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变迁与机制创新——对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考察与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新时期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新变化,涌现出不少新做法。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农村基层治理由传统村(居)支部书记和主任二元主体发展为多元主体,形成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和党的领导力增强双重结构。农村基层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后,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党组织、村(居)委会、行政(综合)服务中心(站)、经济(联)社、社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职责更为明晰,共同协调推进基层治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由"权力型"政党转为"服务型"政党,农村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服务日益专业化、职业化,村(居)经济组织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和网络平台运营监管集体经济,社会组织形成"合力"新机制,发挥"乡贤"等传统政治资源在现代化转型和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新经验为实现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创新、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路借鉴。     

论乡村治理中的资源耗散结构

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来说,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资源耗散结构的形成与约束,始终是国家政权建设和完善基层治理体制绕不开的问题。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并随后大规模向农村输入资源,但一个新的资源耗散结构的形成,蚕食了国家输入的各项资源,使乡村治理陷入新一轮困境。要完善基层治理体制,实现国家与基层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关键在于改变资源输入体制、激发村民自治活力、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村中间阶层、增强基层社会自主性。     

社区治理中的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差异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外部资源的开发和输入会出现基层群众主体性塑造与缺失的差异、基层社会资本增加与消解的差异、主体间合作与冲突的差异、社区治理持续与夭折的差异,根源在于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的差异性。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会导致资源阻碍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非均衡产品结构—“假参与”的消极行动者—人力资本无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传递,营造了“等靠要”和“即时消费”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躺平者”,基层社会陷入资源耗尽和治理效能递减状态。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会产生资源促进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均衡产品结构—“充分参与”的积极行动者—人力资本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传递,营造了“再学习”和“再生产”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冲浪者”,基层社会步入人力资本再生、物的资源汇集和治理效能递增状态。     

资源下乡背景下城乡基层治理的四个命题

进入新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国家与群众的关系发生重大调整,这集中表现在取消农业税费以后,国家不断增加对基层的资源输入,强化对群众的服务而弱化了对群众的组织。与此同时,国家提出实现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不断尝试和探索新的治理方式以提高治理效能,其中最典型的是追求精准治理,推动治理行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严格治理体系内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考核。基层治理环境和基层干部的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基层治理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严格管理之下的唯上行为与形式主义、群众依赖性的增长和自治能力的弱化、治理资源的浪费及治理资源向治理能力转化的困难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当前阶段的城乡基层治理尤其需要关注四个话题：一是资源下乡与规范下乡的关系,二是基层精准治理手段与目标之间的悖论,三是基层治理如何组织群众的问题,四是基层干部的角色定位。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创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基层,重点在基层,创新也在基层。改革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从整体上进行推进。形成党领导下多方参与、互动协作、共同治理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实现民心在基层凝聚,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切实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从"理念"到"实践"的转换。这对于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网格化管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逻辑与实践特征——基于N市Q区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兴起的网格化管理完善和优化了我国以社区制为核心的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基层的政治社会结构,形塑了秩序整合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和市场间的关系及其制度与组织表现形式。它通过划分网格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下沉党政资源的同时激发了社会和市场资源。网格化管理构建起了一种刚性与弹性并济的目标责任制,并通过考核评定来保障其有效实施。此外,网格化管理还创新了基层党政组织的运作方式,增强了党政系统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回应与满足,从而有利于秩序稳定。但网格化管理也表现出了"科层化"倾向和"压力型体制"的特征,导致了国家的"内部分化"以及国家与基层社会联结的"非均衡性"与"不稳定性"。这使基层政府无限承担了社会治理责任,却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时制造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     

虚拟公共空间对基层治权的重塑——基于A镇实证调研

虚拟公共空间是数字信息技术造就的全新社会交往空间。自由、多元、便捷的虚拟交互技术正全面嵌入社会生活基础领域，解构传统社会秩序，推动基层治理结构转变。虚拟公共空间带来大量信息“孔洞”、促使公共话语权利体系重组、推动基层社会资源供给多元化。在虚拟公共空间的作用下，基层治理模式正趋向于多中心治理结构。在新治理结构中，社会信息传播更为分散，公共决策主体多元，政策实施由基层治权与社会主体共同承担。在治理技术层面，虚拟公共空间成为基层治权勾连各方的重要手段；在治理观念层面，平等尊重、交往互动、重视规则等理念逐渐为基层治权所吸收。但是，虚拟公共空间尚未生成完善的规则体系，存在共识危机以及非理性交往蔓延等问题。只有构建完善的虚拟公共空间行为规则，才能充分发挥虚拟公共空间正向作用，提高基层治理效率与效果，推动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构建——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

媒体融合发展形成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正深刻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从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入手，探寻二者内在关系耦合机制可以发现，融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相互耦合过程，将推动公众参与的组织性耦合、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耦合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网络耦合。融媒体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调适过程会形成新的个体行为模式、组织结构与社会资源。由此，需要融媒体参与下的关系协同、制度协同与资源协同的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从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农村选举中的资源竞争与制度供给

当前一些地区的村委会选举中发生各种违规行为,甚至出现严重的暴力冲突事件。要分析其中的关键因素,可以从建立理论框架着手,依据共有资源竞争与制度供给相关理论,结合我国农村地区在取消农业税之后的治理结构现状,对村集体资源的竞争在何种情况下可能出现"失序",并进而导致暴力和冲突的发生进行分析。集体资源的收益大小会显著影响选举冲突的发生及其激烈程度;但其背后的关键作用机制,则是制度供给不足导致的基层治理能力弱化。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需要鼓励乡镇一级基层政府更多地承担监管责任外,也应加强村庄内部的决策参与机制建设。     

漩涡空间:非正式关系与科层制关系研究

当今中国,非正式关系已经广泛渗透到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正式组织和科层体系之中,利用非正式的关系网络来获取资源和权力,已经成为基层政府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本文对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和再建构,提出基层政府运行中的"漩涡空间",力求呈现治理结构中非正式关系与科层制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结合"漩涡空间"传统与现代性并存、横向开放及纵向紧缩三个特征,寻求非正式关系与科层制两者之间的关系平衡,以有助于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     

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以N市Q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我国基层政府自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城市社会治理变革。它延长了治理链条、下沉并整合了治理资源,加强了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构建了服务与管理并重的治理体系。一些地方还引入数字信息技术,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但网格化管理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如下非预期后果。"技术化"治理强调治理形式可能偏离目标实质;"科层化"的组织结构增加了治理的复杂程度;治理的"行政化"制约了社区社会资本生成;"选择性执行"行为导致了治理目标的不完全实现;"目标导向"下存有治理手段运用不当的风险;"网格泛化"则模糊了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边界、致其权责不清。避免网格化管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要改变社会治理由政府主导并无限承担责任的体制特征,在基层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良性互动、相互制衡、彼此增能的制度性权力关系。     

论新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趋向

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向,如"能人治村"、"大学生村官"、"一肩挑"设置和"三资代理"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的基层治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治"扩大的过程.在村民自治程度逐步提高的同时,党和政府也在不断地改进对基层自治组织的监督与管理.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的一系列新趋向表明,农村治理正在由原来的"村民自治"走向政府与村民的"合作治理".     

“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模式

"村转居"社区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独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它已成为承接各类新增城市人口的重要空间。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这类社区在居民特征、治理需求、治理资源、治理传统等方面,与原来的农村社区以及成熟的城市社区都有鲜明的差异,因此,其治理模式的选择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自治为主"、"管治为主"和"共治为主"都是可能的选项,其中治理传统的继承水平和社区重建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转居"社区的具体治理模式。     

村民自治的转型动力与治理机制——以成都“村民议事会”为例

村民自治嵌入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并适应着国家治理的转型。税费改革以前,村民自治具有突出选举的实践倾向,承载着基层政治民主化的期许。面对税费改革以来村民自治陷入的困境,四川省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核心的实践探索开辟了一条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有效结合的路径,从而推动村民自治由选举向治理的转型。基于"成都模式"的启示,地方政府应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调动农民参与,实现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共赢,这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     

多维互动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行为研究

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既有研究主要探讨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而对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的秩序与活力的关注还不够。基于案例实践研究发现,与单向度治理、双向互动相比,多维互动治理注重善治导向,积极统合资源维度、治理维度和改革维度,呈现出新的治理范式。它以集成式治理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以协同化治理有效破除基层社会的条块梗阻,以参与式治理充分激发主体活力和动力,从而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简约高效治理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多维互动治理注重变化社会中的治理资源链接、治理结构优化和主体力量调配,突出以线上线下交互联动,折射出新的治理场域中相关要素的多样化组合与积极互动行为,进而为如何以治理创新推动基层善治提供借鉴。     

论我国的扶贫治理:基于扶贫资源瞄准和传递的分析

虽然我国扶贫瞄准单元经历了从县到村再到户的不断精确转变,但是在实际上,扶贫资源瞄准偏离的困境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一方面,扶贫资源瞄准与传递背后的治理和管理机制容易造成资源的使用与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相脱离;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和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往往导致"精英捕获",以上两个原因使我国扶贫瞄准机制面临治理困境。     

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行动障碍与突破策略——基于S市G区F街道数字治理创新实践的参与式观察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城市基层治理主体开始了数字治理的行动探索。数字技术的技术优势与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并不必然实现对城市基层治理行动的赋能。通过对S市G区F街道数字治理创新实践的参与式观察,发现必须在城市基层治理行动中形成技术系统与治理系统的互嵌耦合,才能够实现数字技术的赋能效用。目前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行动效能并没有充分呈现数字技术的技术优势和城市基层治理的治理优势,存在着多重行动障碍。基于技术-治理双向互动的分析框架,城市数字治理行动效能障碍的根源,可以归结为数字技术与治理机制的“脱嵌”所造成的城市基层精细化治理与精准化服务的价值偏差、目标偏向、结构失衡。对此,城市基层数字治理行动应在主体、结构、过程、规范、资源五个方面确立技术-治理互嵌耦合的行动策略,促成技术要素与治理要素的正向耦合,均衡推进城市基层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进而实现数字技术对城市基层治理的赋能,不断满足城市居民美好生活需要。     

我国70年城市基层治理的历程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经历了起步探索、社区建设和现代化治理三个阶段的改革,对社会结构的平衡机制作出了重大调整。社会组织化方式从"单位-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社会组织得到长足的发展,基层党组织也呈现出再组织化的趋势;治理模式从总体性治理向一定程度上的权宜性治理转变;治理结构从一元治理结构向多元治理结构转变;治理方式从单向管制变为协同治理。尽管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取得了众多突破,新时代的治理现代化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今后在建立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整合机制、强化党建引领,以及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完善。     

文化转型视角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

社区文化治理体系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议题,建立健全社区文化涵养体制机制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基于文化转型理论视角,以N市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为例,考察文化强国战略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送文化"与"种文化"导致的基层社区文化供需结构失衡是文化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因,L社区通过积极开展文化阵地建设营造新型社会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大力培育文化志愿服务创新文化营造的社会协同机制,通过有序引导多维主体共治实现社区文化营造的共建共享机制.因此,从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的主体、规则、效能三重逻辑,以及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实践经验来看,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必须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送种并举",又必须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强化政府统筹和行政规划.另外,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亟待整合多元化社会资源,强化基层社区文化治理合力效应,提升文化治理效能.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