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税款模型确定研究——基于量能课税的视角

我国房地产税目前实行的是与时代发展相脱节的管理模式,使得该领域呈现“重流转,轻保有”的现象,房地产税征收不力将无法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并在房地产税改制过程中产生了课税对象不明晰、课税依据不明确、税制性重复征税等诸多问题。我国房地产税应当以土地和房屋为课税对象,并在立法中引入量能课税,保证税收横向公平,进一步规范房地产行业发展、调整二次分配。我国应当以量能课税原则为指导,重构房地产税税款确定模型,综合考量应税房地产本身所能产生的收益以及纳税人的实际税负能力,确定以房地产使用收益与增值收益为计税依据、房地产当期评估价值乘以税率为具体计算方法,并对税率、纳税人与税收优惠等课税要素作出规制。     

税收公平视角下数字税功能创新

为了平衡国家间税收利益和实现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有效征税,法国等欧盟国家率先出台了数字税。与欧盟诸国不同,我国数字企业集中在国内,跨国公司利润转移和税收收入流失现象并不突出。我国更应关注数字巨头强大盈利能力与其税负水平不匹配的问题。该问题源于数字企业享有用户无偿的数字劳动和具备网络效应而获得超额收益,以及数字企业不受传统生产要素约束而拥有更大税收筹划空间。致力于分享企业常规收益的企业所得税对数字经济造成的经济分化和税收不公问题难以有效调整。故而,我国数字税应为数字企业的超额收益税,合理评估数字企业数据收益和垄断利润,从数字经济中汲取税收收入,发挥税法在税收公平和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     

民事裁判的利益平衡思考——以许志欣案为视角

在轰动一时的许志欣案件中,裁判过程无视土地承包人的人力、财力付出及其利益,生搬硬套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成了关键且极具争议的问题.在民事裁判过程,机械适用法律将导致丧失公平、正义的裁判结果,而利益平衡不仅有利于法官进行裁判,弥补法律存在的不足,而且有利于实现诉讼效率和裁判公正,还有利于提高法官的办案水平,有效实现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法官应遵守法律原则、位阶原则与比例原则以及过程展现原则,灵活运用利益平衡,以使当事人利益平衡获得最大化.     

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研究——基于公平与正义视角

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衡量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因子。在目前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是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基本制度保障,但该制度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有效途径,以实现贫困人口卫生保障供给的＂正义和公平＂。在目前新医改的背景下,应重点完善医疗救助政策法规体系、科学界定救助对象、拓宽资金渠道、发挥各医疗救助主体的作用、完善医疗救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衔接。     

生态利益公平分享的法律制度探析

生态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在生态环境中获取的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益处.它由经济价值和生态功能两种利益形态构成.生态利益公平分享的理论依据在于生态资源的公共物品理论、资源社会性理论以及生态正义理论.由于我国不同区域与不同主体发展的差异,以及多元利益实现的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法律制度的构建最能直接保障生态利益的公平分享.通过完善现行的区域补偿制度、生态税制度和自然资源物权制度,为重塑生态利益分享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可能.     

学生权益保护的制度完善——利益平衡的视角

在我国当前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法制体系中,学生权利内容缺失,缺乏系统保护。现实中,学生和学校的冲突频频发生,学生群体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成为社会公众评论的焦点。只有从顶层设计《学生权益保护办法》,以利益平衡为视角,也即教育管理与教育服务的理念平衡、教育行政公权力与学生公民私权利的互动平衡、教育法体系中学生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构建完善的学生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实现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法治化。     

税收与收入公平分配的关联分析

从税收功能角度分析,税收与收入公平分配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从税收实践来看,税收与收入公平分配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性。因此,要不断强化其正相关,弱化其负相关,以实现税收调节收入公平分配的目的。     

基于矫正正义的教育资源公平配置探析

教育公平缺失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完善的制度保障。一部相对完善的制度不仅包含给予每个主体平等的起跑线,更应该关注由于制度设计、个体差异和占有资源等原因引发的结果不公正,并通过矫正性制度设计,确保结果的相对公正。因此,应通过教育资源的二次公平分配和各项制度的跟进,矫正教育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从而逐渐增加弱势者向上流动的机会和途径。而教育资源的配置应通过矫正来补偿因为资源分配不公所造成的结果不公。     

利益平衡原则是土地制度建设的根本原则

我国的土地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某些制度设计不合理,有的领域制度缺失,部分制度实施不力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运用利益平衡原则和方法进行土地制度建设.在土地制度建设中必须坚持利益平衡原则,立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必须树立平衡各方利益的理念,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具体立法时要坚持宪法的指导思想,真正了解社情民意,严格遵循立法程序,适时进行制度创新,做好相关方的利益协调,并注意防止不当利益法制化等不良倾向.     

制度理性与社会公平的实现

探讨社会公平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价值层面,而要回落到现实的社会制度之中,理性的选择是用制度机制逐层实现社会公平。制度理性试图将某种个体行为普遍化为一种一般的行为方式,从而构造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模式。在现代社会,要通过市场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的理性安排来实现社会的交换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体现社会的实质正义。     

生育权的个人所得税法保障——理论逻辑与制度优化

生育权兼具自然权与法定权的双重属性,国家对其负有法定保障义务。现行税法中,个人所得税法最能体现征税权与生育权的张力。理论上,生育权保障与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目标、量能课税原则以及激励功能具有高度契合性。同时,个人所得税法保障生育权应保持必要限度。制度上,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税收利益减让机制存在不足,难以满足生育权保障的现实需要。对此,基于法治理念,可以实行二元可选择的课税单位模式、建立费用扣除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增强专项附加扣除的差异性与精细化、以需求为导向设置特定税收优惠,为生育权的实现提供坚实保障。     

数字服务税开征的正当性及其思路——基于互联网反垄断视角的考察

传统税法适用于互联网行业时,在税收管辖权、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等方面呈现低兼容性,税收征管也易遇到技术难题。这使得互联网企业较之实体企业能享受更为有利的税制环境,“头部企业”所获益处更为突出,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互联网行业垄断的形成和发展。对既有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规则有针对性地进行修补,能部分缓解前述困境但无法治本,数字服务税因而成为一个可能的选项。针对数字服务征税,具有可税性基础。在具体设计规则时,要将促进三个维度的公平竞争作为重要目标,据此来考量相关制度安排。     

城市更新的法治逻辑：利益平衡与程序构造

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我国城市更新政策的本土化实践,尚未进入全面的法治化轨道。城市更新存在着复杂利益难以调和与社区居民权益保障不足,这共同构成了城市更新的“法治赤字”。城市更新的争议根源在于不同类型的权利冲突。在具体场景中判断社区居民各类利益诉求的重要性可以实现对复杂空间利益的权利化证成,进而确认相关利益得以进入法律的保护范围。城市更新需要引入分配行政理论,行政机关应当打造以利益汇集为核心的正当程序,构建区分化的程序机制,推进利益相关者的互相信任。在利益分配程序中,行政机关应当以权利的抽象重要性为判断标准,运用比例原则的分析方法,坚持受益者出资原则,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补偿与运营,履行住宅权保障的国家给付义务,从而实现社区空间利益分配的再平衡。     

利益相关者的产权与控制权配置——企业资产结构的视角

企业经营过程中会涉及产权和控制权的配置问题,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企业所有者)、债权人、经营者等,在企业产权和控制权配置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根据企业资本结构,企业产权配置体现在所有者跟债权人之间的配置。企业控制权是指脱离于股东所有权而形成的经济性权利,各个利益相关者利用自己投入的专用性资产而获得了企业的控制权,通过控制权参与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来实现自己的产权收益。企业资本结构揭示了企业人力资源配置所反映的企业各种资源供给者,在同一利益共同体下的控制权配置结果,其信息含义在于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如何分配。     

论中国的房地产正义与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构建

中国的房地产正义建基于社会主义分配正义原则之上,其核心内涵是"居者居其屋",即社会成员的基本居住权利得到实现.目前在中国实现房地产正义的根本途径是通过更优的住房保障制度安排,使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居住权利得到保障.当前,中国住房保障体系存在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要有效化解这些问题必须尝试重构一个更为完善的分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而完善公共租赁住房制度是现阶段重构中国住房保障体系,实现房地产正义的理性选择与核心环节.     

分配的交易费用与制度供求——兼论公平分配制度的建立

根据康芒斯交易一般化的定义,分配也是一种交易、也有交易费用,分配的交易费用制约着分配制度的运行.公平的分配制度受到交易费用、非专利特征、资产专用性的制约,具有稀缺性.从公平分配制度的需求和供给来看,外部效益的存在是导致公平的分配制度需求的决定性因素,而既有分配制度的路径锁定是阻碍公平分配制度供给的重要因素.应从突破当前公平缺失的分配制度的路径依赖入手,改变既有利益分配格局,同宪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非正式约束等三方面一起实现公平分配制度的供给.     

社会的公平与效率:基于收入分配视角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特征的我国经济转轨已经进行了2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财富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主化进程也在逐步加快.但是,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了,新的平衡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公平问题也空前地凸现出来,并且集中地反映在居民收入分配领域.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虽然还没有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但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这就将社会成员是否合理地分担经济转轨的成本、是否公平地分配改革成果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本文正是以居民个人收入分配为切入点,通过对经济转轨中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考察,全面解读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强调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遏制贫富差距的论述.     

股东利益的冲突与平衡--以有限责任公司为视角

有限责任公司大股东往往会利用持股比例的优势,滥用资本多数决的权利,控制公司管理和经营事务,损害小股东的权益。法律应当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司法干预与公司自治之间寻求平衡,建立有效的机制协调股东权益冲突,平衡其利益,促进公司的有效运行,实现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