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君权合法性论证浅析

以古希腊的政治权利须有合法性论证的基本规则为依托 ,本文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对先秦儒家关于君权合法性的思想分别从君权的天命支撑、君权的道德支撑和君权的制横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笔者以为 ,儒家的君权理论依托于由宗法制而来的天命论 ,认为是上天根据君主的德性赐予君主以“天禄” ;君权的享有是因为君主在孝弟、爱民和奉行礼仪方面具有为人君师的修养 ;与此同时 ,君权也具有来自行政操作中君民关系、上天的惩戒、具备儒家“道统”精神的诤谏之臣等三方面的有效制衡。先秦儒家的这种理路在当时是有效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也产生过积极作用。因此 ,我们应该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君主论,着重回答设君之道、为君之道和择君替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绘出"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天下非一家一人私有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帝王观念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性。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需要改进的。     

“屈民而伸君”与“屈君而伸天”——董仲舒《春秋》大义的政治智慧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是汉代形成的政治化儒学的典型形态。《春秋繁露》通过"以人随君""屈民而伸君"来充分保障帝王的政治权力;同时,又通过"以君随天""屈君而伸天"将儒家思想传统的德治、民本转化为"天"的权威以限制君权。《春秋繁露》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是一个思想整体,体现出儒家士大夫与汉代帝王合作的政治智慧。儒家士大夫与帝王之间的政治合作和思想共识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仅深刻影响了儒家经学形态的思想特点,同时也制导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定型。     

《白虎通》中的谶纬思想

本文围绕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以及天、君(圣人)、民等概念的来历、定义和关系,对<白虎通>中的谶纬思想进行了解析,揭示维系天、君(圣人)、民三者之间关系的纽带是以所谓"为民"为核心诉求和表达的政治道德,这样的政治道德也因此成为君权独尊下的中国传统极权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关键要素,"以德治国"成为中国传统极权政治的主要特质.     

君权、皇族与中晚唐政治

唐代君权与皇族地位的关系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高祖、太宗朝,君主通过提高皇族地位来巩固政权、加强君权;高宗至玄宗朝,君权与皇族地位之间出现裂痕,皇族地位的提高会影响、甚至威胁君权。为了加强君权,君主采取措施限制皇族的发展,导致皇族地位的降低。中唐时期,君主为保证自身权力继续削弱皇族,加强了对皇族、尤其是储君的监控。讽刺的是,君主倚重身边的宦官实现对朝政的控制,最终却导致权力的失控。主要表现为:储位之争发生了重大变化,储君废立由君主家事逐渐变为禁中事;君权由扩张转向衰微,皇族也更加衰落,对中晚唐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韩非的人才管理思想略论

韩非子哲学思想体系中具有现代管理的合理内核,他的人才管理思想对君主而言是“治吏不治民”,这实质上是一种重君、保君、役使臣民的思想。围绕这个主题,韩非子从多个侧面为保障君权,行使君术以役臣民,提出了种种设计,这其中君对自身的管理和对吏的管理是他论述的主要内容,从而形成了其“君…臣…民”的管理系统。     

《白虎通义》中的君臣之礼

作为一部汉代礼制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在尊天、忧患意识、谦让、公天下、德治等方面为君主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了汉儒对君主所寄托的厚望和对君主的制约冲动;在“臣礼”方面,《白虎通义》规定臣子在辅助君主治理国政时,要敢于进行谏诤,不过也要注意谏诤的方式和方法;在君、臣关系上,《白虎通义》在坚持“臣事君以忠”的同时,又重点强调了“君使臣以礼”的传统要求。《白虎通义》在君臣礼制上的这种规定是汉儒政治理想的必然要求。     

论《文子》中的君道合一

凡人皆有局限,君主概莫能外,统治天下的重任又使得君主的局限会被无限放大,这就要求一个没有"人"之局限的君主。为此,文子提出"道","道"没有人的局限,又无所不能,文子要求君主"体道""行道",也就是君与道合一。文子认为从"心"上下功夫就能实现君道合一,通过心的虚静拒绝世俗物欲的诱惑,使精神保守在内,通过心的至诚使精神上通于天,完成君、道合一,这样就能实现文子心目中最好的"神化"政治,这实际上使君主变成了"神君",完成了君主的神化。     

魏晋士风形成的远因

董仲舒通过论证君权神授,给君主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证明以君为核心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每当君权受到威胁时,士大夫总是奋不顾身予以保护。要指出的是,这种合理性是依经作出的。从本质上讲,皇帝也只是执行上帝天命和意志的工具,如果一旦背叛了经学的信条,违背了地主阶级的...     

董仲舒受天监护的君权论述评

君权论是国家权力论的一个支项，在君主国里，特别是古代封建国家，国家权利就体现在君主的身上。国家权力论是政治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君权论也就成为政治学中的一个强项。在我国，封建时代许多政治思想家谈到过这个问题，而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他的君权论尤其有特色，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为了论定其在政治理论上的学术地位，有必要做一番仔细的考察。“受天监护”的命名，是根据其理论的特点而定下来的。“监护”本是个法律专用名词，是指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受其法定代理人的保护与监督。如父亲为其未成年子女所负的责任即是。董仲舒的…     

孟子民本思想发微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对西周"民为邦本"思想继承和发展,民本思想以天、君、民之间的三角关系为理论基础。孟子民本思想的要义是一方面视人民为政治的主体,另一方面将政权的主导又交付到君主手中,因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民本而不是民主。     

“立天子以为天下”——周代“立君为民”学说的现代性观照

周代是一个贵人轻神、人的觉醒时代,其标志是形成了丰富的"人道"学说。周代的"人道"体现为"内圣之道"与"外王之道"。"君主"学说就是"外王之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代的"君主"学说包括"立君为民""利群治乱"的君主起源论,君为民主、代民做主的君主专制论,"养民教民"的君主职责论,"神圣者王,仁智者君"的君主素质论,"公平无私,无偏无陂"的君主政道论。周代的"君主"学说从君主的产生动因与机制论证君主的权力与责任、条件和为政之道,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与现代政治文明具有相通之处,在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应当加以合理继承,不可以偏概全、简单否定。     

周代君权并非神授论

按学术界惯有的说法,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君权神授”的思想,乃是中国古代帝王实施专制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帝王能够实行其专制统治,所依据的并不是那来自神授的权力。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王权、君权一向是高于、强于神权的,缺乏上帝便是国家政治权威的最终主宰,及“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阿奎那)的神权政治思想。王权、君权所需要的,仅只是对于神权的利用,在使神权政权化的同时,也使自己的专制君权得到神化,而不需要什么君权出自于神授的神学证明,更不要一个凌驾在自己头上的神来限制,约定自己。帝王、君主本身就应该是神,应该受到无数臣民、芸芸众生的祀奉与崇拜。周王朝政治现象中的君权、     

论王夫之的尊君和重民思想

建立在传统天道论基础之上的人道论是王夫之哲学、社会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夫之的人道论主要体现为尊君和重民两个方面。其尊君论的核心是以道统限制治统 ,君主只有遵循道统 ,先德后治 ,先公后私 ,以民为先 ,在此前提下励精图治 ,才是合格的君主。否则 ,臣、民可以不忠 ,可以易君 ,可以革命。所以 ,王夫之提倡的是相对的君权论。关于重民 ,王夫之重视人民的力量 ,恤民、忧民 ;要求君主必须采取措施 ,让人民安居乐业 ,富而教之。但他又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怀疑人民的能力、畏惧人民的力量。所以 ,在制约君权和重民这两个方面 ,王夫之要逊色于同时代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 ;在对民主和人权思想的开拓方面 ,他还局限于传统儒学的范畴之内而没有大的创新和建树     

宋代君权强相权盛

关于宋代君相权关系,较为流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宋朝是君权盛相权弱的时代,一是认为宋代是相权强盛的历史时期。每个观点都有支持其说的大量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两种观点常常针锋相对。这是因为各自的观点都在君相权的把握上把二者看作是彼强我弱,非此即彼的政治状态,故而形成观点的对立。本文在全面观察宋代的君相权关系以后得出结论:宋代的君权强与宋代的相权盛都是事实,然而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互交织并存于宋代的政治生活中。形成这样的特殊的君相权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     

服从还是不服从?——孟子论人臣的政治义务

从孟子有关不召之臣的论述来看,不存在一个普遍统一的臣对君的政治义务,臣对君的政治义务要视乎臣的身份(仕还是未仕)以及具体情境(是服君主之役还是君主想见他问道)而定。在臣对君的政治义务问题上,孟子持一种区别主义的立场。孟子的这种区别主义立场与儒家的礼所体现的区别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孟子所理解的人臣伦理其实也是一种建立在契约之上的伦理。根据契约精神,当人臣不能成功地展开工作(所谓不得其职),或者当君主不需要人臣的工作(比如言官之言不被采用),有尊严的人臣就应当也有权单方面终止契约——致仕而去。     

怀爱民之心 行利民之政——墨子民本思想研究

墨子继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肯定了民的地位,主张民为国本。在看待君民关系时,墨子认为君应当把民放到首位,先民而后君。此外,墨子还提出了“天民”思想,认为天与先王兼爱万民,为政者应当效法天与先王,以民为本。同时他提倡兼爱,主张兼爱万民,为政者要具有爱民之心,还要行利民之政。爱民为仁,爱民发自君主的仁爱之心;利民为义,君主应当探求利民之策。墨子的爱民利民思想,体现了他的民本立场,也体现了墨子思想的人民性。人民的福祉永远是墨子的追求。     

《毛诗郑笺》君权思想发微

《毛诗郑笺》是郑玄为《毛诗》所作的一部解释性著作。在这部经注中，郑玄围绕君权思想表达了他的政治关怀。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君权的合法性问题上，他沿袭了董仲舒以来君权神授的观点，但是却以君德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革命性的一面；二是摒弃以阳尊阴卑来强化臣对君的片面服从的观念，而回归到先秦儒家的君臣以义合的君臣相对待关系，并且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涵，将之具体化、情感化与友朋化了；三是在选官任人上，他主张明王不绝弃故旧功臣及其子孙、任人不求备，这样既发挥了选官的激励功能，又强调以德为基；四是关注后宫建设，从齐家及君权的运行角度而赋予后妃权力。此类关于君权政治的系统性学说是儒家非常欠缺的。     

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与君权相权之关系

宋代中央监察系统的台谏,与君权、相权并举,在君主官僚政治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并颇似近代西方的三权分立。但它不可能成长为近代意义上的三权制衡的权力结构。这是相权寻机干预、舞弊破坏、君权常常失误的必然结果,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应归结予君主专制制度。所以不能指望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出现真正的三权制衡结构和权力系统。     

胡安国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

胡安国身处两宋之交历史与政治重大变故时期,现实的屈辱逼迫他思考政治变革的出路问题.他坚守儒家政治立场,从孔孟仁义之道与董仲舒“天命”君权的信念出发,在《春秋传》中集中阐述了他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其内容主要涉及崇义理之天,坚定儒家理论自信;释尊王之理,坚定君主制度自信;申尊华攘夷之义,坚定华夏民族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胡安国把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