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投”在台湾岛内的复杂背景和现实

去年8月23日，陈水扁抛出台湾与大陆是“一边一国”的同时，首次提出“认真思考‘公投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是一个重要信号，陈水扁有意为举行“公投”进行舆论试探与铺路。只是“一边一国”引起岛内外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美国的不满，陈水扁不得不派人到美国“赔礼道歉”，重申“四不     

警惕台湾当局挟洋人力量对抗祖国大陆的图谋

陈水扁上台以来，挟美国支持之“胆气”，在两岸问题上不妥协、不让步、不谈判，并变本加厉一味向“台独”前进。最近两岸相继军事演习，随后吕大嘴抛出了“两岸关系是准战争状态”的说辞，以及近来台湾当局图谋与美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企图挟洋人力量对抗祖国大陆。台海局势似乎呈现出一条令人担忧的下降曲线。     

"台独"的本质是卖国主义

台湾陈水扁上台以来不断加快分裂的步伐，从暗地里“台独”走向公开“台独”，从文化“台独”走向宪制“台独”，最近又推行“公投”制造两岸紧张关系。“台独”分裂危机日益加剧，解决台湾问题已经十分紧迫。一定要认清陈水扁与台湾当局的“台独”本质。“台独”的本质是卖国主义。制止“台独”分裂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两岸统一的道路不会平坦，但终究是能走通的。台湾民众要以史为鉴，不要丧失和平统一的契机。美国不会无条件地当台湾的保护伞。被分裂势力牵着鼻子走，就会拖祖国统一大业的后腿，甚至会走上分裂祖国的危险道路。选择谁当台湾领导人，就要承担这种选择的后果。泛蓝胜出的可能性更大，我们乐观其成。     

从胡适之父子想到陈水扁

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否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时刻鼓噪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企图把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并计划耗资182亿美元，从美国购买反导系统，飞机和潜艇，为他的“台独”活动做好军事物资准备，然后加入联合国，这样地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当他的大总统，做他的中华民国的皇帝。     

台湾五届“立委”选举回顾

到目前为止，台湾当局共进行了5届“立委”选举。1989年底举行的“增额立委”选举一般被视为台湾为第一届“立委”选举。本次选举与县市长、省议员选举同时举行，是台湾“解严”后的首次重要选战。在应选101席“增额立委”中，国民党获72席，成立满三年的民进党获21席，无党籍共获8席。国民党在“立法院”的人数虽大幅领先于在野势力，但民进党当选名额已超过“法定”的提案人数，增强了其与国民党在“立法院”抗衡的能力。随着所有“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到1991年12月31日终止行使职权，此次“增额立委”选举后，台“立委”选举完全实现“正常化”。     

把生命走得沉甸甸——张爱玲论

张爱玲与胡兰成离婚后，她找到了赖雅，一个美国剧作家。张爱玲的美国婚姻，从本质上讲，已经不是要寻找一种“爱”，而是要寻找一个“家”。在与赖雅结婚十二年里，张爱玲生活比较安定，但发表作品却不多。“弃女”“原型”导致了张爱玲对“根”的回溯和对“家园”的寻找，“恋父情结”阴影笼罩了她的两次婚姻。张爱玲的更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太“重情”，其小说创作展示了睿智而诗意般的女性世界，但在对待自己的感情时，却总是活在旧式的古典时代     

陈水扁走不出“台独”泥潭

近来，陈水扁明显升高了“台独”调门。针对二阶段“修宪”，陈水扁强调“宪改”工程的主轴就是要破除“大中国”意识。8月2日，在接见美国“福尔摩沙”基金会亲善大使时，陈水扁抛出了所谓的“中华民国四阶段论”。8月6日，在出席台联党4周年党庆时，陈水扁又提出了“一个原则、三个坚持、五个反对”所谓处理两岸事务的准则。     

试论民初美国对华的两次“单独行动”

美国的对华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中叶。然而由于美国与中国地域遥远，其军事实力不足，国内政局的影响，以及孤立主义情绪制约等因素，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一向是谨慎和保守的。在２０世纪以前，美国在华主要是分享列强刺刀和侵略外交所夺得的特权。１９世纪末，美国抛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积极参与列强在华的竞争与对峙。义和团运动后，美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积极倡导“保全中国”和各国在华“一致行动”的原则。武昌起义爆发后，美国提倡的各国“一致行动”原则，被日、俄、英等国所利用，他们借“承认中华民国”和“善后大借款”，大肆索取在华的政治、经济权益，肆意扩大本国在华势力。这就直接危害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及其在华利益。为此，美国抛开与列强的“一致行动”，宣布退出银行团并率先承认中华民国。     

信任与发展——社会科学发展与学术评价若干问题思考

引论 “‘社会科学’一词于18世纪即将结束时进入西方词汇，首先出现在美国和法同”。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演化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进程，但，“社会科学的制度化只是19世纪末叶的事”，而社会科学的学科化，     

拜登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动因、特征与前景——兼论“美国优先”的政治底色与逻辑陷阱

拜登政府就职以来，提出“美国回来了”和“中产阶级外交”两个口号，力图在外恢复美国的软实力，对内更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但其实际推行的政策仍带有“美国优先”的浓重痕迹。拜登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手段与特朗普政府有很大不同，在侧重正面引导舆论的同时，低调谋取单边利益，用虚实结合的方式维持美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的表面平衡。拜登政府此举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在国际影响力持续下降、国内危机不断出现、大国竞争加剧和同盟内部分化，以及特朗普刻意制造了既成事实的背景下，继续坚持“美国优先”成为一种自然选择。从历史上看，美国追求“美国优先”是一种常态化行为，杰克逊主义的外交传统为其提供了政治文化根基。“美国优先”的背后也透射出复杂的政治内涵，体现了保守主义者的诉求，反映出对美国“过度”参与国际事务的不满，意味着美国梦的迷失，也因其对应政策的开放性而显现出典型的政治工具属性。但是，美国面临的大量问题是其制度因素所致，坚持“美国优先”在协调内外利益、远近利益、软硬实力等方面注定难以达成目标。鉴于“美国优先”理念已成为政治正确，两党均致力于以不同方式予以坚持，因此其影响还会持续下去。     

周总理的笔

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同周总理谈话时，看到桌上有一支美国生产的派克钢笔，就带着几分讥讽的口气问：“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中国人，为何还要用我们美国的钢笔呢？”     

“颜色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

（续2005年第3期）（五）美国的介入 2000年。吉尔吉斯斯坦大选前，将两名反对派政治家抓进监狱后，西方不再称阿卡耶夫为“中亚民主战士”，说他是“自由的扼杀者”。美国对中亚国家领导人的期望一直不是很高。2004年美国希望在中亚地区掀起一股“天鹅绒革命”，出现更多的“萨卡什维利”。2005年“郁金香”在吉尔吉斯斯坦“开花”之后，美国迫切希望在中亚出现更多的“阿卡耶夫”。     

闻一多的爱国诗与韩国文化

闻一多的爱国诗，都写于本世纪20年代，有些写于留学美国期间，有的则写于“五卅”运动中。早在“五四”运动时，闻一多就是这一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他在赴美留学期间，在那儿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过不少美国白人歧视和欺压中国人的现象，这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1925年5月回国以后，在祖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激励下，他写了许多爱国诗，参加现实的斗争。他在发表这些诗时还专门申明：“这些是历年旅外因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发表它们“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这是…     

史澜导：《僵硬的大地：美国农学家在中国的土壤上，1898—1937》

本书为史澜导在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始于1898年美国农业部派员去中国搜集植物种子而开始的美中农业正式交流，终于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美国农学家在华工作的中断。史澜导企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农学家在中国经年的努力没有能够改进中国的农业?全书共有八章，另有一长篇“引言”和一篇短的“跋”。     

台湾军力分析

为了应对台海战争，台湾军方一直鼓吹要“决战境外”和“夺取制空权”。在今年的“汉光演习”中，台湾空军也展示了它所谓的空中优势和战斗能力，那么台湾空军的战斗力究竟如何?台湾空军是否能够真正形成“制空优势”，台湾花大价钱购买的战斗机是否先进?     

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所谓“一超四强”或“一超多强”的新格局。“一超”指美国，“四强”或“多强”指日本、欧洲、俄罗斯、中国。这五大力量是当今影响国际事务的最重要因素，它们之间关系的阴晴冷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世界格局及其发展趋势。下面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发展趋势作一些简要说明和分析。一、“一超”与“多强”矛盾错综复杂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企图独霸世界，在推行其“扩展与参与”战略时，必然与其它“四强”的利益发生冲撞，矛盾与摩擦…     

从国际主义到孤立主义的“回撤”——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欧政策探析

20世纪20年代，美国从国际主义“回撤”，对欧洲政策“回归”孤立主义。美国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综合国力与当时世界力量的中心欧洲相比还不占据优势，致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能实现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和意图。美国在与欧洲“脱钩”的同时，与欧洲的经济关系中实施关税保护政策。但是，美国对欧洲经济的依赖性促使美国以非官方的、经济外交的方式介入与美国利益攸关的欧洲事务。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欧洲实行的孤立主义政策在短时期内实现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不仅损害了国际经贸关系，也最终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探讨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欧洲的孤立主义政策，对于理解二战后全面走向国际主义的美国其对外政策中屡屡出现的“回撤”现象，即出现孤立主义的变种，诸如单干主义、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战略收缩乃至当今的“退群”“脱钩”行为与论调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加拿大与美国在“联合国军”跨越38°线问题上的分歧

1950年9月“联合国军”仁川登陆成功后，美国决定“联合国军”越过38°线，武力统一朝鲜，违背了联合国原来的决议，引起西方内部的分歧。自朝战之初，加拿大即主张恢复战前状态，反对西方以武力统一朝鲜，因为担心引起中国出兵，使战争扩大，威胁西方的总体战略利益。9月底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时，加拿大还曾采取种种措施力图防止战争扩大。可是，最后关头它却投了“八国提案”的赞成票，同意“联合国军”越过38°线，明显表现出决策与行动严重错位。在东西方严重对立的冷战年代，受美国霸权主义支配，为维护西方价值观和“自由制度”安全，尊重美国威望，加拿大这类第二世界国家，是不可能真正站到和平立场上的。     

简析达赖集团在日本的“藏独”活动

达赖集团与日本建立关系较早，自从上世纪后半期，在日本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在日本成立各种“藏独”组织，开始了一系列的“藏独”活动。其中，达赖以宗教为幌子，频繁出访日本，拉拢和串通某些政要、议员，并以发表演讲、举行记者招待会为名，肆意歪曲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到处兜售根本不存在的“西藏问题”等等，是达赖集团“藏独”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些活动致使“西藏问题”进一步国际化。日本不仅成了达赖讲经授法的“福地”，而且也变相为他提供了一个阐述“西藏问题”立场的讲坛，“西藏问题”已成为干扰中日双边关系正常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第四权”的嬗变

美国“第四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嬗变过程并在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殖民地时期及美国建国初期的媒体可被视为美国“第四权”的雏形，其产生和发展同当时存在的较为宽松的言论、新闻及出版环境密不可分，早期媒体具有显著的党派性，这促进了美国政党政治的形成。从183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以大众性及独立性为明显特征的大众媒体，“第四权”开始形成。20世纪后期，“第四权”逐步成熟。在这期间，“第四权”对美国政治社会产生了比较正面的影响，包括推动早期政治改革、促进利益集团繁荣、减少政府腐败与特权、修正美国权力运行缺陷并保障政治体制良性运转等。但进入21世纪，特别是奥巴马上台后，“第四权”开始发生蜕变。这主要体现为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背离平衡报道的原则，传统主流媒体及社交媒体的立场明显政治化，基本成为民主党的“喉舌”。“第四权”之所以蜕变，主要根源在于媒体人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天然的左翼偏好，深受“政治正确”这一已成为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思潮的影响。“第四权”的蜕变产生了诸多政治后果，包括加深了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破坏了美国相对平衡的两党制，动摇了美国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