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性精神”与后形而上诗学

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不仅塑造了西方文明,也导致现代社会文化的危机,文典诗学与文论也随之衰落。中国应当避免走西方非理性的道路,建设新理性精神,作为后形而上时代诗学的基础。     

西方理性概念内涵分析

西方理性概念内涵分析黄南珊＂理性向来就存在＂①，理性概念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具有不同的历史内容，并在与现实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地生成和发展。理性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经典概念，在西方理性观念的整体流变中，其内涵是经过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性论、辩证法、...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探析

在哲学史上有关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论述,以知识和价值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现实层面现代主流西方哲学界对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进行了误读,把西方现代化以来的社会问题都归咎于科技理性,并试图用文化的批判来取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实施的政治批判.从学理层面看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的两翼,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相互作用.     

中西比较诗学的对话危机及诗学话语转型

寻求对话是当代中西比较诗学的一个热门话题和主张。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中国传统诗学在西方诗学冲击下凸现出的＂现代转型＂使然,另一方面是西方比较诗学界对于包括中国传统诗学在内的东方文化视野的吸纳所致。当代中西比较诗学对话的危机,不仅体现对于片面地将＂对话＂解释为＂理解与沟通＂的理论解读层面,而且存在于机械地套用西方诗学话语＂阐发＂中国诗学话语的具体实践层面。而破除中西诗学对话危机的出路在于突出对中西诗学话语的语言性分析,通过对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的揭示、归纳和总结,为中西诗学深层次的理论对话的展开创造必要的条件。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告别惯常的文化或哲学比较模式,围绕着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这一主轴,坚定地走向中西诗学的语言阐释之途。     

孔子的理性与信仰

西方宗教文化发达,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儒家思想给人们提供生活的信仰,有人认为是中国的宗教。但信仰和宗教不能等同,孔子儒家思想提出＂仁＂的观念,是对人的全面深刻的思考,包括理性和非理性两方面。非理性的需要导致信仰,产生宗教;理性则与宗教相对立。孔子儒家思想包含信仰,但不是宗教。     

道德与理性的悖论

理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既与神性相对立,又超出人的自然本能。人的理性本质在于以理性为道德立法。道德与理性的悖论则在于道德的"理性化"过程,即误把工具理性运用在道德价值理性领域,导致了道德的非道德化。道德与理性悖论的解决需要以理性的力量与方式,强化人们对道德的尊重,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始终保持向善的指向。     

科学理性何以僭越价值理性——对西方科学理性的另一种批判

本文通过对科学理性历史性的确认,反击了西方学者对科学理性所实施的抽象性的批判。本文就西方学者对现代西方科学理性的诘难进行了抗辩,通过理论分析并结合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论证了在西方价值理性的全面控制下,现代西方科学理性沦落成为资本的帮凶,从而戳穿了西方学者主张的"科学理性僭越了价值理性"的观点的荒谬性。本文旨在廓清国内学界对科学理性的模糊认识,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扫清思想障碍。     

现代管理理性的困境及其解答

由西方理性主义所催生的现代管理在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复杂多变的知识经济时代之时面临着一场困境。＂重物轻人＂的理性主义传统无法再以更新理论、＂创造＂人性等手段来满足时代之需。这一困境是以工具理性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管理理性的固有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管理困境的本质其实是管理理性的困境。究其根源,是工具理性的单一主体性导致了管理主体的权威独尊和话语霸权,进而由于理解偏差而产生了一系列冲突和对立。对此,我们提出以多极主体的交往实践理性为主要内容来建构新的管理理性,使主体性管理转向主体际管理,以此作为对现代管理理性困境的解答方案。     

必要的生态转向:从“科技理性”到“生态理性”

随着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科技理性不断膨胀、价值理性与人文理性日益萎缩,科技理性的片面发展暴露出自身的合理性限度。因此,应当给予科技理性以必要的＂生态＂补充,寻求＂生态理性＂的道德合法性,使＂科技理性＂与＂生态理性＂在人的发展中、在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中以及在真、善、美的生态伦理实践中保持适度的张力,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

当代文学研究已经由“内部研究”走向文化诗学。文化诗学的产生实质上是当代文化危机的需要,因此应当以新理性精神为主导。文化诗学应当是文化批评和诗学的结合,它为文学理论的当代发展开创了一个新格局。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生活的"实践与"实践的"生活--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美学的经典文本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LiveAesthetics)的建构。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本“满洲移民”时期的“大陆新娘”

在1906到1945年日本政府向我国东北地区实施“满洲移民”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稳固人心、永久霸占我国东北的目的,推行“大陆新娘”政策.大量日本农村青年女子在经过拓殖讲习会、拓殖训练所与开拓女塾等组织的培训后,被送往我国东北地区.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她们扮演了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双重角色.     

解读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中的哲学观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不是对其随后展开的逻辑学范畴、内容及阐述顺序的事先交代和理论规定,而是全面阐述其本人的哲学观;这既是真切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论前提,也是准确把握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关键和要害。概括而言,黑格尔主要是将哲学理解为：哲学是“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理性和现实的和解”;哲学是“一个自己返回自己的圆圈”。     

崇三——《水浒传》的三才情怀

“三”是中国人喜欢使用的数字,究其根源,实滥觞于《周易》概括的天地人“三才”观。这种独特的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表述世界的思维特性,在漫长的历史中已演化为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这种“崇三”的情结,《水浒传》中有太多的表现,在诸如人物叙事、器物用语、时间用语、韵语、习惯性套语等方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者对三和三的倍数的偏嗜。这种审美偏嗜,集中透露出作者无处不在的审美心理——一种集体无意识性质的民族审美心理,其有意无意中滋养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而这或许就是被称为四大奇书之一的《水浒传》带给我们经久不衰的审美愉悦的密码之一。     

《诗经·关雎》英译之我见——兼论语篇把握在汉诗英译中的重要性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品以抒情诗为主流,开拓性地运用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雎》是《诗经》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汉文化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因此,翻译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国外。许渊冲先生、韦利先生是《诗经》翻译的佼佼者,分析研究他们的译诗策略,对于总结汉语古典文学西译的经验,构建现代翻译理论,自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益处。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