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史上的稼轩词论及其意义

稼轩词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元人推崇辛弃疾革新词体、扫荡绮艳词风的意义。明及清初视辛弃疾为变体的代表,稼轩词的雄健词风和情思寄托也受到了清初词人的喜爱,充分肯定了其词史典范地位。浙西词派对辛弃疾多持排斥态度,常州词派将稼轩词推举为最高典范之一。民国旧派词学家对稼轩词的尊崇有所弱化,而新派词学家则用全新的视角和价值观将其推向了极致。历代词学家对稼轩词的解读和批评反映了不同时期的词学旨趣。     

刘勰赋学观的缺失——从魏晋赋首谈起

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八家的称举与评述中,反映出他“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这一赋学观承传于汉人而迥异于魏晋。刘勰以汉人的辞赋标准来观照魏晋赋家赋作,缺失自然产生,对魏晋抒情小赋缺乏应有的重视。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因其反对齐梁文风而致,但归根到底,又决定于他的儒家思想及诗教观。     

全息论及其方法论意义

全息论是研究事物间所具的全息关系的特性和规律的学说。它具有部分是整体的缩影、现实是历史的积汇、个体演化过程是类的演化过程的重演三大定律 ;反映事物之间的全息关系的基本单位即全息包 ,它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包 ,其存在形式是各种事物 ,全息包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 ;全息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 ,运用全息论的方法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命赋厥初:先秦古赋体制例说

本文所谓的“古赋”,主要是就时间性而言的,指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早期赋体文学,其体制特征虽不如后来的汉赋那样明晰,但却具备了赋的基本因素.本文就早期赋作的体制问题作专门探讨,具体涉及《晏子春秋》《史记》《说苑》《新序》先秦两汉典籍以及《论义御》等出土材料.由此也可对赋体文学早期的发展轨迹与文体特征等问题作新的认识.     

罗斯的初始义务论及其方法论意义

罗斯的初始义务论用一种多元的理论替代了康德义务论和密尔功利主义的一元论理论,克服了康德和密尔理论的许多缺陷。了解这一理论对于我们追求确定性的道德知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通过对罗斯的初始义务概念的介绍,探讨了初始义务和实际义务的区别、决定实际义务的标准和方法,并对初始义务论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方法论上的启示等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评判。     

刘勰的赋学思想

对辞赋源流的探讨、文体特征的规定、发展演变的评述、具体而微的纯形式批评、创作原则的阐说，构成了刘勰赋学批评的主要内容。其赋学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全面性，使刘勰的赋论成为中国赋学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关节。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

历代论文赋既是辞赋创作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考察论文赋的创生,与文体论的发展相关,而其中论赋赋的创作,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从论文赋的创作理论来看,其主旨显彰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就其创作艺术本身而言,论文赋对文论的阐述与描写,又与赋体艺术特有的描绘性、空间结构与当代意识相关。而论文赋作者主要采用骈、律形式创作,也增添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

敦煌俗赋的发现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它使我们知道在“深覆典雅”的文人大赋之外 ,社会下层还流传着一种或讲故事、或调笑取乐的通俗赋体作品 ,使我们对汉魏六朝以来一些带有故事性、诙谐性和大体押韵的作品及其文体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 ;失传已久的秦汉“杂赋”也可借助敦煌俗赋而了解其大概     

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

顾炎武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的大师 ,他的诗学对于清代诗学史同样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意义。顾炎武诗学既是清初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 ,同时又有鲜明的学术个性。他以文化救亡为核心的大文学观代表了当时知识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路径 ,其“真诗”观念的三个层面赋予清初诗坛这一主流意识以道德的内涵 ;他以鉴往训今的方式进行自己的理论建构 ,由此开启了清代诗学的实证学风 ,而独到的诗歌音韵研究则开拓了中国古代诗歌音韵学的处女地。这多方面的贡献确立起顾炎武诗学在清初诗学中的独特意义和在清代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斯洛特的道德情感论及其当代的德育意义

迈克尔·斯洛特是当代西方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他在继承休谟同情思想的基础上,深受霍夫曼移情关怀伦理的影响,借鉴当代道德心理学的最新发展成果,将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移情——作为人性的基础和道德的根本,开创性地构建了道德情感主义理论体系,为当代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在新的道德语境下的解释和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收缩论及其不一致性研究

收缩论是与实质论相对立的一种真理论研究立场,其意图是通过说明真谓词的形式性质并消除附于真概念上的各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要素而终结有关真理论问题的各种哲学争论。然而,对收缩论基本论点的分析表明,其理论立场是内在地不一致的。收缩论的主要缺陷是忽略了对真值条件概念的实质性研究。     

刘勰、萧统的赋学观

刘勰的文学思想是否对萧统有很大影响,现在学界存有一些争议。就赋而言,二人对已有定评的赋作看法相近,而对其余作品态度有很大不同,从中能看出二人在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上确实存在差异。     

刘勰、萧统大赋观之比较

多数学者在论及《文心雕龙》和《文选》的关系时,都认为前者对后者有很大影响。然而,从刘勰、萧统对大赋的态度来看,二人对有定评的大赋看法比较一致,但对未有定评的其他作品的看法并不相同。由于二人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差异,刘勰强调大赋的体势,重视其讽喻意义和风力,不重视没有讽喻意义的抒情之作;萧统则不太注重大赋的讽喻意义和风力,而更重视其中的抒情作品。     

郭象命运论及其意义

郭象认为,“性分”与“时遇”的结合构成了人的命运。由于“时遇”的本质是众生的“性分”所致,且无法探究,因此将个人的“性分”视为命运的终极动因,并以“致命由己”为题概括其命运论。该论彻底否定一切宇宙神秘力量存在,是汉唐之际无神论命运学说的巅峰之作。     

真理效用论及其与符合论的关系

本文认为,思想在经验世界中的有效性乃是真理的源始意义和真实意谓,符合论则是关于这一有效性事后给出然而逻辑在先的本体论解释.针对长期以来关于真理效用论的种种误解,本文一一加以辨正,并在此基础上进而论证了效用论与符合论在"主客间性"层面上的统一性.     

康德非本质主义审美论及其当代价值

康德的哲学美学理论,介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是种非常健康的审美理论。康德审美论的非本质主义面孔,展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反思判断在康德那里,带有独断论性格。反思判断遵循范导原理,表现出两种特点,其一是非对象性,其二则是不确定性。马克思倡导的"莎士比亚化",与它相符合。它能在审美艺术与认识、道德之间,划开坚硬的逻辑界限。二是康德的审美分析,选用了复合论方式。审美活动的丰富,审美类型的多样,促使康德对审美,作出了多重界定,而且能上升到"二律背反"境地。老子对道的矛盾提示,孔子对仁的随点即是,这由康德便有了重大价值。以康德作为参照,中国当代美学,隐藏着复合论的演进线索,它有效地维护着理论的正当性。     

嵇康的境界论及其矛盾

关于人的精神境界的论述是嵇康哲学中最具魅力的一部分。嵇康认为，人的欲望当以“节”为度，以“理”为导，并主张性情“显而不匿”，以臻达“逍遥”之境。嵇康的境界论透显出他对真性情的重视。也形成了其思想中精神境界和养身手段之间的矛盾。     

清代赋论“禁体”说

在中国古代赋学理论批评史上,至清人赋论始大量出现＂禁体＂之说,内涵赋体创作的禁忌与戒律,观其思维方法,乃以反彰正,即以＂禁体＂为＂尊体＂,对赋作提出规范化要求。而考察清人赋论禁体说的由来,又源自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赋制度,以及其＂时赋＂（考场律赋）的流行,只是清人受古文词禁的影响,对赋体的要求不仅＂以古为时＂（以古赋指导时赋）,而且＂因时为古＂（以时赋批评衡量古赋）,并树立起以翰苑馆阁赋为代表的原古、尊唐而尚时的赋学典范。     

王夫之理欲论及其思想贡献

王夫之继承了中国古代"恒产-恒心"的重视物质生活的务实思想倾向,重视人伦日用,重视生活需求的满足,主张理欲相融、互济与一致,而且更为强调理在欲中,"天理"不可能脱离"人欲"而存在。王夫之的理欲论发展了古代富有唯物倾向的"厚生"思想,为人欲正名,为生活辩护,有力祛除了程朱理学对人欲的妖魔化,富有启蒙和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