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工权益的实证分析--对珠三角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调查

以珠三角的广州、深圳、东莞三个出口大市为样本,选择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为对象,对劳工的工时工资、劳工培训、工作和生活环境、社会保险和劳工合同,以及维权制度和工人组织等劳工权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分析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工权益问题的原因;并从政府、企业和劳工自身三方面,提出了建立多赢的社会责任与劳工权益保障体系的建议。     

关于湖南劳工会性质问题辨析

湖南劳工会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湖南一个拥有较多工人群众并且影响较大的的组织。对这样一个工人组织,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它说成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或者是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一个工人组织。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我们认为,湖南劳工会在某些方面虽然像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黄爱、庞人铨在某些方面也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湖南劳工会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组织,黄爱、庞人铨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一看法,为若不当,欢迎批评指正。     

联邦德国社会史和劳工史(Ⅰ)

在联邦德国,社会史学家和劳工史学家从事的研究工作似乎住往有矛盾。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位德国社会史学家康策(W.Conze)一直告诫他的学生和同僚去探索劳工运动的社会基础,去研究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和各种有组织的工人集团的倾向。但是康策给社会历史学这门分支学科下的定义,以及使得德国人熟悉“年鉴     

社会服务走向赋权还是去权?——赋权视角下对两类劳工服务组织的比较研究

面向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服务已经成为了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领域。本文借助赋权理论视角,对两类劳工服务——草根劳工组织与社会工作组织的服务进行了对比性的分析。本文通过对两类组织的起源、理念、活动形式等方面比较发现:草根劳工组织更倾向于使用赋权手法提升服务对象的能力和意识,并且鼓励集体性的社会行动,从而推动该群体状况的改善;而社工类组织则更多扮演着功能主义式的修补者角色。对劳动权益问题的回避与对工人家庭生活服务的侧重,体现了社工组织对现有结构的维护作用。围绕赋权视角与追求社会公正的社工价值观,本文尝试探讨这两类组织扮演不同角色背后的动力机制,并且对目前社工组织的劳工服务实践提出反思与批判。本文作者认为,只有当社会工作不再被视为一种专业的商品或者国家的延伸机器时,社会工作才可能回归人本主义的关怀,回归激进主义的社会行动,推动社会朝着更公平公正的方向前进。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工权益保护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劳工权益保护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根源于国际范围内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奴役.马克思恩格斯劳工权益保护思想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揭露和批驳资产阶级关于自由贸易政策能够增进工人阶级利益的观点;组织全面调查工人阶级的生活、工作状况,为工人运动的开展提供充分依据;强调从法律上限制工人的工作日,推动保护工人合法权益做法的法制化.马克思恩格斯劳工权益保护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以入的解放为目标,反映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它使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推动了国际劳工立法的发展.     

全球化时代下劳资关系网络化与中国劳工团结——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个案研究

全球化正在改变中国传统的生产模式与劳资关系.随着生产过程的网络化,传统由政府、企业和工人三方参与的劳资关系格局开始被打破.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等新的行动者的出现,工会等传统的行动者也在改变自身的行动.在新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发动的工会化运动、跨国公司推动的车间民主化,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对劳工的充权等新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的劳资关系的网络化发ⅱ展.这种新的劳资关系格局,既非以国家为中心,更不是以劳工为中心,而是一种多元行动者构成的网络化关系.通过对在福建泉州的美资沃尔玛超级市场成立基层工会组织、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在福建的代工企业进行工会代表的民主选举,以及在广东的一家代工企业成立员工委员会的三个个案的研究,文章旨在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工人在企业层面的组织行动和利益表达进行研究,探讨全球化时代下劳资关系网络化对中国工人的团结所带来的机会和挑战.     

戴维·蒙哥马利与美国新劳工史学--读戴维·蒙哥马利《工人控制:美国工作、技术和工人斗争的研究》

戴维·蒙哥马利是美国新劳工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从工人角度出发,对19世纪后期美国工人在生产领域中的斗争行为作了详细的研究,进而提出"工人控制"理论,为国内外新劳工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劳工史

古特曼(H. Gutman)在他的《工业化美国的职业、文化和社会》一书中阐述的美国工人史,其研究范围比有关工会机构的研究范围大得多。古特曼说了一句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劳工史明显特点的话:不懈地努力掌握美国劳动人民的全部历史经历,而不是仅仅掌握劳工运动所反映的那段历史经历。这种倾向决不只是在对美国工人的研究中才出现的,对欧洲工人的研究也同样如     

台湾的劳工短缺与工业升级

台湾的劳工短缺与工业升级林长华近几年来，台湾学者和各种媒体，都认为劳工短缺是影响台湾民间投资意愿低落的一个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工人成为劳动力商品的供给者，企业主是劳动力商品的需求者。劳动力商品的供求...     

美国劳工史的跨国转向及其路径

21世纪以来,美国劳工史出现了明显的跨国转向的趋势,其主要路径一是重新挖掘劳工史与生俱来的跨国特性,包括考察跨国联系和域外因素对于美国劳工组织和运动的影响,以及考察移民劳工在母国和移居国之间建立的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关系网络;二是把美利坚帝国视作一个跨国联系和互动的空间,考察这个跨国空间内复杂多样的劳动力流动、雇佣和管理机制、形式各异的控制和反抗活动,以及模糊不定的人际关系与身份认同.帝国劳工史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在于,把强制劳动纳入了劳工史的研究视野,从而将工人阶级"重新概念化".跨国转向让1960年代以来劳工史的一些重要写作传统,如坚持底层取向,重视工人的自身经验、主观感受和能动性,关注身份认同和阶级形成问题等,有了进一步拓展的可能性,但也给劳工史带来了学科边界模糊、过度现时主义等挑战.     

当代国际核心劳工标准理论述评

为了梳理国际核心劳工标准的制度框架,运用文献研究和比较的方法考察国际核心劳工标准构建的理论基础.结果表明:低层次竞争理论说明在国际层面克服国际贸易的低层次竞争的必要性;不公平竞争理论表明以较低劳工标准取得市场份额的不公平性;人权理论解释了工人权利的国际保护动因;多元主义理论为目前国际社会存在的多形式、多层次劳工标准提供了依据.但这些理论没有彻底清除思想上的障碍,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家事劳工工作时间之研究

本文以家事劳工之工作时间作为探讨主轴,从台湾家事劳工所面临工作时间之问题出发,逐步探讨外国法规范,参酌其中可供台湾未来建立相关机制之处,并检视工人版家事服务法草案以及家事工作者劳动条件保障法草案之相关规定,最后对规范家事劳工工作时间提出具体建议.     

近代中国劳工健康保险研究

近代中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劳工群体陷入健康问题与经济问题交互作用的漩涡中。但是,国民政府卫生部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改善劳工的医疗条件,所以不得不考虑借助社会资金。对此,政府先后尝试了利用企业资金改善劳工医疗卫生条件、通过限制医师诊金降低劳工医疗成本两种途径。这两种途径的失败,使得卫生部转向采用劳工健康保险的方式。随后,政府颁布了《健康保险计划书》,将劳工健康保险作为重点。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先后在上海、云南、四川等地试办劳工健康保险。民国时期劳工健康保险制度的探索,是在经济困难条件下的无奈举措,但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劳工健康保险的首次实践。     

社会转型与工会使命——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工会的艰难困局及其瓶颈突破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工运出现了积极应对的发展趋势,而中国工会却面临着组织庞大与发挥作用极不相称的艰难困局。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在实现了国民经济快速崛起的同时,也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任意游走的场地,以劳动者的低人权优势为代价迎接了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劳工经数百年斗争赢得的权利与福利成果以及劳资平衡的格局,在中国面临着全面崩塌的危险。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国内劳工保护现状的要求,中国工会必须正视导致自己艰难困局的根源,明确自己的社会定位,在效率公平、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进程中,突出公平,强调工人参与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切实担负起自己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历史使命。     

自然观光地旅游劳工移民社会融合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九寨沟为例

以九寨沟为研究案例地,在借鉴国内外社会融合测度指标并经案例区预调研检验基础上构建调查量表,通过半结构访谈问卷收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等对九寨沟旅游劳工移民的社会融合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查.研究发现:九寨沟旅游劳工移民的社会融合可归纳为四个维度: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其中社会融入和文化融入程度较高,心理融入和经济融入程度比较低;旅游劳工移民社会融合的阻碍因素包括移民与本地居民的价值观和文化差异、生活环境恶化、竞争加剧、经营环境无序、医疗教育条件较差以及休闲方式单一等;积极因素包括景区经济稳步发展、经营前景良好、社会环境改善、长期的生活互助和情感交流等.     

从人道主义到社会主义——论“五四”劳工文学

“五四“劳工文学是中国工业文学的初澜。从人道主义到劳工神圣，到平民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五四”时期劳工文学思潮发展的脉络；从普泛的人，到劳工，到底层工人，再到作为阶级的工人，是这一时期劳工形象的变迁线索。初始期的锐气与多元思潮的复合并存构成了“五四”劳工文学的总体风貌。     

民国武汉码头劳工纠纷及其影响:1927-1937年

近代的工人及工人运动一直是史学界的研究重点,劳资纠纷更是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对于劳工间的纠纷却甚少有人关注.本文以1927-1937年间武汉码头劳工纠纷为探讨对象,分析了其产生的主、客观原因,进而考察了其根源及其对武汉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论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劳工运动

1 华格纳法通过以来,劳工、企业界、政府三方关系发生了划时代变化。政府取缔一系列雇主反工会行为,大力支持工会化和集体谈判,从禁令政府变为新政政府。在政府支持下,大工业工会化基本实现,工会会员从1935年的360万增长到1947年的1400万;通过与民主党结盟,有组织的劳工成功地捍卫罗斯福政府,推进新政,显示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苏马尔·斯利希特尔竟大呼美国正逐渐从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变为“劳工主义社会。”企业界一直强烈地反对这种变化,但是在大危机和世界大战的非常局势下,无力回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烟始散,新政建立的劳工—企业界—政府的关系体制,立即陷入剧烈动荡之中,面临严峻考验。随着战时经济向平时经济转变,通货膨胀、工资、失业等问题,激起劳工、企业界、政府间一次又一     

自由贸易与劳工权益保护——对"中美彩电反倾销案"的另一种思考

“中美彩电反倾销案”凸显中国在WTO框架内市场经济地位的重要性,但美国劳工组织的诉讼参与及其对劳工权益保护的态度,更值得思考和重视。为保护进口国的贸易利益,以劳工权益保护为由,从“产品倾销”衍生出“劳动力倾销”的论调,不符合DSU依照国际公法的习惯规则澄清WTO协议现有条款的规定;而在国际贸易中如何有效地保护劳工权益是一个十分迫切而现实的法律问题。为维护中国对外贸易利益,保障中国社会生态链的健康循环,中国应采取适当措施,关注和保护本国劳工的合法权益。     

1927—1937年劳工新村建设与治理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后,劳工住房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劳工新村思想随之应运而生,其希冀从改善劳工住宅入手,再通过“公社化”的日常运作与社务管理,从而达到改良整个社会的目的。劳工新村建设契合了南京国民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考量,因而受到其支持和采纳,并在全国得以推广。劳工新村思想与主张的广泛推行,以及其内部较为独特的治理举措和成效,为解决城市住房问题提供了许多思考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