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之社会、文化因素探源

从社会、文化方面探讨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背景是一种新的视角.国民革命中农民运动促使乡村建设者开始重视农民组织和农民自觉性的问题,这是引发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最重要社会因素;中国传统的乡村情结和西方实用主义理念是影响乡村建设思想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实用主义理念对乡村建设思想的勃兴起了催化作用,并且为乡村建设实践引入了具有现代化性质的科学指导方法;始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情结",让人们试图从乡村中找到民族复兴的契机和起点,这种思路有利于创造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现代化改造道路.民国乡村建设思想勃兴的社会、文化因素探源可以对当代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1905年的废科举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广泛社会后果。在乡村造成办学主体由私向公的转变,减弱了民间办学和就学的积极性。新学制对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有所排斥,导致乡村读书人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而乡民对新教育传授的“知识”却不那么承认,使新学生在乡村中不受重视,流向城市寻求发展。乡村读书人心态也开始转变,厌弃固有生活,甚至轻视农民。随着城乡的分离,在都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和失去读书人的农村都成为受害者。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空间理论的政治向度（专题讨论）——论马克思“实践的空间”思想

中国以往对马克思“空间”思想的研究,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实践的空间”思想的内涵与意蕴。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视阈下,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空间”思想,其新唯物主义“空间”思想的哲学理路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在马克思看来,时间”和“空间”具有一致性;“空间”是实践对象化的——“人化自然”“人类社会”和“改造人”的空间;“空间”是实践构建的“人-自然-社会”否定性统一的空间。     

中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前后之主动转变及原因

一、前言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于1951年秋冬之际发起了一场对知识分子（主要涵盖面为原国统区内的文化人）的思想改造运动。新的执政党认为，知识分子有“原罪”：知识分子一般出身于地主及小资产阶级家庭，这种“剥削阶级”的出身不可避免地在他们的思想言行上留下烙印，所以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五四”精英群体的教育改造

“五四”精英群体对于中国教育的改造,跟他们的文化选择相配合。我们知道,他们的文化选择是毫不犹豫地把西方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文化目标,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我们的社会中淘汰出去。这种文化选择后来被胡适、陈序经等人命名为“全盘西化”。     

重新审视沈从文的“音乐重造政治”思想

沈从文的社会政治思想带有极强的“诗性”特征.他试图借助“音乐”(艺术)来清除现代政治、宗教和道德对人性的扭曲和压抑,激发人性当中追求“美”、“善”、“爱”的本能,从而为社会政治的变革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这种思想延续了“五四”新文学的国民性批判传统,但是也有明显的不同:五四新文学作家主要是以西方现代思想批判国民大脑中的封建思想残余从而实现人的革新.沈从文侧重的是人性底蕴的改造,即通过塑造健康的人心(性)进而建造健全的社会,其社会政治理想本质上是“人的健全”与“社会政治健全”的合一.     

抗战视野下新生活运动中的女性角色研究——以妇女指导委员会为考察对象

1936年初,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下设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作为妇女新生活运动的领导结构。时值内外交困,国民政府对新运女性的定位有着"国家人"和"家庭人"双重角色期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各路女界精英加入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妇指会的领导下,广大女性在基层服务、保育难童、生产指导等工作中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扩展职业空间、追逐政治角色等层面也激起相当的波澜。女性角色在社会文化的塑造中形成,作为新生活运动乃至抗战时期最重要的妇女团体,妇女指导委员会是研究战争文化下女性角色定位、国民意识,以及女性社会参与与角色生成、角色自致之间内在关系的一个重要平台。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以无锡市鸿山街道大坊桥旅游社区为例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与社区社会演化是乡村旅游地社会空间变化过程的一体两面.本研究根据空间生产理论中的“三元空间方法论”对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过程进行了解析.认为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包括了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实践、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再现以及再现的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生产.现阶段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存在着乡土风貌危机、文化胁迫危机和秩序失衡危机.应对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危机需要在物质空间生产上关照乡土化,在文化空间生产上强调文化自觉,在社会空间生产上维护空间协调有序.互利共赢的空间再现过程将为社区空间生产提供观念基础,和谐融洽的再现空间过程将为社区空间生产提供社会基础.     

批判梁漱溟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乡村建设运动”

最近,文化学术界开始对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我曾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拥护者,同时也是他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参加者;揭露、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和行为,对於像我这样受过梁漱溟毒害的人,具有深刻的严重的教育意义。我曾於一九三四年考入梁漱溟主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毕业后,又在“研究院”指导下的“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工作,后事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下简称“乡建运动”)。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离开山东。这时期,梁漱溟打着“组织乡村、推动社会”的旗帜,曾风行一时地诱惑过一些人。我出身於剥削阶     

人生新价值观探析

“奉献社会、享受文明”的人生新价值观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对新的社会实践和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而提出来的 ,把“享受文明”纳入到人生价值观中 ,可以克服传统上对人生价值观认识的片面性。树立“奉献社会、享受文明”的人生新价值观 ,对于身处伟大变革时代的青年人来说更具有挑战性。     

新社会防卫论评析

新社会防卫论是社会防卫论发展中所出现的刑事政策运动,是建立在过去社会防卫论基础上的新主张。 “社会防卫”一词的本义,是指保护社会免受犯罪侵犯。传统的社会防卫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柏拉图主张将可能改造的犯罪人收容于“悔悟之家”。在这里不仅对犯罪人进行教育和改造,而且在进行危险性思想预测的同时,还给予医学性的治疗处遇,其目的在于保卫社会。后来,这一思想被沿袭下来。不过,19世纪以前这种社会防卫思想一直是建立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刑法制度基础之上的。19世纪末,随着人文科学的发展、犯     

明代社会与文化的演变

明代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变体,在正德前后明代社会、文化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特色,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开始出现转向,诸如社会流动的加速、朝政的宽大与舆论空间的扩大。一至晚明,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思想、文化更具“活力”与“多样性”,进而与世界性的近代化历程桴鼓相应。     

新生活运动新论

宋美龄是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和实际推动者,她还使新生活运动打上了基督教色彩和"妇女"印记.新生活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基督教会,这也是新生活运动历经10多年而不衰,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在新生活运动实际推行的过程中,妇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运动的主力.运动对改良社会风俗,推动国民道德建设,提高妇女地位均有积极意义.蒋介石和宋美龄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使新运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脱节.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由宋美龄倡导和推动的,被蒋介石赋予过多政治内涵的移风易俗运动.     

晚近西方社会运动研究

本文介绍和评析了晚近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作者从社会运动的概念开始,分别论述了理性选择学派,组织资源论,政治时机分析模式,认知框架分析(社会运动思想动员),以及“广义社会运动”理论。最后,作者还介绍了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所谓“动态社会运动学说”。在对上述学派的介绍中,作者既注意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评论,又列举了不少实证研究。而实证研究的例子,不仅有源于西文历史的,也有出自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作者强调了西方理论的借鉴作用,也提醒“削足适履”的危害;无论是何种研究方法和理论,都应该防止舍本逐末的倾向,明辨社会抗议活动的根源——政治压制和经济掠夺。     

民族主义与中国教会教育的危机——北洋时期收回教育权运动之背景分析

基督教教会学校曾经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20世纪20年代,随着收回教育权运动兴起,教会教育开始面临前所未遇的危机。在国民急于寻找改造中国新路径的背景下,被视为“西亚病夫”的土耳其人收回教会教育权以及“巴顿调查团”所作中国教育状况调查,刺激了国人的民族情感,“国家主义”教育理念遂成社会共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适逢其时地与中国革命结合,将国人抵抗列强侵略的民族情感上升至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高度,教会教育因之被认定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苏俄通过促进国共合作,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联合阵线的组织形式,则促成了运动的深入开展。从根本言,遍及全国的收回教会教育权运动乃是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产物。     

罪恶的渊薮,还是文明的阶梯?——1900-1930年代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潮论析

1900-1930年代,“城市是罪恶的渊薮”之声此起彼伏,持此观点的人从道德、文化、经济等方面表达了对传统乡村文明的留恋和对现代城市的敌视.这种思潮既包含许多对当下中国城市化运动富有启迪的思想内核,但更主要地反映了传统农业文明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抵制,并对20世纪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经济网络与社会动员：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合作运动社会效用分析——兼与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之比较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中,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态度。或更直接地说,是取决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程度。为此,20世纪前半期,国共两党都发起了以动员乡村社会为旨归的合作运动,并形成了村落社区中以合作社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经济网络”。但是由于两党合作运动运行机制上的差异：即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由下而上的民众自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相反路径,此种差异致使合作社在社会经济、政治动员方面所起作用悬殊,并最终造成了两党政权合法性在乡村层面重建的迥异结果。     

论“新感觉派”的艺术创作风格

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 曾被人们称为上海洋场文化中的一朵“恶之花”。作为都市文学的一个分支,在审美追求上,它既不同于以“乡村幻梦”来反映“城市梦魇”的京派小说,更迥异于同时代以茅盾的作品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小说。新感觉派小说以一种独有的话语方式,对人类精神存在的展示,是源于新感觉派小说作家对社会、历史、生     

城镇化对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影响

近代中国乡土社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是被学界疏忽的问题.中国古代市镇从乡土社会中自然产生,并依托乡土社会成长,凝炼和提升了乡土文化,是乡土社会的有力支撑.殖民化城市的发展,对乡土社会提出了严峻挑战,将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提上日程.凋敝的小农经济、落后的乡村文化和腐朽的封建土地制度,是民国时期乡土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社会各界于三者虽有所侧重,但城镇化几乎是不约而同均予选择的发展方向.从中国近代发展史看,“城镇化”是“乡土社会”的相对性:城镇化是乡土社会的破坏力量,而改造乡土社会又是我国城镇化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