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红包·八月菊——读中篇小说集《八月菊》

这本集子是值得读的。不为别的,就因为作者是“山药蛋派”第二代作家中的一员健将,也是该派第一、二代作家中仍然坚持不懈写作的一位。从八十年代后期起,“山药蛋派”就不怎么受到重视,“山药蛋派”这个名称也几乎不再听说。“山药蛋派”行情看跌,乃是社会转型期必然会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同样必然会有的另外一种文学现象,是这个流派不会完全消失。它是     

论"革命文学"的艺术性追求

192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崛起的"革命文学",有着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追求,文学的宣传性、煽动性得到了充分肯定与张扬,而艺术审美性却遭到了空前的忽视,大多数"革命文学"作品因对政治观念的简单图解而沦为粗陋不堪的标语口号.然而,也有一些革命作家依然执著于艺术手法与表达技巧的追求,他们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派技巧进行实验性创作,赋予了"革命文学"难能可贵的现代品格.同时,"革命文学"时期,还悄然崛起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即"力的文艺".     

关于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的几个问题——兼谈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

“山药蛋派”由以赵树理、马烽、韩文洲、张石山为代表的四代作家构成。之所以将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第一代作家,是由于“山药蛋派”是在接受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是由于赵树理与马烽等人在创作上的相似性中的巨大落差;是由于只有赵树理的存在,才构成了“山药蛋派”的完整性及其演化中的深刻性。“山药蛋派审美”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端、弊病的有力制衡。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在今天应该引起格外的关注。赵树理在追求作品通俗化、大众化中所贡献的文体上的成就,在今天极具现实意义。在赵树理传记的写作中,倡导对赵树理“个人空间”、“私人事件”、“精神私史”的重视。     

被政治批判摧折的艺术探索——“反右”运动中“百花”小说批判之重审

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及贯彻执行营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一批具有艺术探索价值的文学作品应时而生,造成了当时文坛一个短暂的繁荣局面,这就是文学史上所称的"百花时代"。1957年夏秋之交,情况出现了逆转,文艺界"反右"运动的发生使"百花"小说作家被打成"右派",其作品也由"香花"变成"毒草"而遭到粗暴批判。在文学走出了政治阴霾的今天,重新解读当年的批判文章,作者发现,百花小说批判除了是一次"右派"作家的思想清算之外,它也折射出百花小说因艺术探索而表现出来的文学新质无法见容于当时的文学"审美"原则以致被误读曲解直至批判的隐秘事实。     

"自然派"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

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起,"自然派"即批判现实主义取代了浪漫主义,成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主流.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一文学现象并探寻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对我们的俄国文学研究和教学不无裨益.     

愤懑与疯狂表象后的反叛与希冀--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与"垮掉派文学"探析

作为对现代美国社会和文化思潮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流派之一,"垮掉派文学"的出现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垮掉派文学"以及由该流派的经典之作<在路上>所倡导的向往自由、精神独立、敢于冒险、勇往直前的理念具有与其它经典美国文学作品同样的永恒性价值.     

农村工作者的观察和思考——“山药蛋派”新论

赵树理和他的战友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束为等在长期创作实践中形成的“山药蛋派”无论是从作家的成就、作品的价值、读者的众多、影响的巨大而言,都是不容忽视的。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象“山药蛋派”这样,有自己的领袖人物,有明确的创作主张,有风格相近的一大批作品,具有一个文学流派的较完备的特征,几经浮沉,却又     

论关于文学流派文学风格的评价——兼评关于“山药蛋派”的讨论

关于文学流派和文学风格的评价,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问题,它需要我们摆正一定流派的文学见解与它的艺术风格共同性之间的关系,摆正作品的构成因素与艺术形象体系在风格构成中的关系,否则,对于一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风格,不容易作出切合实际的评价。当前在文学流派的评价方面,存在着重视流派的文学见解轻视流派风格的倾向,在作家风格的评价方面,存在着重视作品的构成要素如题材、语言、地方色彩等方面的一般特点,而忽视对于作家、作品形象体系的研究的倾向,尤其忽视对于内在深层形象的深入细致的体会和把握,因此得出的评价常常脱离文学流派的实际,脱离作家、作品的实际。关于“山药蛋派”的讨论,就存在着这种情况。     

论“山药蛋派”

文艺界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长期生活在山西并以山西农村为创作题材的一些作家们看作一个文学流派,是五十年代的后期。他们或被称作“山西派”,或因山西省文联出版的《火花》为他们发表作品的主要刊物,而又被叫做“火花派”,郑重的提法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谐谑的说法则为“山药蛋派”。追根溯源,这个流派滥觞于一九四三年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的发表,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路线在山西抗日根据地贯彻、执行的产儿。     

“穷而后工”的三层溯因

借助西方现代主体理论,从文学本体、作家主体、接受主体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论中的重要命题"穷而后工"进行深层溯因,将有利于增强对该命题的全面理解.对艺术创作来说,"穷"后之作往往情深意切,恰好暗合了文学审美价值的体现需要作品具有真情实感的要求.同时,"穷"之潦倒虽磨砺了文人身心,却成就了文人的文心,激起他们创作的欲望.     

金代“国朝文派”的性质及其内涵新探

“国朝文派”语出元好问所编金诗总集《中州集》,当下学者一般将它理解为诗歌流派,而实际上它应是与诗歌相对的文章流派。国朝文派又名中州文派、唐宋文派。“国朝”主要体现其国家属性,“中州”主要体现其地域特征,“唐宋”主要体现其正统意识。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桐城派文论与《文心雕龙》的暗合——徐复观《文心雕龙》研究扩展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章学巨擘,桐城派是近代文章学大宗,作为一位心系中国文学命脉的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与两者都颇有渊源,并对桐城派文论和《文心雕龙》之关系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它们有许多暗合之处。特别是在文体论和文气论两个方面,桐城派文论对《文心雕龙》都有继承和超越。通过对桐城派和《文心雕龙》关系的细致考察和疏通条贯,徐复观希望展现古今文学发展的轨迹,沟通中西文学理论,为建立中国现代文体论作奠基尝试。     

关于“白马湖作家群”与散文“白马湖派”之辩——兼议该流派风格特征的存在

在白马湖文学群体概念的表述中,主要有两种称谓：一谓“白马湖作家群”,二谓现代散文“白马湖派”。通过考察白马湖散文家群体之形成流派所显豁的共同美学追求与风格特征,讨论其认定流派的种种客观的学理依据,进而阐释现代散文“白马湖派”,作为一个体现流派特质的散文作家群体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其散文“白马湖派”的称谓是相宜的。     

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

萧乾是京派作家的主要成员,也是京派文学的重要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他以这个刊物为依托,组织起了一支强劲的书评队伍。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证明了京派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与影响。并有力地传递着京派作家的文学理念,即保持文学独立性,坚守“独立”和“公正”的批评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理论面临的新课题

文学时代对文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 ,传统精神文化和心理正在分化、瓦解。市场经济条件下 ,现实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及其集中表现的政治 ,构建了文学理论的基础。同时 ,新文学理论的基础确立后又对作家提出了新要求     

一份被忽视了的准同仁副刊——《大公报·星期文艺》论

天津版《大公报》抗战后创刊的的文学副刊《星期文艺》,沈从文、冯至、袁可嘉先后担任了这个副刊的编辑,编辑的权力使得"中国新诗派"的作品得以大量发表,"中国新诗派"由此得以发展壮大.本文在考据查证的基础上,从编辑人员构成、作品登载情况入手,还原这个副刊的历史真相,并提升其诗史地位.     

开拓外国文学主体性研究的新方向

文学的主体性是文学赖以存在的基础 ,内在变化的依据 ,也是理解文学的关键所在。在外国文学的教学和普及中 ,亟待加强主体性的研究和倡导。文学主体性在历史生活推动下 ,与人的主体意识一道发展 ,经历了历史性变迁 ,代表着文学的历史水平。对外国文学的主体性研究将深化对作家、作品、人的本质以及文学存在条件的理解     

论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

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发现:艺术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体现为具有“物因素”的具体作品,但艺术在根本上并不是“物品”.文章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物化的、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观念的存在;文学作品不是由作家独主创作完成的,而是在文学活动中,经过文学创作者、文学传播者和文学接受者的共同努力完成的,它经过了文学手稿、文学文本和文本图景等三个基本阶段.     

创造社异军突起的结构动力学解读

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大众传媒的发展、独立作家群的产生及现代读者群的扩大使上海等沿海城市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学场域。创造社进入由鸳鸯蝴蝶派和文学研究会所控制的这一场域，采取了颠覆策略而在文坛异军突起。创造社采取这一策略，是因为他们拥有异质的高势能的文化资本和不断扩大的社会资本等符号资本。创造社的进入策略和拥有的符号资本使其表现出区别于其他社团的指导习性、反抗习性和自由习性，这些习性使其在文坛爆发出巨大能量的同时，又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