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君子理想人格的多重期许——以《读通鉴论》唐前史评为例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在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中,体现着他对君子理想人格的多重期许。笔者将船山先生对君子人格的期许,概括为修身、处世以及救世匡时三个主要方面。船山先生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难免有历史的和自身的种种局限,但是他那种对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现实期许,对现实社会深沉的关怀、忧虑与同情,以及独立的具有批判性的理性思考精神,理应代代传承。当今知识分子,也应传承古人"为人弘道"的精神传统,把个人的学术追求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深切地关怀社会现实,为人民立德立言,肩负起为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的使命。     

《史记》中的君子观

君子从孔子以后被逐渐赋予了道德的含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论述了五种可以列为君子的表现,体现出鲜明的君子观。《史记》中为历史人物作传时十分注重人物的道德品质,每传结尾都有赞语对传记中人物进行总评。太史公司马迁对《史记》中历史人物的选取以及史实故事的提取都深受其君子观的影响。     

《论语》中的君子观

:《论语》中的君子观 ,集中体现了孔子的“立人”思想。从开篇“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到结尾“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也”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不断深化的君子修养体系 ,对中华民族以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世界各民族的人格塑造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君子之言——以《论语》为中心

中华民族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不尚空谈的民族,这种民族性格在先秦儒家经典《论语》里就已经体现出来。《论语》中通过君子这一形象,具体体现了言这一交往媒介在个人人身修养和为政中的巨大作用。     

王船山的君子至德取向与问学工夫刍议——以船山对《中庸》第二十七章的诠释为中心

王船山的君子观是至德价值取向与问学工夫的合一,核心宗旨是至德凝道,这一君子观在逻辑上完成了价值取向向工夫施予的过渡与演生,价值取向是尊德性,工夫是道问学,价值取向上表现为至德、高明、全备之德性,工夫施予上体现为明、凝、审、用之途径,二者达到中和适宜。一方面,王船山对古圣先贤的君子观进行了继承,另一方面又对其内容进行了发挥,使之具体化。本文以船山对《中庸》第二十七章的诠释为中心,试论王船山的君子至德取向与问学工夫。     

读《读四书大全说·孟子篇》

王船山在《读四书大全说》的《孟子篇》 (以下简称“本篇”)中,发挥并发展了孟子的思想,有的是撇开后儒的种种曲解、误解,恢复了孟学的原貌,而更多的是通过传孟、注孟,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他自己说的“六经责我开生面”“本篇”对程朱有关孟学的论述或注释,有所推崇,但也指出程朱特别是朱熹注孟太“疏略”甚至存在“差错”,或者“带些呆气”,“永得立言之旨”。如果说,船山平时是“修正程朱”,(嵇文甫语)那么“本篇”却主要是批判程朱。兹分述如一下:     

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君子观

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纵览古今,指陈得失,品评人物,而且处处可见其对君子人格的理解:以"诚"为枢,传承传统儒家关于君子仁、义、礼、智、信、敬等内涵,而且,在天崩地解之世,船山希望君子以"经世"作为社会使命,保持君子之节,对君子创造性地提出"不敢""知耻"和"有恒"的要求,习道而续统,存心以继善,期待着有朝一日,神器得复,则大道定然因其未绝于世而重获昌明于人间。     

《论语》君子观及其现代启示

目前学界对古来“君子形象”的描述较多抽象与笼统,论文从德、才、学三个角度分别阐释和综合概括出现代人、现代社会可资借鉴的“君子之义”,力求回答德、才、学的相互关系,即德统率才、学,才的发挥表现德的品位和境界,学使德、才得以完美结合;以此回归君子形象的一般形貌,从而充分张扬《论语》君子观的现代启示意义。     

论王船山《说文广义》之义理思想

王夫之为清初大思想家,著作等身,其关于文字学类唯一著作《说文广义》,内容虽是补《说文》之所未备,阐明文字之用,但同时亦展现出其义理思想之特点。本文从"理气心性""君子"等论题,讨论王氏思想之展现。王氏从对于字词本义的解读,延伸及"理气心性""君子"等义理论题,显露出其深厚的人文涵养,故能从一个字词的解释,引申说明立身处世之道理,可为研究船山思想之参考。     

论董仲舒天人合-思想的三个层面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包括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是天人在形体结构上的一致。第二是天人在思想和道德意识上的一致。第三是天人之间可以互相感应。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帝王的一尊和政治的一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完成了天人合一由理论到政治实践的转变。     

试论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本质特征

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本质特征。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在总结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中形成的 ,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决定了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客观需求。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实践与理论、特别是实践发展要求与思想观念落后、保守之间矛盾运动的产物。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映照着人们关于实践的反思过程 ,其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伸延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历史是基本一致的。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是以实践为不竭的动力源泉的 ,它不断地在实践中证实、检验、丰富和完善自己 ,并通过实践充分展现自己的生命力和意义     

王夫之天道观中的五行思想

王夫之主张将天道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性统一起来,而《周易》也正因为能够体现此种理念,得以成为他构建其天道观的理论依据。在论及五行时,他一方面清除了前人以“五行”学说对《周易》的附会,对该学说所表征的世界图式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又根据“乾坤并建”的易学原则改造了传统“五行”学说,凸显了其作为价值本源的意义,为儒家的道德学说提供了形上学的依据。     

王船山的象数论

船山易学中的象数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指象数与《周易》的关联,主要包括象数的相生相倚及其先后关系,即“象生数,数生象”“象可以测数,数可以测象”“象自上昭,数由下积”等;后者指象数与天地或宇宙的关系,主要包括象数与阴阳、道器的联系,其中蕴含着对天地常变、动静、偶然必然等关系的讨论．船山的广义象数论体现了他对天地结构及其状态的认识。准确理解象数内涵及其涉及的理论问题是把握船山思想体系不可缺少的环节．     

国家分配论就是国家财政论

本文着重明确一个问题：我国财政主流学说——国家分配论就是关于国家财政的理论或学说,国家分配论亦即国家财政论。之所以可以这么说,是由于国家分配论对于“国家财政”这一范畴的全面把握和深刻分析,以及国家分配论对于财政本质、财政基本属性的独特论断所决定的。同时,本文还对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或国家财政论)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公共财政也是以政府(国家)为主体的一种分配关系,公共财政论的本质观也是国家分配论,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既有区别又统一。国家分配论是发展的财政理论。当前我国财政理论要在坚持国家分配论的基础上,对各种财政理论,尤其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核心的西方财政理论进行整合和发展,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理论体系。     

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讨论看,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属于广义的可持续发展范畴。它是以人为本、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者和谐协调发展的角度,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选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法学理论岂能回避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

法律能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教授所著八十多万字的<调整论>,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和详尽的论证.福州大学法学院举办的第二届东南法学论坛以此为主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深入的探讨.作为初入环境法大门的学子,有机会一睹学者风采,听到诸多名家争鸣,既开拓视野,也让我们领略了理论的魅力.与会的多数专家是持反对意见的.然就我而言,反对法律能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由似乎并不能让我信服.     

基于马克思人性理论视阈的人与自然关系探析

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是区分不同发展观的一个显著标志。人性的伸展具有人的生存性伸展、发展性伸展和向善性伸展三个特点,由此,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依存共生、张力斗争与平等和谐三重关系。其中,人的生存性发展决定着人与自然的依存共生关系,人的发展性伸展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张力斗争关系,人的向善性伸展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关系。人类应从人的本性出发,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流意发音”“穆耳协心”——王夫之诗歌声律论评析

王夫之揭示声律音韵之美既是诗区别于经史典籍的文体特征 ,也是诗“以声动人” ,产生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因素 ,声调节奏源于内心情感的律动 ,二者必须协合和谐。由此标举“声情” ,并围绕“穆耳协心”这一准则加以论述     

法律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法律价值的升华

在这次理论探讨中,我基本上认可蔡老师的论点.同时我想从自己独立的观点出发支援蔡老师.笔者以为法是可以调整人与自然关系,这种调整可分为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两种方式,所谓间接调整就是传统法学所支持的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种调整方式目前仍属于主流,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但是,这种调整方式有它的局限性,它仅把自然当作人类权利的载体来看待,所谓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在人与人之间分配对自然的利益,它设定了一个前提,认为好像满足了人们在分配环境利益上的公平和正义,就可以自然地导向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自然对人的利益满足是没有极限的,所以,我们只要在人与人之间实现公平就行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自然对人的供养和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已经正在接近极限,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利益分配和协调,因而产生了法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直接调整的必要.所谓直接调整,是指法律直接对人的意志和自然的意志进行协调,平衡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利益和意志的协调,我以为是可行的,因为自然的意志,虽不同于人的意志表达方式,然其也有自身独特的表达方式,即我们所能见之并可以探究的各种自然现象、自然规律.试问,我们何以不把这当作一种意志呢?你对它好或坏,它都有其回应的方式.故而,应当看到我们和自然之间是可以进行意志交流、沟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可以由法律直接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