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张恨水

从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角度出发审视中国电影批评,已经成为重写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鸳鸯蝴蝶派”在电影批评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当前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上海的代表人物周瘦鹃等,而对于北京的代表人物张恨水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避免电影批评史狭隘地限定在“上海电影批评史”范畴内,有必要深入研究张恨水的电影批评。尽管张恨水是一位广为人知的通俗文学作家,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电影叙事模式和剪辑手法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较少涉及他的电影批评。通过对他的电影批评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张恨水并非电影的“门外汉”,而是在社会功能、艺术表现、技术制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拥有深刻的见解。张恨水的电影批评是“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思维、视角和意识等方面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突显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多元共生和丰富繁荣,表明中国电影并非单一受益于某一思想的影响;相反,它是在不同观点和审美标准相互平衡和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对张恨水的电影批评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打破以上海为中心的传统电影史书写框架,重新解读“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文化价值,为理解早期中国电影生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提供新的视角。     

20世纪词学批评流派论

词学批评进入 2 0世纪后 ,其流派规律发生了变化。按照词学观念与词学方法的不同特征 ,2 0世纪前半叶存在着传统派、现代派、新变派三大流派 ,若简单地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派势必会隐蔽词学批评的新变及现代色彩。建国后由于社会政治批评的极端化 ,流派成为“流弊”。新时期词学批评流派呈“泛化”状态 ,但是其形成还是可以预见的。从地域来看 ,国内只能以群体出现 ,国际上则有中式批评派、日式批评派、西式批评派等三大流派。以高校与研究机构为中心 ,或者以老学者为中心通过师承 ,也有可能形成流派。这一切都与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紧密关联。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从一元独霸到多元纷呈

大众文化理论肇源于西欧，雏形见于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利维斯派”的文学研究，成形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20世纪50年代末兴起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和其后的后现代主义诸派文化理论丰富和开拓了当代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实践，继而影响世界，使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批评迅速普及于许多国家，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成为当前世界上最活跃的理论领域。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     

作协派批评的困境与“自救”

笔者曾在题为《走向“三分天下”的文学批评》一文中,把当下的文学批评分为三种类型:学院派批评、作协派批评和媒体派批评。认为这种多元化的互动互补格局,促成了文学批评的空前繁荣和独立地位的形成,有助于文学批评向广度和深度的路径上发展。但同时也认为,这三种批评模式都存     

论作家的理论批评

设若从批评家的认知结构和职业取向来考察,历来的文学批评和批评家主要有以下三类:学者型批评、作家型批评、专门家或职业批评家的批评。三类批评之中,显然不应低估后者在批评史上的中坚作用。著名批评史家郭绍虞说过,文学批评发展到“为批评的批评”的产生,“才发挥了批评的力量,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一点。”(《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2页)例如我国以笺疏派、诗话派、评点派为代表的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反拨与突破--批判理论的批判与理论多元的开放

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文化产业的兴盛带来了许多理论话题与现实问题。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 ,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 ,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 ,也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 ;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 ,或把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硬性移植到中国而变成“假想敌” ,所以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将西方文化理论“再语境化” ,结合中国当前的“后革命”特色坚持适时而积极的文化批评     

从“文学本体”到“媒介本体”：马歇尔·麦克卢汉对文学新批评派的继承与超越

新批评派的“本体论批评”主要指诗歌具有多元和有机的结构形式,能够与外部真实的生活世界产生同构关系。麦克卢汉早年的文学背景导致他直接继承了新批评派关于文学与世界关系问题的“文学本体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媒介本体论”,媒介与社会生活之间通过人体感知这一中介也具有了某种同构性。基于“媒介本体论”立场,麦克卢汉认为包括大众艺术在内的一切艺术的本质就是感知外部媒介环境的工具和“探针”,并且对电力媒介环境下的大众文化表现出理解甚至肯定的态度。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超越了新批评派狭隘的传统文学观念,成功实现从传统文学批评到现代大众传媒与文化研究的转型。     

在神化与人化之间徘徊──试论现代派文学中的传奇现象

N．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认为，文学发展史也就是不同的“神话结构和原型象征模式”递次变换的历史，可概括为三种模式；原生神话模式、传奇模式、写实模式。后两种模式都是前者的“置换变形”．弗莱指出在三种模式进行“置换”后，文学又重新回到它的起点，现代派文学实际上就是“现代神话”。[1]弗莱的观点在现代派文学研究领域处于显著的地位，“现代神话”几乎已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说法。毫无疑问，现代派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新的神话模式，但当我们对整个现代派文学进行俯瞰后，会发现弗莱所说的“传奇模式”、“写实模式”同样是…     

“中国化”的现代派

中国的“新感觉派”曾经被认为是无批判地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消极影响,有着“非中国化”的缺点,受到尖锐的批评。本文试从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点与文学深层结构的分析中,说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进一步说明中国的新感觉派是“中国化”的现代派。     

现代古典主义批评视野中的文学与人生

现代古典主义批评视野中的文学与人生·李怀亮钱振文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直存在着古典主义的批评倾向。从“学衡”派到“新月”派再到“京派”,虽然这些流派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面目,但是其总的倾向还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古典主义倾向。本文...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两次转型

赖大仁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撰文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两次根本性的、具有全方位意义的批评观念和形态的大转型：一次发生在世纪初,由古典文学批评形态向现代文学批评形态转换,在经历了短时期的多元发展之后,逐渐形成以现实主义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为主导的批评形态;第二次发生在世纪末这20年,由政治化的单一批评形态向多元的批评格局转换。第二次转型和变革的最大成绩,是打破了批评的单了模式和僵化的批评观念,激发了文学批评的活力。但是,当代文学批评的不成熟也是显而易见的,多元化的批评探索都还是以西…     

评福利平等

在当代关于平等主义的争论中,问题的焦点集中于“什么的平等”.对此有三种基本观点,即“福利平等”、“资源平等”和“能力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利平等是最流行的平等观念,而其他的平等观念都是在批评福利平等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从理论上看,福利平等的观念归根结底是功利主义的.因此,我们首先简要讨论功利主义平等的一般观念,然后具体分析和批评福利平等的两种模式(“总功利平等”和“边际功利平等”),最后对福利平等给予总体分析和批评.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吕坤对理学批评的评析

吕坤是晚明涌现出的一位颇有特色的思想家。他与理学的关系,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还有一个颇有争议的课题。本文拟就他对理学的批评这一问题作些评析,不当之处,请指正。 一 吕坤对陆王派的批评。 他批评此派为理学中的“异端”,叫人要“将释典及陆子、白沙、阳明一切诸书,暂束高阁。”(《去伪斋文集·与邹尔瞻论学书》)这里所提到的陆子、白沙、阳明,都是陆王派的代表人物。吕坤将陆王派的著作与释典等同,斥为异端,叫人们不要去理会。 王阳明是陆王派的集大成者。吕坤对他的批评也最多、最尖锐、最深刻,批评锋芒直指“良知说”,击中王学的要害: “阳明说良知,乃在情上立跟脚,认     

小说叙事批评片议及其“大理论的复归”

（一）如果把1985年前后比喻为文学批评变革的一道分水岭，就会发现在当时文坛颇具声势的主体倾诉、历史反思、政治批判、文体创新的底层，正涌动着一股强劲有力的文学话语变革的潜流，西方小说叙事学介入批评便是其中格外醒目的一例。代之以“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无产阶级典型形象”等过去批评中频频出现的词语，“作品结构”、“叙事成规”、“视点”、“隐含作者”、“潜在读者”等另一套语码逐渐在批评文本中闪现，并从开始的渗透与胶着状态，过渡到文本分析批评以较为清晰的面目出现，直到大模大样地“登堂入室”，成…     

"精神派"与"物质派"的抵牾——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精神至上和非物质主义倾向

“救赎真理的衰落和文学文化的兴起”,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现象。“精神派”和“物质派”的抵牾从深层来说代表着现代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冲突,是“现代性”自身的固有矛盾的体现。“精神派”的精神至上倾向,彰显了人的主观意志,扩大了文学对于历史的影响力,也使社会诸领域的变革带上了“泛文学”的色彩。     

沈德潜对明代复古派理论的修正

明清文学的复古派发轫于南宋的严羽,在明代得到了全面的展开,清中期的沈德潜在继承复古派理论的同时,吸收了该派在创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反对者的批评,对复古派的理论进行了修正:针对明代复古派对个人性情的偏倾和清初神韵派大行诗坛的诗歌背景,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针对复古派限隔时代、截断源流的文学史观,提出沿流讨源的主张;修正严羽的“别材”“别趣”说,给诗歌创作中学养、见识以充分的重视,提出“以虚运实”,“议论须带情韵以行”的观点;拨正明代复古派对杜甫的七言歌行、七言律诗的只及一点不及全面的批评。     

当下文学批评的三种病症

李新亮撰文指出,中国当下文学批评呈现出学院批评、作家批评与媒体批评相攻伐的混乱局面。批评标准失范与批评团派林立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的失效。当下文学批评的各种病症在此环境中也愈加凸显,具体表现在：一是从“文学”批评到“理论”批评的批评怪状。学院批评对作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工具的文学理论极为推崇,以至于文学批评成为各种理论的实验场,成为“理论”的批评。     

论法国“新批评”派与“旧批评”派的作者观

20世纪60年代法国文论界发生了一场新旧两种批评观之间的理论论争，焦点在于两者持不同的作者观，在于是否承认作者或某一种单一的外在因素为作品意义的决定者。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新批评”派认为应该取消作者的权威，并对“旧批评”派的非难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击。尽管“新批评”派也失之片面．但对于已经僵化、走入死角的“旧批评”，他们坚持“去中心”，反对意义的凝固化，坚持用探索的眼光来重新衡量文学，给法国文论界注入了勃勃生机。     

詹姆逊“境遇风格诗学”中的“现象学”因素——以《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为对象

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风格诗学经历发生期、形成期、拓展期三个阶段,其对应的批评形态分别是：境遇风格诗学、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而发生期的“境遇风格诗学”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理论盲点”。从学术思想的生成看,现象学在詹姆逊批评理论萌芽发生、方法初建时具有重要影响和独特作用。以《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为起点,现象学搭建了在范畴、方法、体系上从新批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新路径,在现象学与新批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多元话语的冲突、对话、融合中塑造“境遇风格诗学”体系。此后,境遇风格诗学演化成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现象学也从早期话语资源的借鉴应用,转为思想、方法上的理论启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对话。然而,理论话语的兼收并蓄与多元杂糅,也引发了“折中主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