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中国人口“未富先老”的命题

“未富先老”得到普遍认同。“未富先老”是在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发布后提出的命题,旨在向全社会提出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必须对人口老龄化做好思想、理论、舆论准备,物质准备,制度准备,人才准备和健康准备等,居安思危,有备才能无患。在上世纪把中国人口概括为“未富先老”是被普遍接受的,所讲的“老”是指人口老龄化。     

"未富先老"?还是"未备先老"?

"未富先老",是目前中国政府以及大多数研究老龄问题的学者对中国现阶段人口老龄化基本特征的一致判断,并视其为中国老龄化挑战或者老龄危机的根源(田雪原,2004;于学军,2003;邬沧萍、杜鹏,2006;杜鹏、杨慧,2006;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2006).笔者曾就中国是否"未富先老"的问题与杜鹏教授在《人口研究》2006年第6期的论坛上做过讨论.但笔者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不能就此止步,因为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回答:"未富先老"这一判断能否揭示中国老龄化挑战的真正涵义?该判断的政策涵义是什么?该判断能否作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战略和政策的前提或者出发点?     

中国"未富先老"了吗?

背景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06年2月23日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到2014年老龄人口将达到2亿,2026年达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维持在3~4亿的规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的形势下,“未富先老”成为我国近年来社会各界的一个普遍认同的提法,成为人们极为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例如,田雪原先生在2004年11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未富先老’:机遇与挑战”。2005年世界银行就中国未富先老问题建言中国养老体制改…     

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

基于基本国情 ,中国老龄化具有老年人数多、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和老龄化地区差别大的特点。老年人健康长寿水平与发达地区有很大差距 ,中国老龄政策要把老年人健康作为优先考虑的内容。老龄化速度快是低生育的结果 ,应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为老龄化做好物质准备。老龄政策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未富先老的条件下 ,老年人提高生活质量必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支持     

“未富先老”视角的人口老龄化

近来有学者对“未富先老”提出质疑,可取的一点是。不能用“未富先老”掩饰老龄事业发展滞后,以“未富”遮百丑。然而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在20与21世纪之交并不富裕的条件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率先步人老年型;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老龄化则闯进严重阶段;2050年代老龄化达到峰值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也仅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距高收入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在21世纪,“未富先老”将始终伴随着我们,老龄化发展战略和应对老龄化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基本态势的制约和影响。     

人口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影响及其对策建议

人口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常变量”,其长期趋势不仅影响“十三五”时期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更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及其占全部人口比例双双持续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老龄化速度居于世界前列,“未富先老”特征明显。人口变化的这一趋势必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长期、深刻而巨大影响,适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让生育水平有所回升,已经成为发展之急和民生之需。当前人口变化基本态势及其     

“未富先老”不是中国老龄化的本质特征

“未富先老”不是中国老龄化的本质特征。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老年型人口时,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进入了老龄社会。只有当人口老龄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时候,我们才能称其进入了老龄社会。     

“未富先老”与“边富边老”：对立还是统一

两大命题各有依归、认识互补。“未富先老”说明的是发展与老龄化关系的先后次序,“边富边老”则说明了两者关系的数量演变。未富是说我们能力不足,先老是说面临的挑战巨大。一先一后,凸显出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边富边老”命题的提出进一步细化和发展了“未富先老”命题,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可以增强我们解决养老问题的信心。     

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

西方印度因人口红利将超越中国说,无限夸大老龄化问题,将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最终变成了人口红利。文章评论这一思潮依据的若干西方研究,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增长27%由人口红利贡献的国内研究存在严重瑕疵。分析指出,因未富先老中国老龄化效应必远弱于西方。迄今西方老龄化与增生失业而非劳动力短缺相伴随,这是经济转型期我国应真正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文章认为从多方面看,随经济规模扩大,我国人口问题滞后效应明显进入充分展现期,人口政策如转向鼓励增加人口,将会是一次重大失误。     

“后人口转变论”质疑——兼与于学军、李建民博士商榷

本文就于学军、李建民博士的“后人口转变论”提出了质疑 ;对“后人口转变论”一文进行了较详细的解剖和评论。现阶段中国人口是否进入了“后时代”,“后人口转变论”是否形成了对传统人口转变论的突破和超越 ,是否建构起了新的人口理论 ,本文对此作了回答     

贵州省少子老龄化特征、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基于“七普”数据分析

少子老龄化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随之也亟须探究人口结构变化特征、发展趋势、经济社会后果，以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少子老龄化压力，助力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而之相对于“未富先老”的发展中省份更显得必要和迫切。于此，基于“七普”数据并结合历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在“未富先老”境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贵州省少子老龄化特征进行系统描述的基础上，运用灰色预测模型GM(1,1)对贵州省未来10年幼龄人口与老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并通过少子老龄化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发现，贵州省少子老龄化现状呈现出了幼龄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老幼人口性别、城乡和地区分布差异明显，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劳动人口持续减少，人口流出进一步加重老龄化等显著特点；在未来1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6%，老龄化程度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尽管其间少子化程度将得到一定缓解。而人口少子老龄化特征及其发展趋势，不可避免地在劳动力供给、资源配置、消费结构、产业发展、社会保障等方面对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因此，随着贵州省人口少子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应该不断优化生育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开发低龄老年...     

近20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及其演化

文章借助各省区人口老龄化的演变过程及其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相关程度变化,来判别中国是否出现"未富先老"、"城乡倒置"或"人口红利"消失阻滞经济发展以及区域差异化演变等问题。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分析发现:(1)中国各省区的人口老龄化演变阶段差异很大,但基本没有出现"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并没有妨碍经济发展,这既与经济转型、开放经济等有关,也符合全球人口老龄化演化的一般规律;(2)勾画中国各省区人口老龄化演变特征,可将其划分成四类不同的人口老龄化类型,其演变历程的地域推移与地域集聚现象十分明显。就目前的演变过程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地区经济发展有明显相关性,经济发展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发挥“五老”作用

山西省临猗县计生协充分发挥“五老”即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长辈和离退休的老职工等协会工作骨干的作用，拓宽计生服务领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主要做法是：一是在尊重和信任中组织学习、研讨和培训。“五老”来自不同的行业和岗位，很有再学习和再培训的必要。１９９３年以来，县计生协坚持每年举办两次乡、村会长培训班，乡镇计生协每年举办两次村级理事和互助组长培训，贯彻协会章程，学习人口理论、计生法规等。同时，研讨外地经验，借鉴他山之石。县、乡计生协还为村级计生协订阅了“中国人口报”等报刊。二是在多层次的经验…     

略谈“老有所为”

<正> 现在开展的老年人口研究,已提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等问题,这几老当中,关键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为,可减少纯消费的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重,可增加社会财富,他(她)们又是知识和经验较丰富的“老师”,在实践中可以帮助培养后代,对于本人可达到老而不识老,感到自己是社会上有用之人,有利于健康长寿,度过幸福的晚年。旧社会是老与无用相联系的,今老而有用,老人则不觉其老,给社会继续作贡献,事实上变成老而年轻化,即缩短了老年,延长了壮年。如人生75岁,以60岁为老年,如果多数人劳动或工作到70岁,等于延长青壮年10岁,即缩短老年10岁,这10岁,不是一般的10岁,是一个人一生中经验最丰富的时期,也许比他在20-30岁阶段,更能有所作为。这种作为的重点,不在体力,而     

福建人口国际迁移的动因探析

一 东南亚华侨人口与福建人口的国际迁移 学术界对于“华侨”一词尚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而言,在海外的中国人可分为三类:华侨、华人与华裔。而这三类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只是以是否入籍作为标准泛泛区分。实际上,广泛意义上的华人已包括华侨和华裔在内,这便是国外学者所统称的“海外华人”(Overseas、Chinese)或“在国外的中国人”(Chinese-Abroad).笔者认为,对概念吋内涵和外延的规定,应视研究对象而定。本文所说的“华侨人口”按照海内外现有的统计口径与一般理解规定为相当于“海外华人”的范畴,可能有助于对“华侨人口”的历史演变和当前现实的把握。     

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与调整产权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已由服从行政指令逐步转向更多地靠利益或财产权利（产权）关系调整。本文借鉴西方有关理论，分析了人力财产权利、人口增长的外部效应、生育权利的保障与限制。笔者认为，计划生育“三结合”的核心主要是少生与快富相结合，这可以把多生权利限制融入到快富权利获得之中，较好地达到控制人口增长与调整产权关系的目的     

政协委员杨魁孚——呼吁切实解决农民养老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工境委员会副主任杨魁孚说:鉴于目前我国“未富先老”、老龄化速度加快的国情,应对老龄化农村是重点。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44亿,占总人口比重11％,其中60％分布在农村。农村老年人口是弱势群体,绝大多数依靠土地养老、家庭养老,然而传统的农村养老模式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首先,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养老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形态的三重转变及其协同发展

完整的城镇化过程,应是一个包括非农化和市民化在内的“三化”联动过程,这其中,“人口”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显性指标和主体要素,而且皆可在“三化”演进中观察到人口形态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转变特征。回望中国城镇化的研究,至今依然存在“非农化缺位”、“城镇化越位”和“人口学内隐”三个不足。当代中国亿万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即便取得了城镇“常住”资格,但仍然难以获得“市民”权益,普遍处在有“市民”身份、无“同城”待遇的窘境中。鉴于此,跳出对城镇化的孤立认识,秉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主张,从人口主体视角把城镇化、非农化和市民化的所谓“三化”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中,探讨人口形态在“三化”进程中的角色转变及身份异同,并将三种人口形态的转变对应于“三化”进程与“三农”问题,探寻人口形态在“三化”之间的协同共进与顺畅接续。研究认为,城镇化的实现并不在于人口聚居形态的空间变化,即乡—城转变,而取决于人口从业属性的非农转变,即农—工转型;继而阐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需要以从业方式的非农化为引领,以“市民”身份及其权益的平等获得为标志,而不是以聚居形态的城镇化为终结。一个健康有序、持续深入的城镇化,应是...     

中国将面临重度老龄化 速度是发达国家2倍以上

中国未来发展的人口基础将是重度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老龄化速度是发达国家的2倍以上,且是＂未富先老＂。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将达顶峰4.87亿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接近2亿的国家。老龄化发展规模大,速度快,结构复杂,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百年经验与教训(三) 人口理论在中国人口实践中的历史地位

背　景站在新旧世纪之交 ,对过去进行总结与反思 ,以启鉴未来 ,似乎是各界各业的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为此 ,人口研究杂志在今年也特别举办了三次冠以“百年经验与教训”的“人口与发展论坛”,对中国人口与人口学发展进行回顾、总结与反思。第一次讨论了 2 0世纪 5 0年代中国人口学的兴衰 ,对“马寅初事件”进行了反思 ;第二次对我国人口政策进行了历史总结与前景展望 ;而第三次 ,即本期的“人口与发展论坛”将关注中国人口理论的实践影响 ,及中国人口实践的理论创造。中国的人口理论与人口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经验与教训 ,成就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