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四字格与译者风格实证研究——以《简·爱》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软件定量研究《简·爱》的黄源深译本和祝庆英译本中汉语四字格的使用,探讨四字格使用与译者风格的关系。通过统计分析,发现黄译在四字格的使用上明显多于祝译,而由此带来的黄译＂归化＂与读者（包括评论者）对黄译的总体评价是一致的。特别选择的含＂之＂字四字格在二译本中的统计,同样反映上述差异,使得这一抽样分析具有典型意义,结合对所有汉语四字格在二译本中的使用分析,足以量化二译本的风格差异。     

对"二简字--炖"使用的合理性却尚未取得合法性的建议

当前,社会上广为使用的"炖菜""炖肉"的"炖"字,原是1977年发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二简字".这个方案的全部"二简字"于1986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废止使用,但"炖"字(还有作货币单位的"元(圆)"字)却在1988年3月被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闻出版署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7000字)收列进去,不声不响地成为"规范字"了.然而又没有作任何说明,成为"私生子"的"规范字".应从理论与实践上阐述其具有的合理性,并提出让其合法性的建议,以利于汉字应用的规范化、标准化.     

中文句法建构中的声象与意象--四字格功能研究

在中文句子的句读段的流动铺排中,四字格是一种典型的型式。它集中体现了汉语语法建构中意象和声象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所产生的独特的句法功效。中文四字格因其具有“韵文”的形式而无法为现代语法学所理解。通过研究四字格在句子中的指称、描写评论和叙事的句法功能可知,四字格是汉语句子功能格局不可忽视的重要构成环节。从四字格入手可以深入中文句子建构注重声象和意象的文化肌理,打开汉语句型研究的新的天地。     

发挥译语优势与四字格运用之是非

英汉翻译中使用四字格,是发挥译语优势的鲜明体现,然而四字格使用不当的情况屡见不鲜,表现为:偏离原文语义;偏离原文风格;偏离译语规范与表达习惯。文章以我国有关翻译出版物和翻译教材中所用四字格为例,揭示四字格运用的是非得失,指出四字格运用上的偏差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隐蔽性,并提出了运用四字格应遵循的标准,旨在说明发挥译语优势和忠实于原文是可以求得契合的。     

明代白话小说中的数词对举式四字格

四字格的发展在明清时期达到高峰,文章选取明代四部白话小说,对其数词对举式四字格从类别、结构、功能、语义、语用特征等方面作了诸多分析,阐明四字格使用的广泛性和重要性,揭示明代文学作品的口语特点.     

浅析汉语并列式四字格结构及其理据性

现代汉语中四字格结构的运用相当广泛 ,近年来更有增加的趋势。单就并列式四字格结构来说 ,其内部的结构形式、语义信息的承担、语用上的功能等方面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看 ,语言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与交际的需要密切相关 ,四字格结构也有其存在的理据性     

《说文解字》中的“喬”族字试析

通过对"斋"族字的分析,探讨"喬"作为声符在"喬"族字中的音义作用,并在证实"母文表义"的同时,揭示出其与同源字、同源词、形声字之间的关系.     

四字结构在英译汉中的应用

四字结构,也称四字格,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它在内容上言简意赅,形式上整齐匀称,语音上朗朗上口。在英汉翻译中如果能够充分发挥汉语的这一优势,恰当地运用四字结构,如套用成语、使用近义叠词、对偶词组等手段,将会大大提高译文的质量。因此,四字结构的研究在翻译领域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英语成语与汉语成语翻译及其他

成语以其形象、生动、精辟的特点 ,越来越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成语的翻译已经成为翻译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英语成语汉译、汉语成语英译以及汉语“四字格”的使用等方面阐述了成语翻译的实践观。     

论网际空间的"使用-满足理论"

"使用-满足理论"是一种强调受众主体性的传播效果理论.网络的出现,使受众的主体性得到了张扬,网络"使用-满足"现象表现得特别明显.受众使用网络主要有四种目的一是获取有用的信息,二是宣泄自己的情绪,三是进行情感的交流,四是参与娱乐或打发时间.这些需求都能在网络上获得满足.网络"使用-满足"现象有助于解释"使用-满足理论"的社会和心理根源;也有助于分析"使用-满足"现象所产生的效果.     

《朱子语类》四字语分析

研究《朱子语类》中的四字语,不仅有助于把握朱熹运用语言的特色,而且对了解汉语四字语的传承和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现代汉语的四字语绝大多数承传自古代,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古汉语四字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本文对《朱子语类》中的四字语进行了统计,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和描述,以求了解这些四字组合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     

“后X”结构新词语的多维度考察

近年来,"后非典"、"后禽流感"等"后X"结构的新词语不断见诸于报纸及网络等新闻媒体,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现象.从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角度对其产生途径、内部结构、语义内涵等方面进行分析,将其与现代汉语已有的"后"字结构进行对比,并对其广泛流行的原因进行探讨.     

《红楼梦》特色“把”字句分析

本文描写分析了<红楼梦>中的几个特色"把"字句.通过对兼语、"把"字合用情况的分析,我们发现,这种合用可分为三类:兼语在前,"把"字结构随后;"把"字结构在前,兼语随后;兼语省略的连用形式.同时讨论了"把个"句,不完全"把"字句和主语空省现象.我们认为"个"不是单纯表示"一个"的意思,"把个"句所表达的都是一种出乎情理之外或出乎意料之外的情况.     

集中制是中共“二大”、“三大”、“四大”的组织制度

对于中共"二大"、"三大"和"四大"的组织制度,向来研究者不多,偶有涉及者又均持民主集中制一说,且集中于对"二大"的论述而忽略对于"三大"和"四大"的研究.事实上,民主集中制虽是中共根本的组织制度,但是"一大"并没有采用之,直到1927年6月1日才在党章中首次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如果深入考察即可看出,中共"二大"、"三大"和"四大",因其在指导原则上以集中制理论为基础,在组织形态上具有鲜明的集中制风格,在组织制度上则体现了集中制的根本特征,即秘密组织、逐级服从、党委中心、中央集权和摒斥选举等,所以其组织制度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集中制.     

“十三经”中“所”字与非动词关系初探

"所"字作为特别的指示性代词,与动词、动词词组或介词词组连用构成名词性的"所"字结构,有些"所"字结构中"所"字的后面是名词或形容词等其它非动词,由于受"所"字的特殊词性的影响,这些名词、形容词等非动词临时改变词性,具有了动词的语法特征和词汇意义,活用为动词了.本文对"十三经"中的"所"字结构进行整理,共集"所"字与非动词构成的"所"字结构37例,并对其归类分析逐一考证,通过对这些用例的分析,初步探索"所"字与非动词连用的关系及组合规律.     

“的”字职业称谓语的语用特征与演变动因

现代汉语中的称谓体系十分复杂,各种称谓语都有其特征和适用范围,人们在语言交际中应根据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称谓语。本文探讨现代汉语中"的"字短语作为职业称谓语的使用情况,而对这种"的"字职业称谓形式的语用特征及其演变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职业称谓语的社会心理内涵。     

近代汉语“被”字句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概述近年来近代汉语中"被"字句的研究情况,针对"被"字句研究中几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做了初步的讨论:语义色彩问题、不表示被动关系问题、"被"字后的多VP结构、"被"字后动词带宾语、主语问题.     

讼师秘本与清代诉状的风格--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

清代社会流传各种版本的讼师秘本.讼师秘本指导人们以极其夸张的程度、用四字珠语形式高度概括起诉案由,这些极富视觉刺激的词汇夸大"细故"纠纷的严重性.讼师秘本的此种特点在清代后期以民事案件为主的黄岩诉状中得到充分体现.作为当时指导人们撰写诉状最重要、最直接的"教材",讼师秘本直接促成了夸张及"耸听"式的清代黄岩诉状的风格,而这同衙门对待词讼的态度有密切关系.     

珍妮·葛哈德在新中国的重生——评傅东华1959年重译《珍妮姑娘》

1959年,傅东华重译旧作《珍妮姑娘》,受到读者欢迎,得到译界赞誉。与1935年初译本相比,重译本功能发生转变,文本宛如隔世重生。译本被赋予浓重的人民性,在内容、意义、形式和语言上均有体现,译文风格迥异,但这并非傅东华对德莱塞的原初解读。《珍妮姑娘》在新中国的重生,是文学翻译服务国家意识形态、构建国家民族文学、规范统一汉语过程的必然产物,也凝结着二十四年中译者本人对翻译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对现实的积极协调。因此,评价重译作品,重在重字,将新旧译本更迭、语境异同及译者历时发展列入考察视野,在动态的历史中评价新译本。     

“才X就Y”句式浅析

"才"和"就"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用法较为复杂多样的两个副词.通过对二者共现的"才X就Y"句式进行探讨,认为这一句式的基本语法意义是通过"才"与"就"相互映照、趋小强调的方式,表达说话人对客观事实趋小或趋大的总体主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