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人朝隐的三种类型

“朝”与“隐”是一对矛盾的概念 ,“朝”意味着身处庙堂 ,担当职务 ,即与当权者合作 ;“隐”则意味着置身江湖 ,退处林野 ,拒绝与当权者合作。但是 ,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文人却将“朝”与“隐”集于一身 ,他们将“隐”所包涵的“清高”、“自尊”的内核注入到“朝”中 ,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们虽不离官场 ,却依然能够保持正直、清高的人格 ,这样 ,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朝隐”。本文将我国古代文人的“朝隐”分为三种类型 ,即以阮籍为代表的“意难平的朝隐”、以王维为代表的“身心相离的朝隐”、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出处相济的朝隐” ,并对这三种“朝隐”的方式及成因作了深入的探讨。     

士人的文化心态与朝隐思想的流衍

朝隐是晋宋后士人普遍奉行的一种处世哲学和隐逸方式,是专制体制下君权政统与士阶层道统矛盾斗争滋生的产物。作为朝隐的雏形,西汉东方朔提出的"避世金马门"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变通隐逸方式,它为集权政治下的士人在政治附庸和心灵超越间找到了一条立身之道。魏晋以来黑暗的社会现实与士人价值理想的龃龉使士人对政统日渐离心,郭象玄学思想的播散使士人普遍认同"出处同归"的朝隐意识,朝隐因此沦为六朝士族依隐玩世、抛舍个人社会责任的托词。开明的社会政治、园林的普及使初盛唐朝隐在六朝基础上发展出肯定积极事功的时代新义,朝隐不废经世之心,唐人身居魏阙而又优游林泉,在山庄别业中兼仕隐、齐出处,实现其遗世之想与山林之思,成为盛世气象下朝臣即闲得逸的心态的标榜。     

论魏晋士人的朝隐观

出处问题是中国古代士人必然面临的问题,按照儒家的看法,士人面前通常只有两条路,或者为人臣,或者为处士。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玄学的盛行,士人在隐与仕之间徘徊去就,其中许多人选择了一条非隐非仕的中间道路,这就是具有魏晋特色的“朝隐”。     

明代士大夫的出处困惑及其抉择

出处去就,与取予、死生并列,为儒家学者必须面临的三大关口.出处进退,更是被儒家士大夫称为士君子的“大闲”.出处之辨,其中心内涵就是“为己”与“为人”之辨.因深处社会变动相对较为激烈的时代,最终导致明代士大夫的出处观念,出现了一些转向,甚至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当面临出处的抉择时,明代士大夫出现了困惑,甚至出现两大偏向:一是不以高蹈为洁,通过济世立功,藉此表正当世；二是一旦碰到社会动荡的时代,即使具有孔孟用世之心,亦不得不退处山林.     

世人那得识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从古典文学中的渔父意象解读古代文人的"隐逸情结"

渔父作为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一个意象,历来为古代文人所喜爱。渔父本身所承载的闲适、放达、孤傲等诸多内涵是隐逸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文人心里千古流传的“渔父情结”,折射出了儒道传统下历代文人心中仕与隐之间微妙的纠结状态,贯穿着文人出世入世两种人生观的矛盾冲突,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儒道合一”的特性。研究渔父意象,对剖析我国古代文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体味感知传统文化的脉络有着重要的意义。     

英雄莫问出处

人呢,总是有些在乎自己的“出处”。就学生而言,最关心的“出处”,就是自己是不是名校的学生。对职业院校的学生来说,似乎“出处”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其实,在今天,学生们应该将其理解为痛快才是。     

赵孟頫绘画心态蠡测

以赵孟頫的鞍马、人物、竹石三科绘画为中心,探讨赵孟頫的出处与绘画的关系。赵孟頫喜欢画马,善于画马,源于他对中国唐宋以来文化高度繁荣的追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赵孟頫是通过画马而谄媚于元廷;追慕陶潜,却选择了朝隐生活,是赵孟頫出处矛盾的表现;以竹自喻,以竹比德,融文人气节于画卷,是其寻求精神解脱的途径之一。     

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     

关于两则名句的出处

诗词名句,引起人们的特别爱好,读者在品味名句之余,往往要穷根溯源,找出它的最初出处。上海辞书出版社陈光森等编的《中国古代名句辞典》,为读者查找名句提供了方便。偶一翻检,发现了两处错误。该书756页载名句:“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远忧。”注明出处是元·关汉卿《蝴蝶梦·楔子》。检《宋诗纪事》卷九十载徐守信《绝句》:“汲汲光阴似水流,随时得过便须体.儿孙自有儿孙计,莫与儿孙作马牛。”徐守信,北宋嘉祐时人,比关汉卿早了二百多年。显然关汉卿囚袭了徐的诗句,虽然改了四个字,却似有点金成铁之嫌。又该书730页载名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注明出处是     

出处两难——论葛洪隐逸思想的特点

葛洪的隐逸思想贯穿着出处两难的紧张和矛盾.趋利避害、保身全志、重生贵生等是其隐逸思想的基础,显隐任时、出处同归、尊隐重隐、融儒入道是其隐逸理论的基本特点.其隐逸思想体现了儒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是魏晋时期儒道会通的产物.     

儒道言意之辩与中古文论言意理论

"言意"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一理论问题在中古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古"言意"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儒家、道家不同的"言意"观和魏晋时期发生的"言意"之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是儒家、道家不同的"言意"观和魏晋时期发生的"言意"之辩促成了中古文论"言意"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     

孔子的义利观及其影响

道德的根本问题是义利观的问题。孔子认为"义"首先包含道义,其次应包含义务。孔子认为"义"是人行动的最高规范,是维持君、臣、民关系的法宝。孔子认为"利"虽然人人需求,但应当"利民惠民我不贪利"。在孔子的义利观中,"义"和"利"是对立的概念,他褒"义"贬"利",同时又认为"义"和"利"是辩证统一的。孔子的义利观在历史上留下了积极的影响。我们应当重温孔子的义利观及其影响,辩证地处理"义"和"利"的矛盾,行"义"以达其"利",争取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     

从民权到人权——清末民初权利(力)理念演化研究

以君权为核心是中国传统的权利模式,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乘"西学东渐"之风而兴起的"民权"理念,被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引进、传播,并将其作为否定专制权力的理论武器。近代"民权理念"和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强调"主权在民",是在近代法治基础上的个体本位的权利意识;而后者则是建筑在人治基础上的集体本位的权利意识。从古代的"民本思想",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民权理念",再到"五四"民主、自由旗帜下的"人权理念",近代中国"权利理念"转化的"三部曲",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下,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与权利理念的演化历程。     

“皖派经学”观念的形成及其经学史意义

皖派经学观念由章太炎在《清儒》一文中作了充分的阐发,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大趋势》加以发扬光大。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章太炎的这个观念用之于学术史传记的编写。皖派经学的典型学风是交相师友,典型特征是由小学入手的实证精神。皖派经学观念逐渐被经学史家所接受,说明这个观念具有合理性。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彰显;“五四”前后,“杂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的权威地位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但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20年代末尤其30年代,“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鸳鸯蝴蝶派与近代小说观念的演变

中国小说观念在清末民初经历了巨大变动 ,从“小说界革命”到鸳鸯蝴蝶派 ,小说观念由新民救国回到游戏消遣 ,这既有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的作用 ,也缘于小说自身的发展规律。鸳蝴派小说观念在当时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     

“华夷之辨”及其近代转型

华夷之辨主旨是就华夏族和周边的夷族进行区别,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每当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遭遇危机之时,华夷之辨就被重新提出和强调。近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遇到了全面危机,夏夷之辨被重新提出和强调。"中华民族"观念是对"华夷之辨"的转型和超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走中道。     

关于节烈思想发展的两条主线

自先秦至明清,节烈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明显呈现出两条主线:一条是社会精英和统治集团不断鼓吹节烈、加强节烈理论建设的主线;另一条是节烈思想不断下移的主线,世俗社会对节烈由漠视到逐渐接受。中唐以来,节烈思想的世俗化呈现出直线发展的势头,明清时,节烈思想成为一种世俗观念,成为衡量女性人生价值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发展、和谐与民本思想

本文有感于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论述了这一理念的及时性与合理性,对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进行辨析,指出“民本思想”对“人本思想”的取代,并分析了“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经济人假说的理论回顾及其启示

经济人假说自18世纪末斯密提出“经济人”思路以来,经历了由“古典经济人”到“新古典经济人”再到“新经济人”漫长的发展历程。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人”完全依赖于功利主义得到的学说而发展,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人”则逐渐脱下了功利主义道德经济论的外衣,日益被抽象为数学晶体式的理性经济人。近30年来,经济人假说在非经济领域得到拓展。尽管经济人假说常常遭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和责难,但其顽强的生命力却带给人们多种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