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与孤寂:迷失的存在——论中国现代市镇小说叙事之“异化”现象

中国现代市镇小说里有大量关于“异化”现象的叙述,从文化、制度、金钱、权力、道德等方面来揭示人所处的非正常状态.“异化”是对扭曲、变形的现实的表征,是对非正常现象的揭蔽,也是对当时某种社会现实的折射和对人的存在现状的深度表达,因此,“异化”是具有丰富复杂的社会内涵的.作家通过“异化”叙述来再现了人所处的孤寂无助、恐惧绝望的生存状态,表达了对社会现象、时政弊端的揭露与批判.     

论法国商业品牌汉译名称中的“忠实”与“超越”现象

法国商业品牌的翻译较之文学翻译、技术翻译、贸易翻译是独特而耐人寻味的.要尊重原文的发音、含义,做到"忠实",又要以别致、独特的译法使产品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促进消费,做到"超越"原文.本文将以一些法国商业品牌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译名为例,探讨普遍存在于商业品牌翻译中的"忠实"与"超越"现象.     

“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

“宋代经济革命说”是国际中国史坛上最流行的成说之一 ,本文彻底否定了这种观点。文章指出 ,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 ,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 ,首先应表现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 ,但从经济成长方式看 ,宋代江南虽有若干重要进步 ,但并没有出现可以称为“革命”的重大变化。因此 ,“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一个“虚像”而已。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是方法论 ,主要表现为“选精法”和“集粹法” ,这两种方法的主要错误都在于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现象加以普遍化 ,从而使之丧失了真实性。因此 ,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 ,是今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当务之急。     

《荷塘月色》与中国文人的“江南情结”——读杨朴《美人幻梦的置换变形》一文之商榷

《荷塘月色》清楚地显露出作者以向往江南为指归的情感过程。这样一种情感过程直与中国历代文士视江南中国为精神故乡的“江南情结”相承续。因有对江南中国山水的前期涵泳与爱赏,因有禀承于中国历代文士“江南情结”的精神影响,由南入北的朱自清写下了“令我到底惦着江南”的名篇《荷塘月色》。而杨朴的文章则未能从整体上把握住《荷塘月色》的内在情路,过度使用了一些不符合文本实际的观念对文本予以了错误的解读。     

消费主义、欲望生产与“世俗中国图景”——冯小刚商业电影的文化阐释

冯小刚的商业电影遵循了当代消费文化逻辑,切入了城市新贵的社会和个人心理,表达了消费主体的欲望和梦想。冯氏电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表现出了消费文化视域下的世俗中国形象,如实地透射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冯氏电影通过对光怪陆离的当代中国都市地理的描摹,通过对追求当下快感与艺术化生活趣味的当代城市新兴阶层的书写,通过对消费主义的"仪式景观"的呈现,演绎了后现代的都市景观,塑造了新兴的消费主体形象,表达了以欲望为指向的消费文化取向,构建了消费文化视域中的世俗中国图景。     

娱乐、商业与民族主义——以1930年“辱华”电影《不怕死》引起的纷争为中心

1930年,一部名为《不怕死》的美国影片在上海租界放映;未久,就因内容辱华而遭到抵制,民族主义情绪激荡起的斥责之声纷纷指向影院及影片。商人在民族主义大潮中处境尴尬,但举动并非消极。他们左窥右探,一面极力规避着民族主义运动带来的风险,一面又巧妙的因势利导,回应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大潮之下,政府亦积极介入,它意欲引导民族主义运动,当然有其目的与指向,但以利用一言而概之或失同情。在时代激荡的大环境下,政府的理性与因民族主义而起的激情相互交融,故其行动亦在如此混沌、复杂的情感中展开。与此同时,那些疏离民族主义运动大潮、只想在影院开怀大笑一场的民众,多被指斥为麻木不仁。舆论对民众的指责,一方面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多歧性,一方面也表征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压迫性。     

人口问题“外卷化”与人口管理综合配套改革——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中的“大人口”体制创设

在转型加速期,我国人口问题正日益呈现出"外卷化"的特征和趋势。人口问题正不断地和社会生活中的其它要素联动,而使人口问题从数量问题转化为综合问题,从暂时问题转化为历时问题,从地方问题转化为全局问题。面对人口问题的"外卷化",当前存在着认知、体制、规划等多方面的滞后性。对此,应当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需要进一步优化人口管理部门的事权配置,在条件合适时推动建立国家人口管理委员会或国家人口管理总局;赋予并发挥人口管理部门在政策决策和执行中的综合性、统筹性功能;把人口管理配套改革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全国建立"全国人口管理配套改革试验区"以进行政策试验和点的突破。由此,以在我国逐步推进形成"大人口"的思路关怀及"大人口"的体制创设。     

自由共道文人笔——90年代思想史中的“道学”与“儒林”

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而且我也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会被救亡所压倒、被学术所冲淡。——王元化     

“后设伦理”如何可能——电子角色扮演游戏中的伦理与历史

栖居于世,人们总会被分配到角色。在电子角色扮演游戏中,社会分工及社会伦理仍然存在,甚至成为卖点。社会分工、生产或成为更好的自我与游戏似乎关联不大,但为什么这些要素能被“收编”,并成为游戏体验的关键?从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的角度来看,游戏是另一维的现实,其中的后设伦理是现实的延伸。从联机/单机角色扮演游戏的角度来看,后设伦理通过拟态来遮蔽其四维本性,模拟三维时空的变化与发展;通过戏仿加强现实伦理的正反馈,“豁免”其中的负反馈,或是通过刻意剥夺玩家的“豁免”权来对玩家进行询唤。在这三重两类意义上,可以理解游戏中后设伦理的必要性。由此进一步反观现实,意识到“化性起伪”“必也正名”以及“史笔”的力量之所在。     

江南大众娱乐文化与明清通俗小说的崛起——兼论明代通俗小说史“近两百年空白”一说

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诞生之后,通俗小说史是否存在着近200年的空白？中国古代文学何以在明代后期迎来通俗小说的时代？对此,人言言殊,莫衷一是.本文从大众娱乐文化视角,探讨了明清通俗小说大众娱乐文化商品的属性,认为作为小说商品,明代前中期根本不曾存在什么“空白”;而作为小说文本创作,就创作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之后,的确出现了较长时段的断档.通俗小说时代姗姗来迟,恰与通俗小说作为大众娱乐休闲文化商品消费时代的迟到直接相关.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论基层司法中的脸面与法律——基于“炕上开庭,依法收贷”案的再分析

通过对中国法学领域里的一项个案——炕上开庭,依法收贷案的再分析,揭示司法过程中脸面与法律的运作,论证了当下中国乡土社会司法与古代基层司法的同质性,即脸、面子、法律对应了理、情、法。由此说明,中国的法治化必须理性地运用本土资源,顺应时势来建构适合社会需要的正式制度,并引导非正式制度良性发展。     

“阶级大众”的话语营构和文学书写——30年代文学论争与创作中的“大众”身份建构

继五四启蒙模式之后,中国社会选择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手段,建立民族国家的新方案,无产"大众"成为解放的主要对象和革命主力军。文学要参与社会发展的新路向设计,就要承载社会革命和解放大众的使命,教育引导大众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当时的文学论争中,左翼作家批判否定了"大众"认识和界定的多样性,营构了"大众"的无产阶级内涵。在"写大众"的文本中,作家依循无产阶级革命理念,将阶级"大众"叙述为社会变革的新主体。话语论争、理论引导和作家叙述共同建构了"阶级大众"的合法身份。     

雅努斯的追问——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1946年,平野谦以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战争责任问题为切入点,以臆想出的事实为基础,对左翼文学阵营发起了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应与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解散前后的转向问题,及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整体性评价相结合进行关联性考察,据此方可揭示其思想根源。平野谦的左翼批判继承了龟井胜一郎在1930年代中期的基本立场,反对“目的-手段”二元论和文学的“政治主义”。战后初期,这一从思想到路线层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批判性回顾,旨在否认因战时抵抗而在战后初期占据道德优势的左翼文学阵营对战后日本文学领导权的独占。在此进程中,战争责任问题在平野谦明确的目的论指向下迅速形骸化,并在“政治与文学”论争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机能。     

统一战线抑或兄弟阋墙——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再论

在战后初期中野重治与《近代文学》同人平野谦、荒正人之间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的论争中,论战双方都试图借壳于战争责任问题,试图超越战争、在较长时段中考察自我与论敌的历史位相,并以历史正确者之名提出自我主张。平野将对责任问题上溯至1934年,以人性之名,经由转向问题转化为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路线的批判,据此否认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阵营无反思的再起及其文坛领导权的一元化独占;中野所代表的新日本文学会则将战争问题转化成了革命议题,意图将异己者视为反动势力并从革命阵营中予以排除,战争责任问题在双方各自的算计中迅速空洞化。实际上,在多重意义上,1946年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都与1930年代前半期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存在着诸多显见的思想继承关系。战败之初,新日本文学会并非没有表现出对战前道路的省思和战后文学跨阵营联合的意愿,然而,一方面缺乏将其落实的现实方案,另一方面,伴随着论争的展开,双方过剩的情绪、主观臆测架空了原理性思考,最终渐行渐远亦是必然。     

村干部管理改革中的行政嵌入与镇村关系调试——基于和镇“千分制”考核制度实施过程的分析

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以和镇“千分制”考核制度建设为例,解析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实践逻辑。考核旨在强化政府对村级行政控制权,推进村干部队伍的规范化与精准管理,通过建立以目标考核责任制、打卡坐班制、绩效工资制和职务任免制等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促使村干部转变为准行政官僚并开启制度替代人情进程,镇村日益形成“发号施令者—执行者”、“检查验收者—被检查者”的去人缘化刚性关系。但当制度规则因突破人情规则而导致镇村关系出现裂痕时,为维持彼此关系稳定并推动任务完成,乡镇政府开始有限度地退让,通过共谋或默许的方式对考核政策予以变通,为人情规则创设生存空间。检查者和被检查者间的共谋现象表明,乡镇政府遵循着实用工具主义的任务完成逻辑,并非完全以发现被检查者的问题为目标,而是将检查作为督促和控制的手段推进任务落实。     

城乡统筹中的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模式创新——湖北罗田“法务前沿工程”的经验与反思

农村基层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遇到的法律问题与日俱增,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机构的职能弱化问题日益凸显,给传统农村基层司法行政管理模式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应改变原有管理观念、管理体制及管理方式,促进传统农村基层司法行政向以主动介入、部门联动和社会参与为特色的新型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模式转变。当前,可以村(居)自治组织为依托,通过搭建村(居)一级工作平台,吸纳、整合多方力量,促使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将法制宣传教育、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帮教安置、法律维权等多项职能延伸到最基层的村、组和社区,形成多方参与、共同作用的农村基层司法行政综合服务体系。为此,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机构的职能延伸范围以及村(居)法务组织的职能内容、自治性质、资金支持等问题,从而保障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模式创新的合法性,促进村(居)法务组织在承接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职能的轨道上实现自身的独特性、独立性、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