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县域多维贫困地理识别及空间分布格局

准确识别贫困区域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是落实精准扶贫政策,提高农村扶贫质量和效率的关键。以福建省县域为研究对象,运用脆弱性-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福建省县域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识别福建省贫困县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并对识别出的多维贫困县进行类型划分。研究发现:(1)福建省67个县(市、区)中有27个被识别为多维贫困县,识别出的多维贫困县的空间分布集聚特征显著,集中分布在闽西和闽北的山地和丘陵地区;(2)识别出的多维贫困县被划分为金融基建兼缺型、基础建设缺乏型、人力基建兼缺型、生计途径缺乏型、发展条件缺乏型等5种类型。据此,提出相应的建议:(1)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区域进行有效瞄准;(2)根据农户具体的生计资本情况采取差异性扶贫措施,以更好地落实以县域为基础的扶贫工作,为精准扶贫开发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与减贫对策分析

本文使用K-means聚类方法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聚类,并进一步分析了特殊类型贫困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类型结构。分析结果表明,贫困类型的分布呈现了扶贫对象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各种贫困类型的不同特点和区域分布上的差异从一个视角揭示了收入差距特别是贫困程度差异化的来源。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特征和贫困人口比重都要比老区和边境县地区更加突出,而这些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和性质,尤其需要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背后的形成机制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便提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因地制宜的扶贫开发措施。连片特困地区的主导贫困类型各不相同,意味着片区扶贫开发需要具有片区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尽管聚类分析只是一种探索性分析,但是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仍然为我们定义各种贫困的类型、以及它们在不同区域或特定区域划分之间的内部分布结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并将为进一步的统计推断分析提供基础。     

福建省农村扶贫开发历程及前瞻

福建省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经历了广义扶贫阶段、制度变革扶贫阶段、开发式扶贫阶段、扶贫到户模式阶段,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扶贫战略应进行相应调整。在回顾和总结福建省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历程的基础上,指出农民素质偏低是导致农村贫困的核心因素,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是制约农民素质提升、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提出今后的扶贫模式应逐步由从物质投入为主向人力资本投入为重点与核心的方向过渡,通过教育投资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通过培训投资使农民依靠农业现代化增收致富、提高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通过健康投资减少因病致贫现象的发生,通过迁移投资完善交通设施、改进就业信息渠道,降级劳动力流动成本。     

基于包容性绿色发展视域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路径转向研究

基于旅游开发——贫困减缓——平等参与——生态保护四维关系,分析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禀赋特征和发展特点,认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面临边疆贫困、民族贫困、生态脆弱区贫困的三重约束,从地理位置看处于偏离发展中心的边缘区,从生态位看属于生态脆弱区和生态多样性保护区,从经济发展位看为贫困度较深的弱后欠发达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作为该区域减贫脱困的重要方式必须权衡这些关系和问题,并提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应走包容性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精准旅游扶贫,推进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机会的均等化,制度增权于贫困人口,保护生态环境。     

新世纪四川民族地区反贫困的绩效评价

新世纪以来四川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为指导,通过实施整村推进、劳务扶贫、产业扶贫、安居扶贫、易地开发扶贫、小额信贷扶贫、以工代赈等扶贫政策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发生率降低;贫困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逐渐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规模扩大;农民医疗条件及健康状况逐步改善。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时空演化——基于110个少数民族贫困县的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利用GIS对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结构进行了刻画和分析,运用2000-2010年110个少数民族贫困县的面板数据构建的贫困综合指数,对贫困的动态特征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表明：（1）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空间分布呈现出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区和民族地区高度重叠的特征;（2）贫困重灾区和贫困重度区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和四川的边界地带;（3）2000年以来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贫困度在总体上得到了很大缓解,但诸如粮食等关系到民生问题的领域仍存在发展瓶颈。     

中国农村贫困的地区聚类分析——兼论分地区反贫政策选择

到１９９８年底，我国尚有农村极端贫困人口４２００余万，广泛分布在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由于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农村贫困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上海市郊农村基本消灭贫困，而西部不少省份农村贫困发生率仍高达１０％以上。同时，各地区的贫困分布形式与致贫原因也不一样。如何客观地划分地区类型，以便更好地度量地区间贫困的差异，寻找贫困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反贫政策？为此，我们利用１９９８年全国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根据贫困人口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特征值，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全国农村贫困进行地区分类研究，并据…     

2003年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1763万

据对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扶贫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显示,2003年扶贫重点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1763万人,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60.8％。农村低收入人口2946万人,占全国农村低收入人口的52.4％。绝对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口合计为4709万人,占全国同类人口的55.3％。 一、绝对贫困发生率8.9％。2003年扶贫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比上年略有增加,贫困发生率反弹0.1个百分点,比全国高5.8个百分点。 2003年中部地区扶贫重点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增加35.4万人,西部地区减少24.7万人。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扶贫重点县     

插花贫困地区村庄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分析

贫困人口分布区域的差异性以及精准扶贫以项目进村和措施到户为核心和亮点,决定了对精准扶贫研究时必须强调研究区域的类型性以及注重对村庄不同主体心态的分析。基于课题组2016年3月在武汉市H区Q村搜集的精准扶贫经验材料,重点分析了插花贫困地区村庄中的贫困户、普通农户、村民代表及党员、富人、村干部、驻村干部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及其原因,并提出要通过政策完善或实践工作来科学引导村庄不同主体共同努力解决贫困户问题,即明晰精准扶贫的定位,改革和完善精准识别和考核机制,健全精准扶贫监督机制,多方面完善精准帮扶机制并发挥“能人效应”。     

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基于新疆 2001-2015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全国贫困人口多集中于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扶贫一直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及难点, 脱贫攻坚是决胜全面小康的现实需求更是战略举措。研究基于2001-2015年的地区级面板数据, 利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 考察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减缓贫困间的非线性空间联系, 估计了教育财政支出减缓贫困中的空间溢出效应, 并探讨了减贫过程中的门槛特征, 稳固民族地区可持续减贫的理念。研究发现:教育财政支出对于贫困减缓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 说明了教育财政支出强度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原因; 各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对于减贫的作用差异显著, 存在门槛效应。     

对农民贫困的再认识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考察政策分配对农民经济收入的影响 ,不仅能够揭示农民在分配体系和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而且能够揭示农民经济贫困的又一深层次的原因     

市场化金融扶贫:精准扶贫下的机遇与挑战

金融扶贫是扶贫体系的重要组成,同时也被寄予了很高的政策期望。然而,在市场不健全及政府干预两方面作用下,金融机构的市场扶贫机制无法有效发挥结合已有文献分析后发现,精准扶贫中的精准识别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但识别难题、政府干预的路径依赖及创新不足等问题则限制了金融机构市场化扶贫的可能。对此,应重新考量金融机构在扶贫中的作用,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利用精准识别的外部性。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三

产业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主要脱贫模式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模式,认为我国产业扶贫实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产业趋同、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绿色生态保护有限、风险抵抗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深入阐释精准扶贫方略和产业扶贫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及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实践的新要求后,指出了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及研究、通过绩效考核有效监督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的产业扶贫实践优化路径。     

我国当前贫困问题探讨

过去 2 0年 ,我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的国家 ,但缓解和消除贫困仍是我国相当长时期的历史任务。自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两个转变” ,在新的经济体制和社会背景下 ,贫困问题有了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消除绝对贫困 ,缓解相对贫困 ,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 ,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是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生态扶贫:生态文明视域下精准扶贫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扶贫开发也进入了“精准扶贫”新阶段,在此背景下生态扶贫就成为了精准扶贫的必然选择。推进生态扶贫必须建立生态建设与保护、培育生态产业、完善生态补偿的运行机制,同时,要构建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和贫困户参与的新型合作关系。要把对生态贫困的主体性、情境性、中介性等要素的干预作为有效推进生态扶贫的基本途径。     

少数民族文化致贫与贫困文化后果研究

文化致贫作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致贫的原因之一,具有多样性、长期性、致贫惯性等特点,是反贫困的难题。由于文化致贫原因各不相同,多样性文化在贫困领域也表现为贫困原因的多样性,因此制定多样化的经济发展策略对多样性文化在减贫中所起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分析文化致贫原因需注意四个问题:1.不应将传统文化中一些致贫因子作为社会的信仰、规范、价值观和态度来判断一个民族或个体的道德行为;2.针对传统文化中致贫因子的惯性发展,反贫困策略可能失效并出现大面积的反贫困失败;3.由于贫困群体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长期认可和适应,其诉求与外界所提供的帮助呈现信息不对称;4.多样性文化中有些文化特征具有公共性特点。少数民族群体贫困及其贫困文化后果既可能对个人也可能对整个民族形成影响;贫困造成的文化后果有自我延续及叠加,更严重的是因贫困形成的反抗性文化会导致与其他民族、族群或族裔保持距离,并对社会和谐发展产生障碍。文化致贫的反贫困行动是一项长期策略,除关注物质贫困外,还需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从物质财富以外的领域来改变生存、生活境况。     

失地农民贫困问题对策研究

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应针对贫困的原因,创新思维,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局出发,以完整体系的制度安排对应并在各方利益均衡的前提下,实现政府与失地农民的双赢.逐步建立公平参与、政府规划内的再就业培训、完善征地制度、多元化的就业安置和普惠的社会保障"五位一体" 的新模式,使他们在安置再发展中享受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明幸福.     

论民族地区的贫困与反贫困

本文分析了民族贫困地区贫困的原因和民族地区反贫困的特殊战略意义，提出了区域性瞄准和人群瞄准的双目标反贫困战略，并提出以人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为重点的战略措施