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我国社会矛盾预防机制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存在各种社会矛盾,社会矛盾不仅可以化解,而且可以预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也是预防社会矛盾、防止社会矛盾发生和激化的过程.我国已经建立了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还应当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矛盾预防机制.构建社会矛盾预防机制包括建立健全党委领导责任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表达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和社会矛盾预警排查机制.     

农村社会矛盾预防主体制度实证研究——以G省H村为例

通过对H村的实证调研,农村社会矛盾预防机制主要存在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表达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等三种模式。农村社会矛盾预防主体呈现出政府强势主导与村民被动参与的格局,即政府是农村社会矛盾预防的积极组织者,村民是农村社会矛盾预防的被动参与者。农村社会矛盾预防机制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形成的一元治理模式。从事社会矛盾预防的主体系统极不利于社会矛盾预防机制的良性发展,对此有必要进行改进。未来完善农村社会矛盾预防机制应扩大村民代表的参与,创建利益表达管道,建立村干部与村民二元甚至多主体治理的模式。     

社会网络研究的理论模式综述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 ,近几年来得到很多人的关注 ,并形成了不少理论模式。国外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模式主要有 :网络结构论、嵌入性理论、社会资源论等 ;国内也有费孝通的“差序格局”、黄国光的“人情面子”等     

晚近西方社会运动研究

本文介绍和评析了晚近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作者从社会运动的概念开始,分别论述了理性选择学派,组织资源论,政治时机分析模式,认知框架分析(社会运动思想动员),以及“广义社会运动”理论。最后,作者还介绍了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所谓“动态社会运动学说”。在对上述学派的介绍中,作者既注意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评论,又列举了不少实证研究。而实证研究的例子,不仅有源于西文历史的,也有出自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作者强调了西方理论的借鉴作用,也提醒“削足适履”的危害;无论是何种研究方法和理论,都应该防止舍本逐末的倾向,明辨社会抗议活动的根源——政治压制和经济掠夺。     

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共治体系的多维建构

网络食品安全问题对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提出了全新的防控命题，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提倡社会共治监管体系，这一监管体系对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同样适用，但该监管体系应在理念维度、制度维度和主体维度作出相应调整。在理念维度，应该贯彻预防为主的防控理念，采取常态式、全程式、及时性监管形态，将网络食品安全危机及时化解。在制度层面，应当构建动态式社会共治监管体系，在监管模式上应以政府监管为主导，其他监管主体予以协助，在监管的运行方式上，应用“交互式”监管替代“单线式”监管。在主体层面，应引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监管主体定位，发挥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共治体系中的联动性主体地位。     

社会互构论:从差异走向认同的追求

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运行论”的出现,开创了中国本土社会学的理论话语形态;约20年后,郑杭生又推出了他的《社会互构论》,这一理论以新的理论话语表达了中国社会学对于良性运行、协调发展、和谐共享社会的期待。本文通过《社会互构论》的内涵、要义及“互构谐变”的理念和原则,向大家阐释其所要表达的化解差异矛盾、增进沟通协商、达成包容谅解、实现互惠共赢,不断从差异走向认同的理论追求。     

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和统一

文章介绍并分析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基本理论观点,引述了马克思对“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它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解释,以及马克思为解决这种对立所提出的理论设想。     

刑法预防机能的现代展开

刑法预防机能有特殊预防、消极的一般预防以及积极的一般预防三种模式.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积极的一般预防模式是一种比较适合风险刑法的模式.积极的一般预防机能可以证明风险刑法的正当性;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是建设“安全社会”的规范保证.根据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刑法的机能既不是预防犯罪也不是保障先于实在法规范而存在的利益,而是证明实在法规范整体的有效性.     

社会改造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种新透视

“改造中国与世界”是毛泽东自早岁至晚年一以贯之的人生主旋律。其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改造”的哲学,或社会改造论。本文试择其要者作一试探性的阐发。一、社会改造论的形成所谓社会改造论,就是以唯物史观为依据,根据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方法变革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和生活习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科学。毛泽东社会改造论,就是毛泽东改造中国社会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早在1917年,毛泽东面对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黑暗腐朽的旧中国,就愤然提出:要改造社会,必须从     

社会生产力理论的发展与先进生产力标准的界定

经典生产力理论无法回答什么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本文借用牛顿力学和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提出了社会生产力包含“生产力大小、生产力方向、生产力结构”的新三要素论,分析了这三种要素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为认识现代杜会生产力发展问题,明确先进生产力界定标准及其发展要求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     

社会运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嬗变的促力

在科技革命条件下 ,当代资产阶级选择了“把蛋糕做大”的策略 ;同时 ,在社会运动的压力下 ,采取了一系列克服危机的措施 ,包括政治民主化、管理革命、社会保障制度与福利国家的建立。在新的社会政治格局中 ,中产阶级脱颖而出 ,运作模式从冲突式转向对话 -冲突式。当代资本主义对“第三条道路”的选择应看作是对社会运动的回应。     

丹尼尔·贝尔的社会理论评析

本文对美国学者贝尔的社会理论,尤其是其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作了初步探讨。在笔者看来,他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理论分别从不同侧面深刻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重矛盾,而他本人之作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的三位一体也正是这些矛盾的某种集中体现。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述评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现状的考察、分析和评价,提出如下观点:(1)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属于社会哲学范畴,其研究的主题是社会发展的规律、道路和类型;(2)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世界历史”标志着世界的“一体化”,同时又表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3)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理论意义在于为探索较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不仅是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更重要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4)“世界历史”形成之后,“跨越”现象不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或常规现象。因此,社会发展从总体上看有三种类型,即自然形态、派生形态和超越形态。     

新形势下多元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型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评判一个社会稳定与否,不是看有没有社会矛盾或利益冲突,而是看这个社会是否具备一个完善的社会机制将矛盾和冲突控制在“有序”范围内。妥善处理社会矛盾,要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健全社会矛盾化解的政府公共机制,创新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政府对社会矛盾化解的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推动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调节作用,真正建立社会矛盾化解的多元新型机制。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从根本上预防与化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重大实践。     

东方社会理论——从资本主义化到“跨越论”设想

东方社会问题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理论方法出发,19世纪50年代对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了考察,揭示了东方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张中,将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体系,实现“资本主义化”。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和俄国社会农村公社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跨越论”设想,为处于资本主义殖民化的东方社会指出了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化是“跨越论”的基础,“跨越论”又是东方社会资本主义殖民化后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

社会发展理论作为马克思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对中共党史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它规范着党史研究的构架并引导其发展方向.中共党史学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框架下,深入阐释党的历史发展的动力、主体、阶段、本质和趋势,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论断.新时期党史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要求以辩证、整体的观点进行理解和把握,反对把它归结或导向为“经济决定论”“单一模式论”甚至“理论假说”,代之以其他理论标准解释党的历史发展;要求深入分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正确看待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和挑战,警惕西方社会错误思潮对我国社会发展道路性质和方向的歪曲、异化.     

论荀子的社会和谐观

荀子在“人性恶”论的基础上,提出“化性起伪”,主张加强后天的道德教化,用社会制度和礼法措施调控人们无限扩张的内心欲求,使之合乎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要求。“群居和一”的理想社会是其社会观的核心价值目标。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荀子对群己关系、人与制度（礼法关系）、“分”“和”矛盾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有机统一等问题的探索,都具有重要的资源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视域下“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优化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是实现国家治理有效的重要保障，是有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从“组织—制度—情感”三维框架剖析了当前“饭圈”的运作现状。基于“饭圈”参与治理现状的系统梳理发现，其运行困境主要有三:一是科层管理模式下网络资本弱化影响粉丝的参与意愿，二是组织资本的缺失直接导致了饭圈运营前景堪忧的结果，三是以数据劳动为代表的卷入式参与模式盛行制约了个体性资本的生成。针对上述困境，设计了优化社会参与网络、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制度、培育和提升个体参与热情的三重应对策略，以期为“饭圈”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拓展渠道，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创新路径和理论支撑。     

论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自发性与可控性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认清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对人民内部矛盾,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区别不同情况工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加以处理,防止矛盾激化。”[1]近年,他还在多种场合的讲话中,一再强调要注意“防止矛盾激化”。这说明,我国现阶段的各种社会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具有自发性与可调控性的特征;当自发性占上风,矛盾可能激化;当可控性强化,矛盾激化可能防止。换言之,矛盾激化表明矛盾处于失控状态,而当矛盾得到有效调控时则处于相对平衡、稳定和有序的状态。为了防止矛盾激化,维护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协调统一的大局,不可不关注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自发性与可控性及其相关性。     

试论传统刑罚目的理论的结构缺失

无论是刑罚目的论中的报应元素还是预防元素,其各自在理论上都存在着内部的逻辑矛盾.因此,报应论和预防论这两种理论各自体系内部也存在着长期被忽视的逻辑不统一问题.而所谓取两者之精华综合而成的刑罚报应一体论因为同样是报应元素和预防元素基础上的构建,因此,其同样没有考虑到这两种元素各自的内部分裂问题,最终仍无法解决刑罚目的论的内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