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城市化的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兼与中国城市化相比较

巴西是世界上经济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相当高.它的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属于过度城市化模式.在其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城市贫困等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工业化滞后于城市化,属于滞后型城市化模式.纵观巴西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要注重城乡统筹,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且走生态城市化之路.     

关于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几个问题

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主要表现在:中国城市化率与世界城市化率对比上,人均GDP与相对应的城市化率对比上,还表面在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对比上。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主要发生在改革前30年这个时期,其原因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以及对城市和城市化认识的偏差。为此,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城市化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在政策上要为农村人口和内口转移扫除障碍,要走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要注重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水平等问题。     

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关系发展探析——以陕西省(1953-2003年)为例

以陕西省为例,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利用各种文献资料,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方法和理论进行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投资政策和布局的不断变化,陕西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关系呈现出四个不同阶段的演变特征.通过分析表明,未来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选择合理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模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合理布局产业空间,提升城市化的推力作用;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为工业化提供良好的空间基础.     

唐山市城市化水平分析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与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国家都不能逾越的一个较长时期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纵观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在其进程上具有一般规律性.通过对唐山市城市化水平及工业化水平进行分析,得出唐山市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工业化发展水平的结论,并且进一步对唐山市在城市化所处阶段进行了研究.     

福建城市化演进的结构性问题

本文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福建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展大大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究其原因,直接原因在于城市化演进的特殊性,是在"二元经济结构"强化背景下、在需求与供给不对称条件下、在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脱节情况下、在非市场化方式下推进城市化的;而深层原因则在于结构偏差导致的结构性障碍,严重制约了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进而极大制约了城市化发展.加速推进福建城市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偏差的协调.可供选择的路径主要有加快工业化进程以带动城市化;加快服务业发展以推动城市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促动城市化.     

欠发达区域城市化模式选择的理论根据及其简要分析

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与本国工业化水平有较大偏差,这成为产业结构进一步高度优化的障碍。中国城市化水平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城市化水平区域间不平衡。从城市形成理论考察,城市化、市场化、产业演化三者具有较强的内在关系。在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下,产业高度化与城市化水平高度正相关,城市化的基础是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基于此,我国欠发达区域城市化的推进应以发展优势非农产业和提高市场化水平为主要途径,相应构建超前产业高度化与完善的市场化程度有机结合的城市化模式。     

珠江三角洲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处发展阶段的理论探析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广东省经济发展的龙头,是国内最具生机活力、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本文以工业化进程为背景,以钱纳里的发展模型为参照系,对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城市化进行研究,着重判断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否处于一种协调发展的状态。在对现阶段发展水平做出明确判断的前提下,通过研究珠江三角洲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演进历程,对两者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得出目前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相适应的结论。     

城市化与产业发展

城市化与产业发展的正相关关系,不仅为发展经济学所证明,而且为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所证明。城市化一定要有产业支持,坚持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三位一体,切忌"空壳"化。没有农业支持,城市的人口就很难生存;没有工业化,城市化就缺少动力;没有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城市劳动力很难充分就业,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就很难提高;没有消费,就没有再生产。     

辽宁"县域化、产业化城镇"发展模式初探

在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振兴之际,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在辽宁现有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辽宁传统的工业型城市化在继续保持优势的前提下要实现新的突破,需要壮大县域经济,同时大力发展县域城市化,形成新型工业化与县域城市化共同发展的合力.所以,本文从这样一种战略的高度,以三次产业结构布局为出发点,分析了辽宁高城市化水平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从而提出辽宁县域化、产业化城镇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可行性.     

从外源工业化走向内源城市化——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结构

外源工业化就是主要依靠国外市场的拉动和国外资源的供给而进行的工业化,包括我国在内很多国家的工业化都采取了这种方式并取得成功.外源工业化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内在的逻辑应该与工业经济活动的特征有关,比如遵循了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内在逻辑.而我国城市化的扭曲则是由于现行的体制安排违背了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即只有人口流动进城,而没有土地和房产等财产的转移.如果说,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外源工业化虽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不能导致城市化的同步发展,那么,在外源工业化的基础上,依靠国内的资源和市场,加快内源城市化的进程,就可以减少和消除外源工业化造成的巨大经济风险,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要实现从外源工业化向内源城市化的转变.走内源城市化的道路,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发展条件,而最缺乏的是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条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就是要解决好三部分农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