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权利情境下的乡村治理——理解村庄二重内卷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在总结多年田野调查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围绕我国农业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领域的内卷化问题,对“内卷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与澄清。在此基础上,针对治理实践中的类似内卷化现象,结合既有研究进一步提出“二重内卷化”概念,并强调其积极的价值取向。为解释这一概念所意指的具体命题,我们从诺斯有关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为切入点,立足于“权利”视角,尝试建构一个权利情境分析框架。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农业税费改革后,内卷化问题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特性的差异化样态。这种持续性差异使得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具备了现代性的前提条件,而人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以权利情境框架阐释“二重内卷化”现象,旨在强调基层治理形态的权利转向,即乡村社会的治理转型取决于个体能动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时需要厘清关系产权和经济产权两者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影响差异,完成由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变。     

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内卷化”及治理对策

我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遇到的重大挑战迫切要求创新社会管理。由于体制机制原因,当前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出现了"内卷化"现象。这种"内卷化"的发生机制源于同质化的考核机制、乡镇政府过度追逐本地利益以及新型农村社区组织人员的行政化追求。治理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内卷化"问题,必须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模式,重塑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发展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多元主体,完善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畅通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社会管理创新的需求表达机制,改革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政绩考核体系。     

社会服务内卷化及其发生逻辑:一项经验研究

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服务供给方式的变革过程中,契约外包或合作治理的精神并未得到真正落实,社会服务走向了内卷化.在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改革过程中,社工主动或是被迫地卷入政府部门的行政事务中,或者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名义下从事并承担政府的行政性任务,虽然在表面上看来社会组织完成了合同规定的一系列服务指标,但是这种服务提供方式在实质上并非有内涵的发展,社会服务的专业精神并未得到体现,并表现出“没有发展的增长”态势.导致社会服务内卷化的主要因素有来自基层政府的权力约束、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非对称的资源依赖关系、组织成员的理性约束等.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     

乡村社会内卷化的生成结构研究

作为具有很强学术潜力的概念,“内卷化”提供了一个很有解释力的分析乡村社会的框架。而乡村社会内卷化的生成是由三层结构组成的,即上层压力型体制的过分彰显,中层乡级政府的自利性亢奋和底层农民无组织的弱势地位。研究乡村社会内卷化生成结构对于制定符合农村实际的改革和管理政策,对于构建和谐农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体制嵌入、组织回应与公共服务的内卷化——对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经验研究

目前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行动已广泛开展,这被认为是政府职能转移、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环节.运用“体制嵌入”的概念来分析政府组织如何影响社会组织,运用“组织回应”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组织面对这种体制嵌入所采取的行动,运用“内卷化”的概念来分析这种互动对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提供产生的社会效果,可以发现,政府组织通过将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嵌入到社会组织中,而把社会组织纳入到自身的行动逻辑中;社会组织则通过模仿政府组织的行动争取到自身发展的资源.其后果是双方在行动逻辑上变得更为趋同进而导致了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内卷化.     

论劳动法中劳动权的内卷化

作为劳动法律体系核心范畴的劳动权,在面对劳资矛盾突出、贫富差距拉大等现实社会性问题时,虽然政府一直在关注并加强对劳动权的倾斜立法保护,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但是这种劳资紧张的局面却并未因此而出现根本性好转,劳动权日益呈现一种扩散和弱化的内卷化表征。只有将劳动权有效统一为人权与社会权、形式正义权和实质正义权、独立权和连带权的系统对待,才可以突破劳动权现有的范式瓶颈,回归有机连带的原义,走出内卷化的发展困境。     

县域公共权力运行的超内卷化风险及悖论性矛盾纾解

县域政治稳定是确保国泰民安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应力点”。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社会变局的加剧,有些县域的公共权力不同程度存在内卷化、超内卷化风险同时呈现的现象,即除了原地踏步的内卷,还存在使状况变得更糟的“超内卷化”风险,这是比内卷化更严重的公共权力功能渐行性退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公共权力出现钝化、锐化和脆化,其最基底的结构性根源在于公共权力的配置和分布缺陷,导致了一些悖论性矛盾,包括：权力的过稀与过浓、过疏与过连、过松与过紧、过轻与过重并存。因此,需要从更深层次、层面对有关矛盾作价值性纾解,重点要在“理性与经验”“权力与权利”“责任与回应”这几对价值关系上有清醒的认识。     

超越政权与政治文化内卷化：民国后期浙江省新昌县宗族上诉案例探析

以往学者在讨论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的失控时,把问题归结为政权内卷化与文化内卷化,皆认为当时乡村文化没有出现质的变化。不过,笔者在浙江省新昌县进行田野考察时发现民国后期当地出现了女性要求享受男子一样的宗族权利现象,这是史无前例的惊人变化,显示了宗族在受到各种力量的冲击与压制的同时有了新的发展,但是这种新文化的出现无法使得传统乡村政治获得新生。     

内卷化的权力及其微观分析

对民国时期华北小农经济的发展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土地面积劳动力收入的增加,黄宗智首先将其概括为一种内卷化现象。其后杜赞齐从国家权力扩张的角度将近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对华北农村传统文化网络的毁坏,视其为“国家政权内卷化”。本文首先以福柯对统治权与权力两个概念的区分来进一步解释“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既有内涵;其次从社会的微观机制出发对“权力的文化网络”与内卷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解释和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内卷化的成因主要在于个人偏离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目标的结论。     

在建构与演进之间--一个扩展的制度创新分析框架

依据哈耶克“演进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基本框架,可以大致把制度创新理论分成 两类:演进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与建构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这两种类型的制度创新理论都存在一定的研究盲 点,特别是对东方社会的内卷化现象缺少关注。本文则试图在此基础上扩展制度创新的分析框架。     

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内卷化了吗？——基于对“内卷化”概念比较性的理解

内卷化概念兼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双重内涵,其预设了一个对比的参照物。将内卷化概念运用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研究,或者说,认为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内卷化”了,是有疑问的,因为：第一,将城市市民的社会交往作为参照物,同样具有同质性和有限性的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并不能称之为“内卷化”;第二,这样做掩盖了农民工内部的分化和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差异;第三,对于农民工社会交往的状况是由于移民身份所造成的,还是由于阶层差异、职业差异、民族差异等其他变量所造成的,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内卷化”实证研究

户籍制度在经历60多年的改革之后,依然发挥着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功能,现有研究无法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功能,是因为改革陷入了"内卷化"的局面,是一种"无发展的增长"。"内卷化"导致的结果,就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相比于农业户口者,非农户口者在经济收入、政治身份以及获得高层次教育等方面始终存在着较为显著的优势。在非农户口者中,户口级别越高,在上述各领域的优势也始终明显。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需要通过政府行为优化来带动户籍制度改革,使政府行为实现由管制到服务的转变,使其走出"内卷化"困境。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当前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尚处于初创阶段,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成长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要素是主体、规则和行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表现为治理主体增加并强化联结;多元治理主体协商出公共规则并共同遵守;多元治理主体整合资源,开展集体行动,公平分配收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是公共性拓展,表现为多元治理主体由目标、规则、行动而强化联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方式,是在日常实践中逐步地“共同体化”。     

治理异化：农村发展内卷困境的一个解释框架

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地区陷入了“有增长无发展,投资低效益”的内卷困境。华北燕城村项目进村实践过程中,存在着“无用、不实用,不及时、不落实,不适用、不科学,有前劲无后劲”等问题,使得大量的投入低效运转,造成资源浪费。农村发展中的低效内卷困境,说到底其实是治理的低效困境。治理的低效只是表象,治理的异化才是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暗力量”。治理主体、治理关系、治理方式、治理目标的异化反映了乡村治理所依托的微观政治社会系统内部的病症,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地缘村落的人情“内卷化”——基于冀北H村的田野调查

地缘村落在人际交往和社会结构层面有着不同于血缘村落的运行逻辑,以维系熟人社会的人情互助关系.基于对冀北一个移民性地缘村落社区的田野调查,描述和分析了变动中的地缘村落人情关系,并以“内卷化”作为理解地缘村落人情的视角来观察村落的人情互助机制.研究发现,地缘村落人情关系网的扩展呈现出一种没有实质性发展的“内卷型增长”趋势.     

“内卷”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内卷”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大学生放大化的就业压力、单一的价值评价体系、裹挟式的群体效应以及同质化的自我实现。“内卷”对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不利影响不容小觑。可以通过完善资源配置，丰富评价体系，发挥同辈教育的积极作用，以此建设良好外部环境。同时，引领大学生加强自我教育，强化积极的自我意识。多管齐下，走出“内卷”困境。     

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其治理

当前,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改革正面临着内卷化风险,即具体改革措施虽然日益精细完备,但开始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改革实效已接近天花板,难以进一步提质增效。这主要表现为从秩序维护到提升行政效能的目标替代、遵循试验主义改革的路径依赖以及适用范围扩张无法引起质变的功能锁定。从根源上看,立法空洞化与地方自主性的双重叠加,以及晋升锦标赛激励机制的支配共同塑造并强化了告知承诺制改革的内卷化风险。破解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实现其根本性突破,需要从合理确定事项、固化改革成果以及拓展改革目标三方面予以综合治理。     

论城市基层治理分权化改革--基于撤销街道办事处的分析

街道办事处的撤销意味着城市基层治理结构的调整与变革,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有益探索。这一改革的实质涉及城市国家基层政权的建设问题,是城市生活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的一个缩影。国家基层政权建设框架下的这种关系变化,是通过基层治理分权化改革来推动的,而分权化的改革是伴随基层政府职能的转移与基层治理结构的重构来进行的。透视这一改革过程可发现,服务与秩序的双重构建成为指导这种城市基层治理分权化改革的核心所在。城市基层政府在通过撤销街道办事处这种结构性体制变革来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和改善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也将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基层政权的稳定纳入了改革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