.禅悦思想影响和决定了诗人的诗歌创作与艺术实现.     

论唐帝王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顶峰,唐诗园地百花齐放;唐诗大家灿若群星。唐诗是唐代诗人群体的智慧结晶,但唐帝王对于唐诗发展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唐帝王身体力行对唐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举办应制、诗会活动对唐诗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看重诗人、礼贤下士对唐诗创作起到鼓舞作用。     

论第三代诗歌运动及其诗的日常化倾向

第三代诗歌是20世纪80年代青年反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生活方式之于青年亚文化的重要意义反映于诗歌,就形成了第三代诗的日常化倾向,第三代诗人对日常生活或者表现出驾驭的自信或者有着把握本质的能力,这与新写实主义小说中的日常叙事情态迥然相异。     

严羽"气象"、"兴趣"说辨识

“气象”说和“兴趣”说在严羽的诗论中既是诗评概念 ,又是诗法概念。作为诗评概念 ,体现着严羽对汉魏盛唐诗的独特理解 ;作为诗法概念 ,体现着严羽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严羽从盛唐诗人审美感情的发动与表现中领受到了无穷的感染力 ,名之曰“兴趣”,把作为盛唐诗人审美感情之底蕴的进取情怀误解作胸怀境界的开拓 ,名之曰“气象”。将二者立为“诗之法”,体现了严羽审美文化取向中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的意识     

论唐代以后古代汉诗的诗体建设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的对抗与和解史,形成了多种准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非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格律诗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诗体。但是准定型诗体甚至未定型诗体仍然存在。从唐代起,出现了一元(格律诗)主导下的多元(词、曲)并存的诗体格局。准定型诗体词和曲具有一定的文体调和作用,缓和了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的矛盾,打破了格律诗的诗体独裁,防止了汉诗的极端定型,同时对维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维护古代汉诗高度重视诗体的定型与规范的传统意义重大。尽管唐代以后出现了汉诗诗体的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但是只是适度的诗体改良,诗体的流变具有继承性,并不否认前代诗体,同一时代的诗体既有主导诗体,也有辅助诗体,这种诗体格局在清代仍然存在。这种诗体格局与文人的生态休戚相关。     

盛唐河北诗人群与"燕赵文化精神"

盛唐时期以高适为代表的一大批河北地区的诗坛骄子,他们的优秀创作充分体现出“燕赵文化精神”,即慷慨赴国的献身精神、舍生取义的任侠豪气、顽强抗争的不屈意志。为唐诗的繁荣注入了刚健而饱满的思想内蕴,并震撼和感召了其他地域的诗人,产生了广泛的共鸣,成为“盛唐气象”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     

解构与解构之后——伊沙诗歌的精神特质

伊沙诗歌风趣幽默,闪动着解构思维的灵光,在捕捉生活之真的平庸、琐细、肮脏、丑陋中咀嚼出淡淡的诗意,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意味特质。伊沙诗歌以审丑与渎神的方式站在审美的对立面展示人生、人性,对形而上神话幻象进行拆解,在清除文化、体制、神话等外在因素对个体造成的重重压抑和遮蔽之后,将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呈露出来,显示出俗世人生独立自在的存在方式。     

盛唐文学的精神价值：以李白、杜甫诗歌为例

文儒与吏能之争在有效促成开元盛世的清明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完善了文儒诗学的理论思考。有唐文学在开元、天宝之时，达其极盛，诗家辈出，佳作如林。大体言之，盛唐诗歌的艺术风格，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浪漫高华为主体风格，后期则转入沉郁顿挫。然风格虽有转变，但成就前后两期风格乃至成就盛唐诗歌风格的仍为“气”与“情”：“气”盛而“情”真。盛唐文学的文化精神亦因之而凸显。     

"唐宋八大家"称名说绎

“唐宋八大家”之称在南宋己见雏型 ,但正式提出则晚至明朝中叶。以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力倡“唐宋八大家”,是当时文坛斗争的需要。虽然“八大家”的提法在明、清时期不时遭到非议 ,但因其的确代表了唐宋时期散文理论与创作的最高水平、具有特色各异的风格且为学者提供了习文范式而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