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苏区工农武装割据问题初探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的工农武装割据,形成的时间较早,发展的规模较大,坚持的时间也较久,革命斗争的经验相当丰富,它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一块较大的革命根据地。认真研究这个地区武装割据的经验,对于编写鄂豫皖苏区的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促进四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就两个问题,谈些初步认识。 鄂豫皖苏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 鄂豫皖苏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是由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北三块革命根据地联结而成的。     

认真研究鄂豫皖苏区革命史

鄂豫皖苏区,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我党领导的黄(安)麻(城)起义、商城起义和六(安)霍(山)起义的基础上逐步创建起来的。从当时斗争的规模和影响来看,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块大的革命根据地。鄂豫皖苏区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     

鄂豫皖苏区税收述评

在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的党和政府为了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与红色政权的巩固,在开展根据地建设的时候,逐步建立了一套新型的税收体系和制度,使税收成为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来源之一,并通过税收调节了根据地的农业、工业特别是商业的发展。鄂豫皖苏区的税收不但为苏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全国解放后新的税收制度的建立作出了尝试和探讨。     

河南文摘

鄂豫皖苏区大发展的原因 从1930年春鄂豫皖根据地创建至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撤,是鄂豫皖苏区的大发展时期。但是,由于张国焘曾是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鄂豫皖苏区的大发展及其成就,得不到应有的宣传。《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发表林浣芬、王天文合写的《试论鄂豫皖苏区大发展的原因》一文,对这段历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鄂豫皖苏区大发展的原因有三: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的革命属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为巩固红色政权和适应根据地的经济需要,发行了银、铜、纸各种货币,统一了苏区金融,发展了苏区经济,湘鄂西苏区发行的货币,具有鲜明的革命属性,是我国货币史上的瑰宝。     

略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事业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规模较大、坚持时间最长的革命根据地.该根据地在金融建设乃至财政经济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的发展.苏维埃政府银行是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产物,是根据地经济斗争和建设的重要支柱之一,它为支援革命战争、打破经济封锁、活跃苏区经济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支柱.鄂豫皖根据地的银行还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这些人才随着部队不断开辟新的根据地而着手筹建新根据地的金融事业.     

关于周维炯两件史实的问题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等工具书,在介绍鄂豫皖苏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的周维炯时,都说他“1926年赴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毕业后被派往商(城)南民团作兵运工作,并建立了党的组织,任支部书记。”这里的两点史     

烽火两年间 皖西百战多——回顾皖西北道委领导下坚持苏区的英勇斗争

红四方面军主力于一九三二年十月撤离鄂豫皖以后,红色根据地遭受敌人严重摧残。以郭述申同志为书记的中共鄂皖工委和皖西北道委,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积极组建和发展主力红军及地方武装力量,恢复皖西北根据地,重建党的组织和红色政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两年艰苦的革命斗争。回顾这段历史,对正确认识过去革命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继承先烈遗志,发扬自我牺牲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红色歌谣看苏区的社会变动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引起了苏维埃区域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动,在当时革命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红色歌谣,真实、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苏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变化,是苏区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本文以红色歌谣为着眼点和依据,分析了苏区社会变动的方向、性质和意义,以及苏区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变动的态度,同时说明了红色歌谣的意义、价值和特殊的历史地位。     

川陕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及其危害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1932年底到1933年春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边区群众共同创建的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它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

鄂豫皖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较早、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一块革命根据地。鄂豫皖苏区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开展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同时,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受“左”倾错误影响的教     

试论中国共产党对苏区民众革命政治意识的培育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苏区民众的革命政治意识如革命热情等远远不能满足革命的需要。为加强苏区民众革命政治意识的培育,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开展了旨在提升群众革命政治文化水平的教育运动;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苏维埃民主选举运动。由此,坚定了民众的革命理想,增强了民众的阶级国家意识和对革命战争的认识,从而为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巩固苏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从《工农读本》看闽浙赣苏区的若干政策

六十年前,以方志敏、邵式平、黄道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弋、横大起义,接着又在暴动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整个苏区扩展到四个省,人口(包括游击区)则在二千万以上。为了适应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苏区党和政府在领导军民粉碎敌人军事“围剿”和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在苏区内开展了一场以扫盲为中心的群众教育运动,《工农读本》便是这场扫盲教育运动的直接产物。     

鄂豫皖苏区便衣队性质述论

便衣队全称武装便衣工作队.它是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西撤后,鄂豫皖苏区人民为适应艰苦斗争环境,自发组织,尔后得到党和红军的扶植和领导,成长壮大起来的一种独特的对敌斗争组织形式.它活动在鄂豫皖苏区这块土地上.本文试图对党政军三种职能组织作些考察,具体分析其"三位一体"的性质,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同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十号)

提高苏区的各业生产,扩大对内对外贸易,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这在目前激烈发展的国内战争环境下,有第一等重要意义。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曾发布第十九号命令,在中央增设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在省县两级增设国民经济部,要各级政府转变过去忽视经济建设的错误,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进攻。自从帝国主义国民党向苏区与红军举行第四次“围攻”,同时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以来,由于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正确领导,红军与群众的积极进攻,我们已经得到了极大的胜利,但各级政府必须明白:我们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战争是长期艰苦的战争,即拿完全粉碎四次“围剿”,争取一省     

方志敏和赣东北苏区的群众文艺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为整个革命事业一部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同样是“方志敏式”根据地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且,它的蓬勃发展还应该是被毛泽东同志誉为苏维埃模范省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年,方志敏及其战友在创建根据地、建立苏维埃的艰苦斗争中,一直十分注重文化建设,并明确提出了“为工农和革命战争服务的方向”的文艺思想。在苏区范围内,各种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空前繁荣活跃,在革命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回忆这一段革命历程,认真总结评述赣东北苏区文化繁荣景况,并探讨苏区领导的杰出代表方志敏与其关系,是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试论中共领导层留学生群体对苏区教育的影响

中共领导层留学生群体以其在党内的重要位置和特殊的文化背景,对苏区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其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重要地位基本决定了中共的革命政策,从而进一步决定了苏区教育的主流方向;在教育部等部门的绝对领导地位,决定了教育政策的具体制定;并以其明显的知识优势占据了苏区教育中的教学、管理等众多领域,从而对苏维埃教育产生直接的影响。     

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指导问题

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曾取得了歼敌六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其原因究竟是什么?过去,人们讨论这一问题时,对当时的中共中央和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导问题很少涉及。本文拟就这一专题进行初步探讨,谈谈自己的看法。关于中央的指导问题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及其它各项主要工作,历来是在当时中央的指导下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当然也不会例外。可是,过去学术界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     

中华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及启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绩效合法性资源、法理型合法性资源的开发,获得了苏区群众的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党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开发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实践,对于今天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关于会通民国史深化苏区史研究的思考

苏维埃运动史是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华民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苏区史与民国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呈现不同的消长之势,不相往来的状况尚无明显改变。当代历史研究和著述的一切真正的进步,取决于作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自身观念、思路和方法上的创新,苏区史研究同样如此。对治苏区史者而言,会通民国史,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互为照应、协调综合、整体把握、融会贯通的视野和思维,是一个亟待重视并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实现创新从而进一步深化苏区史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