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康德的法权思想——以私人法权为主线

康德认为,法权是一个人的任性能够在其下按照一个普遍的自由法则与另一个的任性保持一致的那些条件的总和,其思想基础是道德.法权与伦理都隶属于道德,二者的区别是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的区别.外在的"我的"和"你的"本质上不是实践的占有而是理知的占有,理知的占有的前提是实践理性公设.但理知的占有在自然状态中是偶然的、暂时的,只有在公民状态中,才能有一种外在的"我的"和"你的"的可能.     

继续推进政企分开的法权关系思考

继续推进政企分开的前提条件是搞清楚长期政企难分的原因。政企职责不分的根本原因是政企权力不分。其根源又在于未能把握马克思两权分离理论的真谛。继续推进政企分开的关键是确立企业法人财产权为企业法人所有权,并要克服三大理论认识障碍。继续推进政企分开的有效途径就是建立国有资本管理、营运体系,理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做到这一点须坚持三个分开,组建三重机构,明确三个关系。     

土地股份合作制度的性质、法律特征及法权关系解析

土地股份合作制度作为新的土地经营制度,作为土地流转的新形式,创新了土地产权安排,实现了资合和人合的统一。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股份合作社土地经营权分离的过程中,实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股份合作制经营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土地管理信托关系。     

法律与经济:马克思论财产关系及其经济意义

马克思认为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是由国家法律所确定和维护的法权关系 ,并通过对物权、债权等具体权利形态的详细分析进一步释解财产关系 ,阐述了财产经济现象的内在法律逻辑机理。马克思的财产关系理论是在继承和发展了洛克和卢梭等人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正确理解和践行马克思的财产关系理论 ,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内法权问题研究述评

国内学者关于法权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对法权概念的本质把握和科学界定,还是在法权哲学、法权关系、法权结构、法权逻辑层面上的深度挖掘和客观评析上,都不乏灼见。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法权问题的研究理论,而且对我国法治改革和发展以及构建以人为本的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从整体而言,在关于法权概念的统一界定、基础性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以及综合性研究视角方面尚存缺憾。     

宪法秩序下的经济法法权结构探究

经济秩序、经济宪法是经济法法理构建的理论基础,对经济生活的有效规制和调控并使之法律化,是其内在的逻辑基础。经济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国家调制权的滥用和私人经济权利的过度膨胀所导致的危害,尽可能地建立更为充分、有效的竞争,保障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因此,经济自由权和国家经济调制权互为连接、相互制约和抗衡,紧密地组成了一组基本的权利(力)范畴,构成了经济法的基本法权模式结构。     

黑格尔法权人格之维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构建了一个以自我自由之法权人格为核心的现代法权理论系统.自由自我人格、市民社会、国家的合理调控三位一体,和谐统一于"法权人格体"的良好社会秩序中.这为我们法治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一些有益参考.     

试论关系经济的历史过渡性

关系经济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同时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目前 ,应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 ,引导和促进关系经济向契约经济转化     

康德论法权的先天根据

文章通过展现康德法权论整体的逻辑进路,探求康德如何为法权建立先天根据,从而为权利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奠基的。康德的法权理论建立在他对"人"的理解和定位之上;他以纯粹理性能力在实践领域中建立的道德法则为依据,将法权归结为以内在理性为基础的外在自由的协调之上,认为人这一存在于"现象界"的"理性主体"所具有的"自由的实践理性"是法权存在的先天根据。     

经济与文学之关系

章培恒认为,文学的形态和发展都与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经济对文学的推动作用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对人性的影响而影响文学的内容,通过推动人的生活方式及需求的演化而影响文学的发展。胡明找到了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四条途径:(一)体现在文学作品与作家头脑里的经济意识与经济理念;(二)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三)经济生活对中国传统文学生存发展的促进与制约;(四)文学史人物微观具体的经济活动与其文学活动的关系。陈大康通过对《瀛寰琐纪》的产生、出版延误乃至最终停刊的现象及背后原因进行个案分析后认为,报刊文学既是精神产品又是商品,其发展既遵循文学发展的规律又受到商品交换法则的制约,两种约束形成融为一体的舍力,规定着文学的生存形态。董乃斌指出,唐代获得文体独立的小说,萌芽雏形阶段的说唱、戏剧和市民文艺,包括寺庙中发达的演说经变和俗讲,以及一度极为兴盛的敦煌文学,都和其时的经济状况有着深刻的联系。许建平认为,文学具有双重属性,既有精神的属性又有经济的属性,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精神属性与层面的研究,而应扩大为物质一经济属性与层面的研究。这样,文学的研究才能还其本原,文学研究被遗失的部分才能复原。     

经济与道德关系新论

经济与道德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道德关系思想的认识及其不足的基础上,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依据,从其思想包括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共同决定社会道德、经济制度与经济水平对道德的决定性作用有所区别、道德的阶级性是阶级社会道德的特征之一、不同社会的道德与经济因素的联系存在差异、经济制度的进步与经济水平的提高会引起道德的变化、道德与经济有一定的对应关系、道德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有正负两种情况等方面加以认识。     

反思权利的基础——一种关于康德法权思想的解读

康德的法权思想旨在反思现代法律、政治合法性的根据,为权利本身进行奠基。康德以先验哲学的方式澄明权利的起源问题,提出权利的基础在于道德,权利的内在规定是自由,而权利体系的构建在于最终走向宪政正义。     

论康德法权学说中的自由概念

本文旨在对康德法权学说中的自由概念进行探讨。通过对任意自由的一般定义、自由的实在性、自由的人格性定义、自由和强制、作为法权的自由的概念及其关系的探讨,剖析了自由概念变化的过程,并尝试以知性的三个范畴来理解这些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指出作为法权的自由以任意的一般定义和人格性定义作为基础,并在更高层次上包含了后两者。文章最后对作为法权的自由如何实现进行了探讨。     

“执法为民”的法权文化阐释

从“执法”的意义流变与“执法为民”的理解分歧来看,国人的法权①文化意识有待进一步升华.法权逻辑认知可分为三元论、二元论和一元论,其与分权学说及人民主权论关系密切.相较之下,法权逻辑的三元论最为科学和理性:有利于保障人权,防止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有利于规范权力行使,防止权力腐败;有利于促进代议制民主健康发展,防止人民主权异化.如果将“执法为民”作为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强调其不可缺少民主、人权、公正和法治等价值要素.     

论上海临时法院到特区法院的法权问题

上海临时法院和特区法院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公共租界先后设立的司法机构,虽属中国在租界内的司法机关,但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法权问题.临时法院只是名义上收回了会审公廨,特区法院收回系列法权,但法权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本文从临时法院存在的法权问题出发,探讨临时法院到特区法院的改组交涉,最后对特区法院的法权问题作一分析和评定.     

中国的经济外交与对外经贸关系

为顺应全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各国纷纷将经济外交作为对外经贸关系的主轴,一些国家专门制定了发展经济外交的战略,经济外交名副其实地成为当代外交的主要方式,对促进一国的对外经贸关系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的经济外交在建国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济外交与对外经贸关系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日本与东北亚各国经济关系走势

为了提升日本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的资本,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已成为日本对外交往的基本选择。透视日本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走向,虽然在各方关系的发展道路上会有坎坷和波折,但双边关系的发展趋势是稳定、向前的,只要各方将消极因素的影响降至最低,并积极加强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双边关系可望进入共生共存的新阶段。     

法治的“教程”——以法权会议报告书为中心

暴力和条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打击司空见惯的手段,但作为一项教育工程的翻译以及诸如报告书之类的文字规训却是隐秘的。对于中国近代法学的发展而言,法权会议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信息加工、构建＂帝国档案＂的工程之中的典型例子,反映了帝国主义试图利用殖民的权力对中国法律进行规训的努力。法权会议报告书也成为近代中国法律改革的又一＂教程＂。     

费希特法权哲学的独创性及其当代启示

费希特法权哲学的独创性在于以主体间性演绎自由原则.这不仅赋予其法权学说鲜明的实践性特征,也改变了法学理论以往对于个人权利、共同意志及国家权力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从而促进了法律价值观从个人自由向社会正义的转向.此外,费希特法权学说所具有的理论限度也揭示出,我们对于法律价值之社会正义转向所产生的负面后果以及“法治国家”本身具有的限度都应当保持适度清醒.     

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兼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文化与经济密不可分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对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一直存在很多误区,典型的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理念,指导了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城市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工作.十七大以后,文化软实力在国家发展中地位的逐步确立,标志着社会发展理念的日趋成熟.与经济相比,文化更接近社会发展的价值与目的.文化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才能实现文化繁荣、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