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背景下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土地空间扩张

文章以1998和2004年中国地级市建成区面积数据对Muth—Mill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人口城市化、交通改善是中国城市空间规模扩张的主要原因;工业化对城市空间规模的影响不显著;由于国家对土地控制较强,城市的相对效用不能影响城市空间的变化。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的主要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盲目圈地、土地市场价格双轨制对市场的扭曲以及流动人口聚集城中村形成的社会问题。     

研发投入对企业产出的影响——以工程机械行业为例

利用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加入研发投入,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RD投入对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产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虽然研发投入对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产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我国的工程机械行业仍然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力推动,其中资本的作用最大,研发投入对产出增加的作用小于资本和劳动力。     

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区域创新系统协同研究

创新投入、创新环境与创新产出之间,需在营造创新环境的基础上加大创新投入支持,才能得到同效的创新产出,实现均衡协调发展;区域间只有寻求合作与融合,才是最终实现协同创新的唯一途径.通过构建创新系统识别指标体系,基于2000-2019年省域创新发展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和空间自相关方法,检验区域创新系统协同效应的时空与集聚异质性,结果显示:中国创新环境与创新投入协调度、创新环境与创新产出协调度整体向好,空间上呈现出梯度变化;创新环境与创新产出的协调度发展会滞后于创新环境与创新投入的协调度发展5年;泛长三角区域内创新产生"扩散效应",泛珠三角区域内创新产生"虹吸效应".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科技创新投入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产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与总效应。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优于东部地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产出的调节效应甚微。政府应当进一步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对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     

我国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视角

基于我国1999年～2008年科技投入和科技产出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灰色系统理论和方法,对我国6项科技产出指标和17项科技投入指标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强的相关关系,增加科技投入能有效提高科技产出的水平,但不同科技投入对不同产出的影响不同.专利申请授权数受政府科技资金投入的影响最大,而发明专利授权数和高技术出口则受企业科技资金的影响最大;技术市场成交额和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我国的论文总数主要由用于发展研究的R&D经费推动,而科技成果登记数则由基础研究人员的研究与试验劳动投入推动.     

中国城市化非均衡发展:测度、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

从城市化的内涵出发,构建了包含人口、空间、经济、社会和生态五个维度的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考察中国城市化非均衡发展时空演进的趋势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第一,中国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较低且区域差异较大,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严重失衡,区域内表现为东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第二,中国城市化区域非均衡发展程度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第三,采用基尼系数法对影响城市化非均衡发展的各要素贡献率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社会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生态城市化对城市化非均衡发展的贡献率较高,而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的贡献率相对较小。据此建议:政府应当有针对性的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不仅要关注落后地区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张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还应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关乎人民生活、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项目的建设上,促使各地区共同走上高质量、高水平的城市化道路,以缩小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异。     

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区域科技创新吗?

通过科研投入和科研产出双重视角检视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是否会促进区域科技创新,以及对区域科技创新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对长江经济带的科研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对科研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对科研投入和科研产出的影响,表现为影响方向上不均衡性和影响尺度上的不对称性,表明长江经济带的科研投入-产出机制还需进一步理顺。应理顺科研投入-产出转化机制、加强创新驱动发展的顶层设计、创新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和加快构建和完善区域科技服务体系。     

中国进口与进口来源国的产出波动——基于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41个进口来源国的制造业行业数据,研究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产出波动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抑制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且该结论在进行内生性处理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立。从影响机制来看,提高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专业化水平能够显著增强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抑制效应,但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价值链程度的调节效应却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抑制进口来源国低技术水平、中技术水平、高贸易开放度等行业的产出波动,对高技术水平、低贸易开放度等行业的产出波动则没有显著影响;与中国进口不同,美国进口会显著加剧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本文揭示了中国进口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为世界各国制定对华贸易政策提供参考。     

科技创新政策绩效为何被扭曲:基于企业迎合的实证解释——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经验证据

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一手数据,基于迎合理论,对企业在R&D补贴申请中的迎合行为进行了识别,并实证分析了迎合行为对R&D补贴政策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存在策略性增加非发明专利投入、对标政府科技专项设立研发项目等行为,以向政府发送虚假的研发能力信息,迎合科技创新政策筛选标准;企业迎合行为会削弱科技创新政策的正向引导作用;政府R&D补贴目标导向的短期性和企业研发投入长期性间的冲突是诱发企业迎合行为的主要原因。研究建议,健全R&D补贴的遴选标准,综合考虑新产品产出等产出性指标;转变R&D补贴激励机制,实行"科技券"等后补助制度;发挥市场机制在研发创新中的主导性作用,减少政府替代性选择行为。     

并购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实际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的机制分析

基于吸收能力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文章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探讨并购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检验实际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的机制作用。研究发现：从总量上看,并购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同时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但是对企业创新投入有负向影响作用。从结构上看,横向并购与纵向并购均能够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和创新效率,其中纵向并购创新效应更加显著;但是纵向并购对创新投入有显著负向影响,而横向并购对创新投入影响不显著。从机制上看,并购通过提高企业实际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进而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其中,实际吸收能力机制作用更加显著。     

基于DEA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开发效率研究——以山东省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为例

政府主导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开发实际投入产出效率如何?受哪些因素影响?存在哪些差异?可以从哪些方面改进和优化?需要科学有效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开发评价方法和评价机制来回答。基于DEA分析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开发投入产出效率综合评价方法,以山东省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开发的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整体较高;公共财政投入实现了较高的配置效率;后备人才培养和原始性科研创新的产出不足率略高;单位类型、学科类型和研究领域等因素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投入产出效率具有显著影响。     

我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效能分析

对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行资源消耗的投入、活动成果的产出、价值实现的"投入产出比"分析,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投入分析表明,国家机关的社会治理资源投入存在规模过大和治理负荷过重的问题;企业组织的社会治理资源投入存在规模过小和治理负荷过轻的问题;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资源投入存在规模失范及其治理负荷失衡的问题。产出分析表明,社会治理资源的产出体制需要有重大的改进;社会治理资源的产出机制需要有重大的改进;社会治理资源的产出模式同样需要有重大的改进。"投入产出比"分析表明,社会治理效能分析需要进行合法性评估;社会治理效能分析需要进行合理性衡量;社会治理效能分析需要进行合适性判断。有关对社会治理效能(因变量)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自变量)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有助于揭示何种类型的社会治理投入模式和产出路径能够产生更好的社会治理效能。     

中国城市化特征、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相似,都呈现起步—加速—成熟三阶段特征,当前仍然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即将进入质量提升阶段。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既受经济因素也受政策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增长和政策因素影响尤为突出,而中国城市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与国家层面上的城市化影响因素有所不同。此外,中国城市化的区域差异受到自然与区位条件、国家与地方政策以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等多方面的影响。现阶段应在顺应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应着重强调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战略转型,集中力量解决中国城市化发展中面临的三大政策课题。     

中国生产率增长与要素结构变动的关系研究

通过对1985—2007年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检验,发现要素配置结构与部门生产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而仅有产出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长期稳定关系。虽然在短期内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结构对生产率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无论资本投入还是劳动投入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都不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在改革后,生产要素配置结构与部门生产率之间的偏离是持久的,而不是暂时的,表明中国存在的资源配置扭曲导致要素非效率配置的长期性和真实性。从长期看,中国生产要素配置对生产率的贡献效应未来仍有较大的空间,也说明继续完善市场机制,纠正资源配置扭曲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新疆科技与金融结合效益评价研究

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新疆科技创新活动中金融投入与科技活动产出结合效益进行评价。结果认为经济活跃程度、市场机制完善情况显著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活动产出受到非金融投入因素的影响,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新疆科技和金融结合处于低级阶段。     

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R&D经费投入强度为中介变量,研究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正向影响中国人力资本、R&D经费投入强度、出口技术复杂度;人力资本与R&D经费投入强度具有链式中介效应,存在"数字经济—人力资本—R&D经费投入强度—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路径;人力资本是数字经济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中介变量;R&D经费投入强度是数字经济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中介变量;大学生毕业人数占比调节了R&D经费投入强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因此应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完善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教育公平视角下基础教育师资均衡配置问题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利用传统统计分析方法和ESDA方法相结合,在ArcGIS和GeoDA等软件的支持下,以县域为研究单元,以生师比为测度指标,从时间、空间、关联性三个侧面对2001—2010年江西省基础教育师资配置县域差异的空间格局及演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小学生中的师比在逐步增加,但县域之间的差异在逐步缩小,空间上体现了逐步均衡的特点。城市化、经济发展、交通改善等因素,均会对师资配置造成影响。城市化水平较高、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区域生师比普遍较低,两者之间体现了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中国城市化特点、问题及治理

中国已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2011年的城市化率超过了50%。本文首先分析了当代中国城市化的三个特点,即规模大、速度快,半城市化现象显著;城市化的区域差异显著;都市化现象已经显现,大城市群成为国家经济的核心地区。其次,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城市问题出现的原因。针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本文从政策制定和空间策略两方面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认为要深化改革,逐步解决半城市化的问题,二是要实施都市区和城市群发展战略,预防城市病的发生。     

高校创新投入、产学合作与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产出--基于我国十三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高校创新投入和产学合作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但现有研究较少将两者置于同一框架内进行研究。以2001-2010年我国十三省市的经济数据为基础，分别考察高校创新投入和产学合作对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校创新投入和产学合作能够增加企业的专利产出，并且产学合作能够提升创新资本投入对专利产出的边际贡献。在分区域的实证结果中，高校创新投入能够促进一类创新区域内企业的两种创新产出，而产学合作分别作为单独变量和调节变量，也能显著提升一类创新区域内的两种创新产出，但在二类创新区域内，产学合作仅对专利产出的促进作用显著。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吗——兼论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综合考虑多维要素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协同作用的基础上,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模型,利用1993—2009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值合计约0.05—0.07,表明其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2)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非常显著,若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会高估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3)外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表现为以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主,但是也有空间负溢出的证据。(4)在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多维要素中,劳动力和其他公共部门的资本存量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弹性仍然较大,新经济增长因素与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